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忠偉觀點：傷害敵國婦人事小，耗損軍力事大─慰安婦簡史

日軍慰安婦歷史從西伯利亞開始

要談到日本軍妓制度的建立就必須從1918年8月至1922年10月－－日本派兵遠征西伯利亞，協助白俄軍隊對抗已於1917年成功推翻沙皇統治正在「解放」全國的蘇共談起；當時日本總共派出7.2萬的士官兵，而一份在1920年寫的報告指出──從1918～1920年間，在西伯利亞作戰傷亡者約有3,000多人（戰死1,387人、負傷2,066人），但得到性病的人數竟高達14,000～18,000多人（因為部隊長怕受處份，實際上報的性病患者只有2,012人）（註一）。日本軍部在事後的檢討發現，日軍到處強暴婦女、四處嫖妓的結果，不但染上一身的性病，除了影響部隊戰力外（一般輕症治療時間至少需要58天，重症則超過3年時間），反而逼使當地百姓做出更激烈的反抗，影響了「綏靖政策（appeasement policy，即「安撫政策」）」的執行。

為此，日軍的大本營特別下指示說：「傷害敵國婦人事小，耗損軍力事大」，軍妓制度才開始被日本人所重視，而第一位准許部隊設置「慰安所（官辦官營）」的是當時擔任遠征軍參謀長的津野一輔少將（Tsuno Kazusuke，1874～1928，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五期），他希望藉此能降低官兵性傳染病罹患比例，同時也能鼓舞官兵土氣，津野一輔因此有了「日本陸軍慰安所之父」之稱號（註二）。

而日軍在中國戰場正式設置相關慰安設施則是必須晚到1932年的「淞滬戰役（日本人稱為：「上海事變」）」之後，由當時進駐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所開設的慰安所，設立的首要目的與西伯利亞遠征軍時期相同──為了要預防性傳染病。當然，設置「慰安婦」的目的不僅止於此，同時還可以──降低強暴案件（整頓軍紀）、提高士氣、預防官兵外出買春時可能洩漏軍事機密等（註三）。

同年3月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1884～1966，當時官階為大佐），為了防止強姦事件發生，就參考海軍慰安所的模式，開設了最初的陸軍慰安所（註四），第一批進駐的「慰安婦（團）」還是岡村寧次轉請長崎縣知事幫忙於九州招募來的，淞滬戰役結束後，陸軍的慰安所陸續被撤銷（關閉），而海軍慰安所則繼續經營。但也有日本史家認為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就由駐守於東北的關東軍率先於東北設置相關慰安措施。不過這些慰安設施主要還是以陪酒餐館的型態存在。

第一座由軍方正式成立的軍妓院（為華中方面軍直接下令，後交由上海派遣軍設立和經營）－－「楊家宅陸軍娛樂所」則要一直拖到1938年1月下旬才在上海楊浦區翔殷路北側「東沈家宅」的廢墟上成立。由於楊家宅與東沈家宅相距很近（相距約100公尺），因此日軍誤將這裡稱作：「楊家宅陸軍娛樂所」。

「陸軍娛樂所」在設立之初，負責管理的第十一軍司令部在正式公告的《慰安所規則》裡仍稱呼這些「軍妓（慰安婦）」為──「酌婦（即陪酒女郎）」。這座「陸軍娛樂所」總共有12棟新蓋的小木屋，每棟約有10間房間。為防止「酌婦（慰安婦）」逃跑，不但派有武裝衛兵看守，四周還建有壕溝、鐵絲網，而且每天的早晨和晚上都會點一次名。「楊家宅陸軍娛樂所」是在1938年1月13日開業（註五），第一批「慰安婦」（The Comfort Woman）有129名（有的紀錄是104名），除少部分由日本招募來的妓女外，其他大多數都是從朝鮮被騙來的無辜少女（註六）。為了怕被人知道，這些人在運送來上海時，都被記錄為「軍需品」來掩人耳目。稍晚一點成立的還有──海軍直營的峨眉路慰安所、千田深谷部隊慰安所、設立在其昌棧碼頭的陸軍慰安所，總計第一批設置的慰安所有這四間。依據設立者和管理者的不同，日軍侵華期間在中國大陸所設立慰安所，大致上可以分成四大類：

