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蕉葉與樹的約定》小說家Nakao Eki Pacidal的回家練習
在馬太鞍和太巴塱這一帶的阿美族部落，送別亡者有兩個習俗。一是，如果一位男性去世，在下一次祭典時，與他同一年齡階層的同儕會從祭場一路歌舞到他家中，懷念亡者也慰問家屬。
還有一個非強制性的習俗。一個人過世了，在他喪禮過後，走一遍故人曾經去過的重要的地方，以示送別。走的人可能是家屬或是年齡階層或是朋友，只要心裡想要送別這個人，他就會去。
2021年Nakao Eki Pacidal的父親去世，當時她在荷蘭感染新冠肺炎，上不了飛機。她的姑姑在喪禮過後，去走他父親生前工作過的地方，幾乎走遍全台，每到一個地方，就拍照片給她。Nakao說，這是為人子女都會想做的事，但是她當時沒辦法。隔著視訊螢幕說起這件事，Nakao仍語帶哽咽。
這個遺憾，卻在她最新一本小說《蕉葉與樹的約定》中，成為貫穿故事的核心。
《蕉葉與樹的約定》是以台灣第一個棒球隊「能高團」為背景的小說。大約十年前，講述嘉農棒球隊的電影《KANO》上映時，Nakao在花蓮太巴塱拍紀錄片的弟弟就說，KANO不是台灣第一個有本島人的棒球隊，「能高團」才是，而且全部球員都是花蓮的阿美族人。
Nakao想，既然嘉農棒球隊有人拍成電影，會不會也有人想寫能高團呢？雖然她是太巴塱人，但是很多親戚都是馬太鞍人，現在她的家也在馬太鞍，所以相較於非原住民，也許這故事由她處理比較好。只是這個題目不容易碰觸，所以一放多年，兩年前才開始著手。
能高團的由來是，1921年花蓮港廳廳長江口良三郎與被視為東台灣地下總督的朝日組經理梅野清太，想要組成棒球隊，來為花蓮築港宣傳。他們請在賀田組（後改名朝日組）工作的林桂興在海灘苦力中尋找適合人選，成立高砂棒球隊，並安排這批原住民選手到花蓮農業補習學校就讀，1923年高砂棒球隊改名為「能高團」。
1924年能高團到台灣西部舉行比賽，1925年遠征日本。後來有幾位球員，在西本願寺住持的安排下，留在日本平安中學繼續打球唸書，還有幾位到法政大學深造，其中一位紀薩（西村嘉造）在1928年因為急病在日本去世。
《蕉葉與樹的約定》以這段歷史為背景。小說一開始是現代時空，一位名叫「其朗」的從花蓮到日本打棒球的選手，有一天在京都西本願寺看到一顆石頭，上面以阿美語刻著一行字「樹，平安回家吧。」因而召喚出1928年在日本去世的「樹」的鬼魂。
阿美族語「其朗（Kilang）」，就是「樹」的意思。既然召喚了樹的鬼魂，同名的其朗便同意鬼魂請求，帶著祂棲息在石頭上的靈魂回花蓮。按照阿美族的習俗，走一遍亡者生前走過的路，讓他的心可以回家。
刻意採用同樣的名字，是因為Nakao相信名字如同咒語，會呈現一個人的特質。就像她的名字也是二十歲時被阿公改過的，因為阿公覺得現在的名字更適合她。在這部小說裡，同名的兩人都是來自阿美族的棒球選手，雖然乍看個性不完全一樣，但是因為年齡差距的緣故。
這個鬼魂剛被喚醒時，幾乎什麼都不記得了。我們在閱讀這部小說時，也跟幾乎什麼都不記得的「樹」一樣。當「其朗」帶著他走一遍回家之路時，我們也跟著走一遍歷史之路。一百年前的東台灣、梅野清太、能高團，以及當時阿美族人的生活，也躍然紙上。
這是一部虛構的小說，但作者Nakao以她生為阿美族人的了解與專業的史學訓練，建構了一個非常扎實的歷史圖景。
Nakao的父親是阿美族人，母親是「外省人」，她與父母一樣都是台大法律系畢業。在工作幾年之後，她有種被掏空的感覺，因為中學時喜歡數學物理，但自認不是學得很好，所以在聯考壓力下，沒有選擇自然組，這時她決定到哈佛讀科學史，也算是回歸興趣。
拿到碩士後，到荷蘭萊頓大學讀歷史博士學位，自此長居荷蘭。除了寫小說外，她也從事翻譯，翻譯了羅伯特．麥克法倫的《故道》、《野性之境》、《大地之下》等書。Nakao與鏡文學簽約，在鏡文學網站已經發表十多部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不拘一格。
雖然她是原住民，也從事國際原住民運動，但她的寫作題材不限於此，而是一如她廣泛的興趣那樣，非常多元。包括結合歷史與科幻的《巡台御史六十七與來自遠方的科學家》，結合歷史與音樂的《韋瓦第的密信》，也寫過與相聲為背景的小說《一個沒聽說過的燕雲舊夢》，甚至到西安拜師學相聲。
同時她也出入純文學與大眾文學之間，不以純文學為依歸。
