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孤魂！從1895蕭壠事件到1915噍吧哖事件

一、反抗是一種天職

社會在國家機器的運作下，試圖以數字意像脈絡化社會發展，1895、1915被賦以許多的面像。它們可以是一個世紀的斷與承；可以是一個精神思想的啟蒙與轉承；更可以是事件的表徵。那曾經發生過而又被掩沒在記憶的事件，隨著執政者刻意掩飾屠殺的本質，逐漸失去與歷史軌跡對話機會。蕭壠事件就是在日本官方掩蓋下失去歷史的發言權，後代的子孫和研究者只能在荒煙的史料中尋找曾經反抗極權統治的浪花。

本文嘗試從兩個事件：1895蕭壠事件，1915噍吧哖事件，來書寫戰爭侵略下，無辜的人民為保家衛鄉起而反抗，最後卻慘遭屠殺的下場。這並非以二元對比的方式來闡述武裝抗日的起迄，而是藉由兩個事件發生的空間位移來探討極權統治遭遇反抗時，其屠殺背面所隱含的統治者／被統治者的對應機制為何？統治者透過何種機制建立侵略的本質？反抗者又透過何種機制反制？

遙記殖民主義並非只是研究與回憶，而是希冀面對當代新殖民主義以國家暴力所產生的戰爭侵略行徑如何受到約束？本文是書寫在一個前提—類殖民主義所代表的是以國家暴力侵犯他人的生命財產，「屠殺」是生命被人以暴力手段硬生生的剝奪，那麼人民起身反抗就是一種天職。

二、進擊！前進南島

1895年，一場海戰，讓疲弱的清朝頹勢盡現；一只春帆樓合約，決定台灣殖民地命運。泱泱清大國特使李鴻章上書：「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瘴癘之地，割之可也。」邊陲小島的男女、台地，清廷視如孤兒棄子，其孤！其無奈！剩下的就是武裝抗日一島同命求生存的映象。

日本統治台灣後，作為新殖民帝國的前導武力預料進入台灣勢必遭逢抵抗，因此帝國擬定一套平略方案。這套方案必須考量台灣四周環海地形，如何選定適合地點讓帝國軍力安全登陸？更早在「牡丹社事件」來台探查地形的樺山資紀，這時已是統領日兵接收台灣的將領，熟悉台灣地形的樺山等人，算計海戰登陸北部，進而直取政治、經濟中心—台北為首務。一來取得台北府就象徵性的領有台灣；二來台灣地形也只能以海戰登陸揭開統治序曲。

當時，北台灣有巡撫唐景崧組成的「台灣民主國」，日軍若能攻下台北府政經中心就獲得統治台灣的正統性，因此把重兵配置在北台灣的戰爭上。率領近衛師團主力的能久親王知曉基隆配有德式重炮，於是採用聲東擊西的戰略，假裝進攻金山，卻選守軍較為薄弱的澳底登陸，果真一登陸並未遭到強烈的抵抗。接著往瑞芳、基隆前進，此時扼守獅球嶺的清軍已經撤走，日軍很快便推進到汐止紮營，後來在辜顯榮的引導下順利進入台北城，日方高調的舉行「始政式」，宣佈成為台灣的新主人，隨後揮軍南下掃蕩反抗勢力。

在淡水河以南，一直到八卦山，日軍受到強烈的抵抗。為什麼日軍在這些地區會受到劇烈抵抗？桃、竹、苗地區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才積極開發的新墾區，因是丘陵地，常要面對原住民的侵襲，須有自衛的武力。這些地區領導抗日的人，都是一些地方上豪族、地主或墾首，他們在當地有名望、有武力，靠著這些條件打游擊戰。這種靠地形的游擊戰，讓日軍渡過淡水河後吃足苦頭，他們不會正面與日軍戰鬥，當日軍來了，就笑臉相迎；等日軍過去了，就攻擊後面的部隊。日軍進入臺灣以後，沒有受到大型的抵抗作戰，卻遭遇不少游擊性的、突發性的戰鬥，日本人沒辦法分清楚哪些是抗日份子，哪些是歡迎日軍的人。分辨不出順民與抗日份子，又在敵我難分的情況下，日本人就在桃、竹、苗地區進行無差別屠殺，更而激起以前並未積極抗日的人出來加入抗日的行列。

相較於台北鬆散防務，台南則由抗法名將—劉永福的黑旗軍鎮守，唐景崧逃走後，台灣的清軍勢力就聚集在劉氏麾下。對日軍而言，消滅劉永福象徵全島底定，日方審慎的評估後，擬定三面攻佔台南計畫：

