1896年，在皮耶德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的提倡與組織下，第一屆奧運在雅典盛大舉辦，但在可能參加的14個國家、約245人的參賽選手中，卻沒有任何一名女性選手。皮耶德古柏坦一直以來都反對女性參加奧運，也曾公開表示：「婦女既不具有社會性，也不具有參加體育運動的自然性。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女性參加奧運是不切實際、無趣、笨拙且不合適的。」
直到124年後的今天，2024年巴黎奧運即將揭開序幕之際，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也正式宣布，男女參賽選手首次達到50：50的平衡，成為歷史上性別最平等的一屆奧運。
但是，人數的平衡就等於性別的平等嗎？
不讓女性參加奧運，那就自己辦一個
1922年8月20日，那一天，所有站在體育場上的參賽者都是女性。
當時年僅38歲的愛麗絲米利亞（Alice Milliat），站在台上歡迎所有優秀的女性運動員來到法國，而她以宏亮的聲音說著，
「我在此宣布第一屆女子奧運，正式開幕。」
來自美國、英國、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法國等國家的77名選手，挑戰包括短跑、跨欄、跳高、跳遠、鉛球等11個田徑項目。現場吸引了2萬名觀眾，而他們也親眼目睹了18項世界紀錄的誕生。
米利亞之所以會舉辦這場女子奧運，起因於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與世界田徑總會，拒絕讓女性選手參加1924年巴黎奧運的田徑項目，
「既然奧委會不同意讓女性選手『全面』參加奧運，我們就自己舉辦自己的奧運。」
雖然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一點也不在意這場女子奧運的結果，但他們仍十分介意米利亞擅自使用「奧林匹克」一詞，因此在雙方協議之下，米利亞同意將女子奧運改成女子世界運動會（Women's World Games），而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奧運也首次設立女子田徑比賽，但也僅於五個項目。
直到八年後，1936年柏林奧運上，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才最終同意將所有女子田徑項目納入奧運，也標示著性別平等新時代的開始。
我是奧運選手，我也是母親
過去的女性爭取了屬於當時的女性平等，如今這些職業的女運動員，卻也同樣面臨屬於女性的困境。
曾經五度征戰奧運田徑場的艾麗森菲利克斯（Allyson Felix），以7金3銀1銅成為擁有最多奧運獎牌的女子田徑選手。但在2019年，艾麗森曾控訴其贊助商Nike，重新擬定的新合約的贊助金額大幅縮水，只因她在合約期間「懷孕」，
「我不希望任何女性覺得，她們必須在職業和母親之間做出選擇，更不希望她們不得不隱藏自己將新生命帶到這個世界上的事實。」
選手村首次開設托兒所
2024年的巴黎奧運，是艾麗森首次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正式成員」而非選手的身分參加的一次奧運，而她也宣布與嬰幼兒品牌合作，在選手村開設托兒所，讓有孩子的選手可以安心帶自己的孩子到巴黎參賽，
「這是奧運選手村史上第一間托兒所，但我希望在未來能成為主流，讓運動員知道就算當母親也不是運動生涯的終點。」
女性教練不到十分之一
除了選手村設置的托嬰中心，2024年巴黎奧運在選手性別比例上達到前所未有的平衡，男女選手人數首次達到50:50。然而，場邊教練團隊的性別比例卻呈現另一幅面貌，女性教練的比例僅佔不到十分之一。曾獲6次自行車錦標賽世界冠軍，現為法國教練的瑪麗昂克利涅（Marion Clignet）表示，
「女性要成為教練，最大的阻礙就是『老男孩俱樂部』（ old boy’s club ）。女性需要付出雙倍努力才能被看見，且經常被忽視和被低估。」
2016年里約奧運，當時資深田徑教練安斯博塔（Ans Botha），試圖走向跑道，擁抱打破400公尺世界紀錄、獲得金牌的南非選手瓦伊德范尼凱克 （Wayde van Niekerk ）時，卻馬上被一旁的保全攔住。這是多數女性教練最常遇到的狀況，每個人——從體育場安全人員到其他男性教練——都假設她們是隨隊醫生、母親或其他照顧者，而非專業的教練。
讓電梯下來，讓更多女性擔任管理職
挪威鐵人三項的教練亨利埃特梅羅（Henriette Mero）表示，許多女性運動員希望有女性教練，部分原因是唯有女性教練，才了解女性身體的運作，例如月經週期會影響運動表現，需要調整營養和訓練，一些運動傷害對女性的影響也不同於男性，且女性運動員也更願意向女性教練談論身體狀況或飲食失調問題，
「男性教練對女性教練，甚至是運動員的霸凌、歧視、性騷擾現象非常普遍。但多數的女性都不願發聲，因為她們擔心失去工作。」
2016年里約奧運的女性教練比例為11%、2020年東京奧運則增長到13%，但對多數人來說，這樣的增長比例似乎過於緩慢。現任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妮可霍弗茲（Nicole Hoevertsz），是歷任僅四位女性副主席之一，
「對我來說，重要的是不要只讓電梯上升，而是要讓它下降，讓更多女性能夠進入管理職位。」
為了解決女性教練人數問題，2019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啟動了WISH培訓計劃，旨在培養女性擔任最高水準的教練。迄今為止，已培訓了來自22個運動項目和60個國家的123名女性教練。
穿這樣是為了我的表現，而不是你的視線
女性運動員、教練的數量是一個問題，媒體與大眾看待「她們」的方式，也是至今為人詬病的惡意以及被過度的性化（sexualization）。一直以來，當女性在穿著貼身運動服大幅度跑動時，鏡頭總會刻意對準她們的屁股與身材。
2020年東京奧運，德國女子體操隊顛覆女子體操運動員穿三角體操服的傳統，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包覆性且褲長至腳踝的全身式體操服，德國體操聯合會表示，他們的目的是抵制體育界的性化，以及對女性身體的凝視。
2021年，英國選手奧利維亞布林 （Olivia Breen）也曾在採訪時透露，比賽後有一名女性職員跑來警告自己：「妳的運動短褲太暴露，一點也不合時宜」讓布林感到非常無奈，因為對她來說，她選擇比賽服的唯一考量，只有是否輕便以便讓自己跳得更高、跑得更快，而非成為他人被凝視的目標。
奧利維亞布林事後也在Ｘ平台上表示，
「如果是男性運動員，他們也會受到相同的批評與指教嗎？女性有權穿自己想穿的衣服，而不是一天到尾接受別人的指指點點。」
人數的平衡就等於性別的平等嗎？
「性別平等不應只是數字，而是女性與男性獲得相同的權利和機會。」
當2024巴黎奧運敲鑼打鼓地宣布，奧運終於達到前所未有的平等時，布洛克大學（Brock University）體育管理副教授蜜雪兒唐納利（Michele Donnelly）則認為，男女選手人數達到平衡，雖然是值得慶祝的里程碑，但也不應該過分強調，
「當媒體報導 2024 年巴黎奧運將是首屆性別平等的奧運時，他們在傳播一個有害的訊息，認為性別平等已經實現，且不再需要做任何工作。」
「女性參加奧運已經超過120年，擁有相同數量的運動員以及比賽項目，是我們對平等的最低期望。畢竟現在都2024年了。」對於許多人來說，奧運是在平等的賽場，運行不平等的遊戲，從男性項目多於女性項目、女性教練與裁判的少數、男女參賽條件與服裝的要求，都顯示奧運的平等之路，仍有一大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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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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