在訪談過程中最讓我驚訝的是，她紙上造景的技藝。她寫故事發生在京都與東京的《蕉葉與樹的約定》，但是她從未去過日本；寫以納蘭性德為模型的《天為誰春》也沒去過北京。但是如果你熟悉京都，在看《蕉葉與樹的約定》時，你甚至都可以感受鴨川的寒風刺痛你皮膚的感覺。
Nakao說，她題材廣泛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她興趣與涉獵都算廣，不論她寫什麼都需要做功課，就像做研究一樣。
其次，有些原住民作家，專注寫原住民題材，可能是因為生活環境或者是性格，或者是志趣，有一種責任感，覺得這是應該要做的事。但是她對很多事物都感興趣，如果要她一直寫同樣的東西，她會受不了，必須換題材，才能喘口氣。既然寫作是她最喜歡的工作，她就希望能做得愉快，才會長久。
況且，Nakao說：「如果一直寫原住民相關題材，別人可能說，原住民只能寫原住民；如果你不寫原住民題材，可能又被認為不關心不認同原住民。與其夾在中間，不如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Nakao認為，小說沒有純文學或大眾文學的區別，只有好和不好。也有朋友問她，那好跟不好由誰定義？她認為這是由「時間」決定。「如果抽離當下時空，還是有讀者覺得好看，這就是好小說，所以我們有生之年不必去擔心這件事，只要全力以赴把小說就好寫好。」
說來有趣，一開始在鏡文學發表作品時，她揣摩鏡文學可能需要通俗一點的「輕小說」，雖然這不是她最喜歡的風格，但也不排斥，認為這就是一種寫作技能的鍛鍊。嘗試兩部作品後，編輯跟她說，其實她可以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後來她寫了《巡台御史六十七與來自遠方的科學家》，她喜歡把不同元素放在一起，這部小說就有原住民有滿洲官員還有科幻。
有人曾問Nakao對什麼東西感興趣？她說，不如問她對什麼東西不感興趣。她對知識類的東西都很感興趣，在小說的題材上也儘可能去嘗試，目前她還沒有寫過的是推理小說，她認為推理設計很困難，但希望有一天可以挑戰，因為專業的寫作者，應該要有這個技能。
既然題材多元，小說的場景又分散在不同時空，她要如何解決寫作上的困難？Nakao說，她花了很多時間查資料，現代的科技如google街景，給了她很大的幫助。
有些人寫小說，注重人物刻畫，但她認為背景也同等重要。有具體的場景，人物做什麼也比較逼真。所以她寫小說時，就像編劇一樣，必須在腦海中有具體形象讓她看見，才能寫出來。如果只憑人物，而不需要描述旁邊的東西，她會覺得少了點血肉。
有了場景之後，她會想像人物站在那裡，他們的性格是怎麼在講話。所以也會發生她原先設想的大綱是這樣，但後來發現這幾個角色不可能那樣而做修改的事。
寫《蕉葉與樹的約定》時，花蓮港和馬太鞍她當然很熟，但是對於日治時代與日本，她主要靠搜集資料和科技。還有一種沈浸法，她在寫這本小說時，每天都在聽昭和歌謠，在臉書分享日本版畫，寫到日本戰敗時就聽天皇玉音放送，設法活在那個氛圍裡。還有一點是，家庭的影響。
她的阿公在日本時代擔任警察，一直到九十歲都是穿西裝打領帶，典型日本人的樣子。她們家庭也比較像是日式家庭，她父親的母語是日語，阿美語說得沒有日語好，所以設想那樣的時代對她並不困難。
但也因為她的家族在日本時代境遇較好，反而讓她日後有種反省：不能因此忽略其他原住民所受到的殘暴對待，必須在兩者間取得平衡。甚至她還產生對族群界線的自我要求，也就是既然是阿美族人，就不應該去談論泛泰雅（指賽德克族，泰雅爾族，太魯閣族都屬於泰雅族之意）的事。直到《賽德克．巴萊》電影上映時，她才在《臺大文史哲學報》發表論文，這是她心態的轉變，沈默沒有道德上的意義，因此她在學術上敢去談了。
五年前Nakao接受鏡文學編輯翟翱訪談時曾說，因為原住民加分的問題，她直到取得哈佛碩士學位時，才相信自己沒有比同學差。這次受訪，她又再度提起這件事。她說，幾乎她所認識的加分的原住民朋友，都曾經有自我懷疑的問題，這真是無謂的內耗。
原住民的身份始終如影隨形，不論她定居在哪裡，因為這是政治身份不是文化身份。Nakao從大學畢業就從事原住民運動，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因為這是自己的責任。但是慢慢她開始理解，不一定要站在街頭，她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是寫作。用講故事來實踐他們口述的傳統。