（一）第一類慰安所由日軍直接設立經營。而此類慰安所又有不同的規模和樣式，可以進一步分為：（a）大部隊經管的正式慰安所；（b）為大戰役或軍事行動所設立的流動（或臨時）慰安所；（c）小部隊在駐地臨時搭建的慰安所。

（二）第二類慰安所一般由來自日本、朝鲜半島和臺灣的妓院老闆在日軍監管下經營，專供日軍人員使用。日本軍方對此類妓院的開業，設備供給、衛生管理規定等各個方面，握有重要的決定權。妓院老闆與軍官們關係密切，通過經營軍用妓院獲利。

（三）第三類慰安所是利用戰前的妓院和娛樂設施建立的，經軍方認可後供軍人使用。這些設施一經指定為軍用慰安所，軍方便派軍官或憲兵來檢查監督妓院的管理。軍方還供應避孕套，派人對「慰安婦」進行體檢。雖然此類慰安所也對非軍人開放，但軍隊擁有絕對的優先使用權。

（四）第四類慰安所是由地方傀儡政權或漢奸遵照日本佔領軍的命令設立的，多見於城鎮。（註七）

慰安所數目隨日軍侵略戰事擴大而不斷增加

隨著侵略戰事不斷擴大，「慰安婦」的數量也不斷增加，單單在上海一地就有166處已被確認的慰安所，而且有證據顯示，這個數字遠遠低於實際數字（註八）。到1938年10月，日軍攻陷武漢後，當時紀錄的日軍「慰安婦」就超過3～4萬人之多，還有人說其實當時「慰安婦」人數已高達6萬人以上。其中到底有多少婦女是被強迫擔任「慰安婦」－－數量可能永遠是個謎！

中國大陸研究「慰安婦」多年的上海師範大學（SHNU-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蘇志良估計在日本發動的侵華與太平洋戰爭中，日軍所徵集的「慰安婦」總數應該為36～40萬人左右，其中中國籍「慰安婦」總數高達20萬人左右、朝鮮籍的「慰安婦」約14～16萬人（註九），而這數字還未包含來自日本、臺灣、東南亞…等地的「慰安婦」，除了絕大多數是黃種人之外，在紀錄上還有上百個被日本兵奉為上品的白種「慰安婦」女。

另外南韓《漢城日報（Seoul Shinmun Daily）》在1974年11月1日的新聞報導也指出：「跟據推測從1943年到1945年8月15日，以『女子勤勞挺身隊』的名義強虜的朝鮮婦女有20萬人，其中有5～7萬人已經死亡。眾所周知，戰時『女子勤勞挺身隊』的很多人都被迫充當了日軍的『慰安婦』」。文中還指出，這些「慰安婦」不但天天要為日軍提供性服務，還必須從事衛生、炊事等雜役工作，但只能領取很少的報酬，實際上大多勞務都是沒有報酬可領的，而且還必須隨軍隊到處移防，生活條件相當惡劣，很多人因此送命，或是無辜的死於敵軍的砲火當中。甚至在戰爭末期還有日本士兵因食物缺乏，竟把「慰安婦」殺掉當成肉人分而食之。

日本是在1943年9月的「次官會議」上決定組成「女子勤勞挺身隊」，1944年8月23日以敕令五一九號頒佈《女子挺身勤勞令》，即日開始實施，對象是12～40歲的未婚女性，從此「慰安婦」的徵召有了法令的依據，也正式制度化。在韓國「慰安婦」被稱作「朝鮮ピー」，「ピー」有兩個含意，一說是取自英語的Prostitute（娼婦）的字頭「P」，也有人說是來自中文裡的女性性器官，因此這些慰安婦工作的場所就被稱為：「慰安所」也被稱作「ピー屋」。