1. 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由陸路南進，直向台南。

2. 乃木希典將軍率領第二師團乘軍艦，從南部枋寮登陸，由南向北夾擊台南。

3. 貞愛親王率領混成第四旅團從布袋登陸，由側面進攻台南。

這三面攻佔計劃顯示日軍確實掌握了當時台灣的政治和地理環境：台灣北部的清軍勢力過早退出，無法有效牽制日軍，讓日軍有充足的兵力南下，於府城外圍村莊遭遇激烈抵抗，再次演變成無差別、報復性的屠殺。以小街、村落的巷戰、游擊戰居多，時常造成日軍過多傷亡及久攻不下，因此就有燒庄、任意屠殺婦孺之舉。

三、「走番反」――「蕭壠事件」

走番，係指居住於台南西部沿海一帶的平埔族――西拉雅族，因為擅於奔跑故而得名。蕭壠是現今佳里舊地名，「蕭壠事件」是該區住民面對1895年的台灣割日，不願屈於日人統治而做出的反抗事件。此事件在台灣的抗日史上，被視為區域性之抗日運動鮮少被討論，但它所衍生的殖民統治，卻是印證當時帝國無差別屠戮行為最佳例證。

當貞愛親王混成第四旅團由布袋登陸，一路從義竹、東石，往台南北門的新圍仔、雙春推進，除與駐守鹽水港汛、新營等處的近衛師團相呼應外，又渡過急水溪佔領蚵寮、竹篙山、宅仔港……等等。其中第五聯隊長佐佐木大佐又派遣渡邊少佐帶領部隊涉水渡過北門鄉蘆竹溝，經將軍區的苓仔寮、漚汪，進入蕭壠，然後往台南府城前進。佐佐木大佐的部隊則經由學甲中洲，進入蕭壠。貞愛軍團的攻擊路線就是沿著台南近海鄉鎮進攻，由北向南逐漸往府城的入口――蕭壠靠近。

蕭壠因地處近海開發甚早，是鄰近地區較為富裕村莊，從清朝統治時就是盜賊搶掠之地。為保全自家生命財產，居民想出獨特防範措施：在自家周圍種植「刺竹」和「林投」，田裡廣植甘蔗，並仿古代「護城河」概念，開鑿深溝來衛敵，住宅就建在溝線以內，十分隱密，有時連隔壁鄰居都摸不著邊，這種為防盜而架設、種植的植物或人工溝渠，變成蕭壠地區抵抗外患最佳利器。

日軍到府城外圍就遭到抗日軍的游擊戰，蕭壠特殊的防衛地形提供抗日軍躲藏的地理環境，只要一戰敗就逃往蕭壠村內躲藏。追擊的日軍所到之處，老百姓表面歡迎，一轉眼就是攻擊，日軍再次遭遇類似桃竹苗的游擊戰。《攻台見聞》有一則「蕭壠之戰」的記錄：「村落戰的困難實不下於野戰，霄瀧（蕭壠）附近全是甘蔗園，且竹叢茂生，其間小路左縈右繞，難以辨認。村子周圍有寬近四公尺，深遠丈餘的水溝（宅溝），水溝內外有三重竹柵（刺竹和林投），是易守難攻之地。…雖然由於竹林茂盛，無法確認敵軍（我方義勇軍）陣地所在，但砲擊還是有幾分成效。…此日殺敵至少千餘人，我方（日方）當場死亡十二名，受傷二十九名。戰事結束，已經是日暮時分，前進至一千公尺遠處露營。」一天竟殺敵千餘人，可見這是一個幾近無差別的屠殺行為。一位參與「蕭壠之戰」的吳福老先生，說出他的見聞：「日軍一到蕭壠即大肆炮轟村落及火燒蔗園、民宅迫使義士和民眾無法藏匿而加以殺害。」事後，村民前來收屍，整整裝十八輛牛車，由於死亡人數太多，一棺難求。早期蕭壠地區每逢農曆9月3日，家家戶戶都要祭拜因「走番反」而犧牲的祖先，據說當年被日軍殺害的民眾多達二、三千人，所以有稱蕭壠為「消人」。

若把蕭壠大屠殺放在攻台歷史的脈絡來看，桃、竹、苗抗日軍因有丘陵地做為掩護，因此適合游擊戰，日軍在無計可施下，顯露帝國本質採取無差別報復性屠殺。而蕭壠靠海，先天上並無掩蔽地形來打游擊戰，但因發展較早，生活條件富庶成為盜賊覬覦對象，村民發展出獨特的防衛景觀，藉由林投、刺竹和宅溝所形成的人為屏障，間接提供游擊戰所需的地形掩護，卻也造成抗日戰爭上人命重大的損傷，對蕭壠人民而言，是禍不是福。

「蕭壠事件」反映統治者屠殺的本質，並用禁語的手段迫使戰爭自百姓記憶消失，經過日本統治50年，佳里地區的百姓模糊了蕭壠大屠殺的歷史，但屠殺的真相永遠存在，它背後是一縷極權主義飄盪在亞州的鬼魅。

