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香港與中國脫口秀　有多少不能說笑的事

中國脫口秀表演者 House 描述自己的寵物狗追松鼠的反應時，脫口用了「作風優良，能打勝仗」，迅速鬧大。經理人公司事後表示，已無限期停止其演出。本名李昊石的 House 也在網上道歉，停止演藝事業「深刻反省，重新學習」。

但據報是次演出已被立案調查，並在全國範圍獲得不少官媒批評。後果未知，是一件嚴重事件。

脫口秀，香港說的棟篤笑，總是無法繞過那個社會的政治正確。政治正確就像民粹一詞，都可以是一個中性詞。一個地方的政治正確，可視為人們基本的思想共識。總會有的。

棟篤笑的內容就像魯迅投擲的短刀，總是在政治正確的邊緣亡命打轉，而玩笑的突破點（punch line），也經常是挑戰或轉化社會的禁忌。

這類表演的難關和魔力是，如果在另一個脈絡下轉述，表演的「文本」可以比實際表演更具冒犯性（offensive ）。而演員韋史密夫在奧斯卡看著脫口秀演員大開老婆玩笑，導致二男差點舞台上直播動手。往往是講笑的人認為無傷大雅、職業及場合所需，但被人開玩笑的人自然亦認為，傷害不大，但侮辱性極強。

奧斯卡事件提醒全世界脫口秀的某種特性：有人開玩笑，就會有人受傷。可能足夠高明和仁慈的表演者會選擇自己做嘲弄對像，但不是所有人都會如此自我設限，而且總有一天會用光自己的故事，或那一段確實是在討論一個公眾人物、一個群體等等。就算不是正經的脫口秀表演，普通如人人在今天社交網絡的發言都一樣，無法逃離「他人可能是地獄」的困境，一旦你有主張和表述，你總是有可能得罪人，亦預計不到他被觸怒之後的反應。

House 被停業候查一事，因為已火速上升到侮辱解放軍、侮辱烈士的等級，顯示了一個表演行業中的中國國情，事主似乎是無心之失，本來並非想通過笑話去衝撞體制。而外國人是否放言無忌、是否外國表演者就不如履薄冰，也似乎不是，一切都是相對而言。不同地域的藝人面對不同的障礙。

中國脫口秀表演者House 已被停業候查。（圖片取自微博）

奧斯卡事件如是，2019年《小丑》的導演及編劇 Todd Phillips 也用這部片間接評論了喜劇電影的困境，製作這部片的起初是因為他發現荷里活近年越來越難開玩笑，他們越來越容易觸犯禁忌，點子也經常因為風險太大而取消。劇中的 Arthur 也想成為一個成功脫口秀主持，把歡樂帶給人群，但他的喜感一直被公眾唾棄，最後在直播節目一槍打死代表產業本身的喜劇大師。他認為好笑的東西，公眾不再認同，反而是由他們來告訴他甚麼是好笑。

導演其實是將這個觀眾越來越玻璃心的時代風情，巧妙融入了主角的下沉史。作為創作「段子」的他們，也被自我審查的壓力迫瘋，有不少不能說笑的事，一旦說了就會被行業取消，民眾批判也不會留手，最多政府不會輕易介入，但問題最終也是，說笑還是不說笑？還是有人說笑比較好。

幽默感可以淪為弱者被欺凌時的心理出口（阿Q被人欺負之後，內心想到：我總算被兒子打了），但在正常的情況下，幽默感令我們對現實世界、現狀、特定意識形態不要過度認真，因為在笑話中，世界是荒謬的，令人退後一步去看世界。厲害而深思熟慮的脫口秀表演者，當然也會很像哲學家，在他們的玩笑中，世界被解構重組，對現實產生反思及重估價值的空間。

香港近代最厲害的棟篤笑表演者，一定會包括世紀末前後的黃子華。例如在《秋前算帳》（1997年4月公演）裡面，機關槍式的文本，融合大量六四創傷、港人當時移民外國「馬死落地講英文」經驗、主權移交前後人們各種心態、香港清朝以來歷史地位和經驗等等討論。當年英國即將離開，反正沒所謂。當時黃子華甚至很犬儒地討論過為甚麼港英當時會一定程度推動民主，大概就像史努比。如果有一期《花生漫畫》講史努比去召妓，劇情如此突破性，那肯定是到了大結局，《花生漫畫》不再經營了。

因為英國殖民統治必須結束，因而開明的上限是頗大，沒所謂啦。還有很多類似的段子，今天回想，都是衝著英國、香港人自己及當時中國的尷尬而去。

他當時文本的訊息量相當大，大到當年很多觀眾即時是難以消化黃子華發言中的政治不正確，甚至是在嘲笑我們自己，於是就十分黑色幽默，這也是很地域性的，一來載體是地道的粵語，二來是不身處在香港近代那個活生生脈絡，不會了解那些笑話的深層。不過自從香港近十年廿年來經歷了太多，連黃子華也不再搞笑，多年前也好像隱晦地談論過，在這個兩邊撕裂的氛圍下，好像很難再搞笑。

於是最後黃子華也轉回電影界，演起了正劇。可見除各種舉報群眾之外，威脅棟篤笑表演者產地的事情在世上多著了。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