日本有名的日文國語辭典《廣辭苑》中記載──「慰安婦」為：「隨軍到戰地部隊，安慰過官兵的女人」。而在日軍裡「慰安婦」的同義詞有：女子挺身隊、戰地服務隊、慰安隊、賣笑婦、醜業婦、花姑娘、特殊婦女、特要員（日本海軍對慰安婦的稱呼）、娼妓、P等。至於「慰安所」也有許多不同的別稱，包括：料理店、沙龍、料亭、俱樂部、行樂所、酒吧、宿舍、貿易公司、食堂、軍人之友社、公共廁所、P屋、別墅、舞廳等。

有良心的日本國會議員戰後挖掘被遺忘的慰安婦真相

「慰安婦」問題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本來已經被人們所遺忘，直到1990年6月6日才被日本社民黨前身社會黨的議員本岡昭次（1931～2017）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首次提出，日本政府最初矢口否認原曾參與任何跟「慰安婦」相關的事宜，並且拒絕對此進行調查。但在接下來的一年半時間裏，一系列重大事件迫使日本政府改變了説法（註十）。隔年（1991年）8月14日，南韓前「慰安婦」金學順（1922～1997）在首都漢城（中文譯名已改為：首爾／Seoul）召開記者會承認自己是受害者，成為公開日軍「慰安婦」問題的第一名證人。同年12月6日，東京地方裁判所受理第一宗「慰安婦」補償官司。之後日本政府動員──外務省、防衛廳、厚生省、警察廳、文部省、勞動省等6個部門參與調查，一共發現了127份與「慰安婦」問題有關的資料。

隔年（1992年）7月6日，日本政府發表「慰安婦」調查結果，但仍舊不承認「慰安婦」是遭強迫的。1993年當時的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Yohei Kono，1937～）首次表示反省和道歉，這就是著名的「河野談話」。

1994年，日本社會黨、自由民主黨、先驅新黨成立執政聯盟。隔年（1995年）出身於社會黨的首相村山富市（Murayama Tomiichi，1924～）除了首次以首相（總理大臣）身份向二戰亞洲受害國口頭道歉外，也公開承認「慰安婦」問題，但日本仍拒絕由政府給予「慰安婦」賠償。同年8月19日由日本政府推動的補償基金會──「亞洲婦女基金會」正式成立，基金會的資金來源是由政府提供4億9,000萬日圓，同時向民間募捐所成立的。1996年，基金會決定補償前「慰安婦」每人約2萬美元並附帶日本首相的道歉信，或以援助醫療、福利的方式等，預計補償總額約686萬美元，但這個賠償方案，引起不少的抗議。截至2002年2月為止，共有266人申領補償。「亞洲婦女基金會」已於2003年5月起終止受理申請。

臺灣島內最早的「慰安所」，是在1936年（昭和十一年）5月，由高雄市役所在高雄所設的日本海軍慰安所。隔兩年（1938年／昭和十三年）屏東市政府則是由高雄州國防議會出資了2.4萬日圓在市內武德殿旁興建了一棟美輪美奐的「慰安所」（註十一）。之後在全台各地的市役所都陸續建了「慰安所」。而日軍在台徵召「慰安婦」最早的紀錄是在1939年，有3名女性被送到海南島擔任慰安婦，之後至少有數千人被騙或是「自願」成為「慰安婦」，當然絕大多數是被騙或是被強迫而不得不成為日軍的性奴隸。只是最令人難過的是──不同於中國大陸、韓國、菲律賓、荷蘭等國對於「慰安婦」問題的一致性，臺灣內部的特殊政治生態，讓「慰安婦」問題成了「皇民（親日）」與「非皇民（抗日）」，甚至是「本省」與「外省」不同省籍之間的情感對立問題，最後演變成國家認同難題，讓真相被模糊，至今難解。