四、武裝抗日的關鍵――「噍吧哖事件」

2014年3月14日台南市新化區附近發現3000多具骨骸，地方人士認為此為噍吧哖抗日義士遺骨。假若這些遺骸真是「噍吧哖事件」的受害者，那當時在事件中被殺的百姓範圍幾乎遍及台南山區，包括新化、左鎮、玉井、楠西、南化等，無疑的，這是屠殺，滅村式的屠殺。

1915年「噍吧哖事件」是台灣漢人最大規模的武裝抗日，其真實死亡人數如王詩琅指出：慘遭殺害的庄民確實數字無從得知，據傳至少有數千人。周宗賢的研究提到有一個村庄「被從庄頭殺至庄尾」，認為日方對於其它村庄可能也有報復性的滅庄行為。學者康豹經過長時間的田調，他利用日治時期的人口資料印證是否有報復性的滅庄行為？康豹指出：「即使日軍警在鎮壓抗軍初期，在一些村庄有屠殺行為，持續的時間與波及的範圍皆仍然有限，而且被殺害的對象以十六歲以上的男性成年人為主，並未全面地波及婦女、老人及幼童。因此，大肆屠殺的情形及被殺害的人數或許是被後世過度渲染，所謂『屠庄』暴行的描述，有可能是當時資訊不足的環境下所產生的一種以訛傳訛的說法。」即使如此，康豹也不否認的說道：「在日人軍警長達五個月的搜查行動中，仍然有許多無辜的老弱婦孺因為生活環境的惡化而不幸喪生。」甚而，大量男性勞動人口的死亡，讓當地女性不只背負生產主力，還因家中男性牽涉「噍吧哖事件」而飽受經濟上的磨難。事件發生後引起當時開明政治代表板垣退助的高度關注，積極的與林獻堂合作推動同化政策，姑且不論同化政策優劣與背後目的，板垣與林氏的合作代表重大意義，即對處理事件的日本執政當局嚴重不信任。

另外，康豹教授根據多年在事件附近村落的田調，他指出：余清芳已經被捕，戰火也平息了，但為何部分村庄的死亡人數仍然持續增加？

他從幾個面向探討：一、死亡人數仍然持續增加是因為那些房屋被燒燬村民的生活、健康條件變差所致。二、日方遲遲無法搜捕逃入山區的江定，部分日本警官開始向無辜的村民發洩他們的怨氣所致。康豹舉例：同年10月，日本警官命令在逃的44名抗軍家眷中的婦女和小孩進入山中尋找其親屬，發給他們每個人一星期的糧食，找不到就不准返回。這批婦孺共有115人包括45名婦女、70個小孩，纖弱的婦女帶著年幼的小孩踏上崎嶇險阻的山路，艱苦危險可想而知，其結果並沒能誘出幾個反抗軍，反倒有不少婦孺病倒或死在山中。康豹發現「噍吧哖事件」前後的死亡人數1915年7月至8月間非常高，而且以成年男性為主，死因主要為陣亡或被屠殺；同年9月至12月間的死亡人數雖有減少，但大多數為婦女、老人及幼童為主，死因主要為病逝。

「噍吧哖事件」日軍部隊從新化進入，居民成為第一波攻擊對象，才有報紙所刊的挖掘到眾多遺骸。這也印證「噍吧哖事件」並非只是玉井地區單純的滅庄行動，而是從台南山區入口村莊的新化開始，沿途經過左鎮、玉井、楠西等庄幾乎遭到日軍屠殺。做為台南市區進入山區入口村莊的新化，其丘陵地形相當適合抗日軍躲藏，這一地形條件就跟日本來台初期遭遇桃竹苗、「蕭壠事件」游擊戰同樣的條件。日軍根本搞不清楚孰為百姓？孰為抗日軍？百姓們總是懷著同鄉情誼，好朋友來家裡面玩個幾天，理當招待，就是朋友、親戚也未必會透露自己就是抗日軍，等到被捕，無辜牽連窩藏土匪而入獄受刑，無形中增加事件的傷亡人數。

根據資料發現死亡最多的年齡層為20-40歲。這些青壯年人口就是參加事件而死亡的人？或是事後日軍特別針對青壯年屠殺而形成的後果？按照日軍入台初期的經驗和後來在「霧社事件」的作為，恐怕是兩種積累而成，也就是日本政府為了殖民統治基礎穩固，實行殺雞儆猴的手段，把一切會危害統治的亂源徹底消滅，清除最有反抗實力的青壯年人口，就是他們杜絕、防範的最便利手段，這在全世界的統治史上屢見不鮮。