當初她在哈佛唸完科學史碩士學位時，她想，到底要繼續唸科學史，還是為了原住民去做早期台灣史的理論研究 ？最後是責任感打敗興趣。
她說，現在回頭看，這是愚蠢的選擇。因為你應該做自己感興趣的事，然後在那個領域裡找到你可以為原住民貢獻的地方，而不是倒過來。
她的博士論文寫完初稿，同一時間也寫了小說《絕島之咒》。指導教授不會看中文，聽她大概講述內容後，教授說，這個小說就是你博士論文的非學術版，你要不要考慮去寫小說？她掙扎了一段時間 ，然後決定：「好，我就去寫小說 。」但是當她想要以文字來實現口述傳統時，遇到一個理論問題。那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寫嗎？
比方說祖源傳說，可以拿來寫小說嗎？有些民族有他們的禁忌。像太巴塱的祖源傳說，有很清晰的故事線，老人怎麼告訴你，你就怎麼教給下一代，你不可以改編，不可以去操作它的意義。她們的祖源歌，大概幾分鐘可以唱完，若要寫成小說一定要加油添醋，這樣做可以嗎 ？有些東西是禁忌，禁忌不是不能打破，但是打破你要付出代價。太巴塱的祖先是姐弟亂倫才產生的，所以打破禁忌對她來說，就好像是你能不能亂倫？這就是一個很困難的情境。也許外人寫沒有關係，禁忌詛咒不及於外人，但是族人不一樣。
《蕉葉與樹的約定》也牽涉到實際存在的人，他們的家族後代還在那裡。所以Nakao不去碰觸真實的事情，至少清楚擺明就是虛構，否則她覺得自己沒辦法回馬太鞍。因為那是別人家的事，她沒有資格寫。
Nakao說：「我不在乎其他人怎麼看 ，但是我不希望在部落裡讓別人不舒服。我很努力去避免這一點，對我來說過這一關才是真的過關。」
Nakao對文字非常講究，希望「講究」最後能臻於「自然」。雖然，自然反而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她相信這是一個最高標準。如果平順自然，卻能夠打動人，才是最上乘的。
也因為中文是圖像式的文字，所以她寫作的時候會去注意字放在一起的視覺效果，如果兩個字的外形在視覺上看起來不搭，她就會更換。更不用說文字內在的音律和節奏，她寫作時會唸出來，終極目標是讀起來非常順暢。如果讀者感覺到字斟句酌，那就是堆砌，最好是讀者感覺不到，這也是她花最大力氣的地方。
在〈後記〉中，Nakao寫道，說一個回家的故事就等於回家。《蕉葉與樹的約定》原書名是《平安回家吧》，對居住海外的Nakao來說，「平安回家吧」，是不是也有特別的意義？
「回家」對她這一輩甚至上一輩的原住民，都是辛苦的課題。因為求學和工作，不管你在哪裡，你都不是在家裡。年輕一輩可能在都市出生成長，部落經驗很少 ，回家更是困難。
Nakao說：「這個時候，你就覺得從台北到花蓮的路，不是用長度來計算，是用時間來計算。因為你在外面的時間，心裡已經有那麼多不同的東西了。」
2008年，她拿到《人籟論辯月刊》資助，讓她回家做田調拍紀錄片 。她記得回去的頭三、四個月，每天晚上熄燈後，她就在蚊帳裡偷偷的哭，因為茫然。明明是熟悉的地方，可是為什麼這麼陌生？別人說什麼做什麼，該怎麼反應好像都不對 。幾個月過後，她慢慢能夠重新對焦了。
她算是適應得還不錯。有些人的部落經驗更少，回家的過程更辛苦，甚至有些人回去後就跑了，永遠回不來的人其實很多。
部落裡很多經驗不是來自父母，而是來自祖父母。所以阿公過世時，她有一種時代終結的感覺，阿公對她來說就是日本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他過世了，她感到衝擊與茫然 。
前幾年她父親也過世了，當長輩都過世了，會覺得部落變得不一樣。而且自己也開始被別人當成「長輩」，有年輕的原住民來訪問她，談怎麼做研究或者做田調。確實回家的議題和年輕的時候不一樣。
Nakao說，也許有一天她會像父親一樣落葉歸根吧，他是六十歲的時候回到部落的。也許她這段時間寫的關於家的歷程，其實就等於在為自己回家做準備，心理上的準備。
或許回家就像等待一樣，也是時間的藝術。我問Nakao，為什麼安排樹回到京都西本願寺，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尋找蕉葉？她說，這樣就不是等待了。這樣的結局，相互承諾彼此一起回家，是她一開始就決定的。也許就像樹再度離家，等待與蕉葉一起回家，Nakao也在小說中，預習著回家之路，然後等待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