不過在右翼的安倍政府（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晉三第二次擔任首相）主導下，日本政府先在2014年6月20日，以一份「調查報告」來指稱，當年河野是受到韓國政府影響，才不得不對「慰安婦」發表道歉談話，試圖淡化「河野談話」所展現的善意與反省。隔年（2015年），再壓迫國內的教科書商，決定從2016年起，大幅修改初中（國中）教科書內容，除了正式將──「獨島」與「釣魚台」納為日本領土外，也全面推動「去侵略化」史觀。不過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日本在2016年3月下旬又透過《共同社（共同通信社，kyodo news service，kyodo tsushinsha）》對外宣布，將於2017年春將──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內容放入高中教科書當中，只是內容將會適度修正，比如爭議性很大的「南京大屠殺」，在教科書的正文中將不會提及被殺人數，而是修改為「殺害了大量的中國人」等等。

附註：

（註一）參見──婦女救援基金會：《臺灣慰安婦報告》（臺灣商務印書館），p14～15。

（註二）參見──《楊孟哲談慰安婦事件：無知媚日台灣人的悲哀》（臺灣中評網）（http://www.crntt.tw/doc/1040/6/5/9/104065964.html?coluid=247&kindid=18294&docid=104065964&mdate=0420175949）。

（註三）參見──黑川綠與藤野豐合著：《歧視：統合與排他的日本近現代史》（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p139。

（註四）參見──朱德蘭：《臺灣慰安婦》（五南出版社），p238。

（註五）在秋山洋子、加納紀實代合編之《戰爭與性別：日本視角》這本書中指出──日軍有規模的推進慰安婦制度，是在1937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之後，由於軍紀過於敗壞，讓軍部高層大為震驚，因此由當時的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少將（1888～1978，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1期）於12月19日責成手下參謀長於隔年1月於上海楊家宅開設立了由陸軍直接經營的慰安所。

參見──秋山洋子、加納紀實代合編之《戰爭與性別：日本視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160。

（註六）參見──蘇智良、榮維木、陳麗菲等主編：《滔天罪孽——二戰時期的日軍「慰安婦」制度》（學林出版社），p10～11。

（註七）參見──丘培培、蘇智良、陳麗菲：《日本帝國的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的證言》（香港大學出版社），p40～42。

（註八）參見──丘培培、蘇智良、陳麗菲：《日本帝國的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的證言》（香港大學出版社），p25。

（註九）參見──丘培培、蘇智良、陳麗菲：《日本帝國的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的證言》（香港大學出版社），p29。

部分日本學者估算慰安婦的方法是以戰場士兵（總數）與慰安婦的比率，來估算被日軍強徵慰安婦的數目，像日本最早披露慰安婦歷史的作家──千田夏光（1924～2000，本名千田貞晴）在1984年的時候就是以35：1來計算。另外也有學者認為計算比率應改為29：1、而秦郁彥則是認為比率只有50：1，或是以這比率再加上1.5的「慰安婦」更換率，因此當時秦郁彥估算的慰安婦人數只有9萬人左右。

蘇智良則是以1990年的調查結果，並以3.5～4的更換率來計算，整體慰安婦的數目超過36（3000000／29*3.5）～40（3000000／29*4）萬。

（註十）參見──丘培培、蘇智良、陳麗菲：《日本帝國的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的證言》（香港大學出版社），p124。

不過在《日文維基百科》裡，本岡昭次首次質詢「慰安婦」的時間為1991年4月1日。

參見──《日文維基百科》之【本岡昭次】（https://ja.m.wikipedia.org/wiki/本岡昭次）。（推薦閱讀：賈忠偉觀點：重新看看「常設仲裁法院」與「國際法院」的差異在哪裏？）

（註十一）參見──朱德蘭：《臺灣慰安婦》（五南出版社），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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