「噍吧哖事件」反應幾個現象：一、日軍報復性的屠殺確實存在，不只牽涉參與事件的人，連無辜的老弱婦孺都成為報復的對象而死亡。二、當地居民為了保全身家性命，在日軍的逼迫下，轉而與其合作加入搜索「叛軍」的行列，形成台灣人抓台灣人的情形，過程中搜索隊裡不被信任的台灣人，又成為事件中另一個被殺害對象。事件當中，日軍遲遲無法掌握余清芳、江定等人的行蹤，可見即使日本統治台灣20年，耗費大量軍警人力對於山區統治穩定依然呈現疲乏。遇事，特別是山區的戰事，台民占了天時、地利之便，往往讓日軍損傷慘重，只好採用極端暴力手段，使得台民無辜牽連死傷。

五、從「蕭壟事件」到「噍吧哖事件」――滅村式的無差別屠殺

我是無依無靠的孤魂，

我是無拘無束的孤魂。

我是軟而且弱的孤魂，

我是勇且猛的孤魂。

――黃天海，〈孤魂〉

四周環海的台灣，面對強權侵入，沿海城市成為抵禦的第一道防線，因為無天然屏障可供躲藏，在抗日地理上易攻難守，戰鬥過程往往激烈、死傷慘重，但也最快、最易平定。地處沿海的蕭壠四周並無屏障，本來不易形成游擊戰的地理條件，但因長期深受盜匪所害的歷史因素，村莊四周植林、挖溝以防禦，這條件提供抗日軍極佳的躲藏地點，附近的抗日人士一旦作戰失敗隨即逃入蕭壠，反覆騷擾日軍。對於急下府城攻擊劉永福的黑旗軍以期平定台灣的日軍，面對游擊戰久攻不下，日軍死傷人數又逐漸增加，於是採用無差別屠殺造成蕭壠居民大量死亡。

20年後的「噍吧哖事件」，在抗日地理上，山區提供游擊戰最佳庇護，面對抗日軍和日方，台民自然支持前者，雖然表面順從，但暗地裡卻提供抗日軍後援。當時日軍鎮壓路線，多沿著溪谷並沒有深入抗軍躲藏的地區，原因是日軍對當地地形不熟悉，必須依賴當地居民做為嚮導，居民們一方面配合日軍的搜索行動，一方面特意將軍隊帶離余清芳、江定藏匿的地區。這顯示：「噍吧哖事件」中，當地居民利用對地形的了解，阻礙日方所施展的統治力量。如此行為，嚴重挑戰日方的統治權，台灣總督府顏面盡失，更不得其解何以在日方統治20年後還會發生如此大規模的抗日運動，種種因素匯合，暴力本質的帝國高壓屠村就是平定亂事最快的方法。

從「蕭壠事件」到「噍吧哖事件」，日軍侵台最初，一路南下，在桃竹苗遭到游擊戰後，即無差別屠殺台民；到了府城外圍的蕭壠，日方對抗日軍的游擊戰，一樣採取無差別屠殺；20年後的「噍吧哖事件」，山區容易游擊戰，日軍依然使用屠村方式來平定反抗。

日方在人民與抗日軍難分之下，加上軍員死傷加劇，因此採用極端手段來對付台民。再因台灣沿海地區並無屏障，不利於台民抵抗日軍的強大武力，日軍選擇登岸的澳底並無遭遇重大抵抗，等到進入桃竹苗等易守難攻的台地、丘陵地後，這種游擊戰讓日軍吃足苦頭，直接報復性屠殺。原本屬沿海地理位置的蕭壠先天上並無抗日的地形條件，歷史因素促使下原本抵禦盜匪所構築的防禦工事，反而有利台民打游擊戰。游擊戰本身就讓日軍消耗大批人物、物力，久攻難克的情形下，無差別屠殺式的報復性行動於焉展開，增加台民死傷人數。而「噍吧哖事件」顯示日方對於台灣山區的統治力尚有未逮之處，因為抗日初期的第一波於沿海村莊展開，日方積極的佈置第一道防線，使得沿海地形再無法提供抗日的基地；第二波抗日選擇退處山區做為游擊戰的基地，同樣讓無法全盤掌控山區地形的日軍疲於奔命，爾後也用屠村的方式來確保本身政權的完整。

1895「蕭壠事件」、1915「噍吧哖事件」反映日本統治本質：遭遇抵抗時皆做出同樣回應—以暴力屠殺民眾。「蕭壠事件」以海為防務的第一線武裝抗日遭到清平後，日本獲得統治台灣的樣模，積極佈置反日防線。而「噍吧哖事件」意義顯現海防潰敗後，台人退至山區以建構抗日的第二線。台灣抗日於海到山的空間地理位移，等到日人在山區建構充足的防範後，於焉瓦解，最後轉化抵抗的模式-非武裝抗日，在制度中尋求抗日的契機。（推薦閱讀：許劍虹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台灣政治）

＊作者為成大台文所博士班肄業、野薑花公民協會前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