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導演鄭保瑞： 「兩邊走路」 的香港影人
（德國之聲中文網）2023年2月，帶著驚悚片《命案》，香港導演鄭保瑞第二次造訪柏林。影片講述了一個癲狂的算命師和一個天性殘暴的年輕人因一樁血腥的連環殺女案相遇，並絕地求生的故事。看過該片的觀眾大多表示，此片中的靈異、宿命和暴力元素令他們感到既刺激又吃不消。
2021年，鄭保瑞第一次攜懸疑電影《智齒》入圍柏林電影節。當年的新冠疫情不但未使該片受冷，鄭保瑞更憑此片被提名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在美國著名影評網站“爛番茄”上擁有83%的“新鮮率”和中國“豆瓣電影”7.2分的成績，《智齒》的好口碑在近年來的港產片低迷期中實屬少見。本次《命案》繼承了《智齒》的生猛和狂亂，帶著一股難以招架的“惡”，頗有一番“邪典電影”（Cult Film）的意味。
“可能是我來自底層”
對於不熟悉香港電影的人，鄭保瑞這個名字可能比較陌生。1972年出生於澳門的他，11歲到香港，不顧母親的反對，毅然進入電影圈闖蕩。跑腿打雜，當場務，做臨演，幾乎是在片場長大的。23歲那年，幸運之門終於徐徐打開，鄭保瑞跟隨導演林嶺東，在劉德華主演的電影《大冒險家》裡出任副導。窮小子逐夢電影圈，鄭保瑞的拼搏故事是香港90年代再經典不過的典型。
德國之聲：《命案》裡全都是底層市井小人物的故事，然而他們雖活得悲慘，可臉上非但沒有苦情和憂郁，反而充滿著一股說不出的狠勁兒，這與觀眾常見的故事是不同的。
鄭保瑞：（點頭）可能是我來自底層……11歲來香港，我從小經歷的都是底層的香港人。你看我的電影就知道，中環啊那些東西我不懂，所以我拍戲從來沒拍過上層的人，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講話的，但我知道在香港最底層的人怎麼說話，怎麼走路！就跟你現在看到的一樣，他們沒有自怨自哀，一份工不夠，再做多一份唄，根本沒有時間去憂郁，都是在找方法努力生存下去，慢慢的，不知不覺也許就熬出來……我母親和我小時候那個年代的香港就是這樣，你努力，你能賺一口飯吃，你再努力，你能省點錢，有機會買個房子。但現在就比較麻煩，比較難了……很難。
德國之聲：所以選這個劇本，並采用一種“發狠”的風格來導，是想表達這種生存精神嗎？
鄭保瑞：對，特別是拍底層的人。本片的編劇游乃海，就堅持說我們不能用悲觀的方式去望著他們。片中每一個角色都是為了命運在努力，男主角不想坐牢，妓女盼望自己能中六合彩，因為要還錢……他們都是有欲望的那種人。有些時候，欲望會變成動力，我有求，所以我才會往那個方向去走。
德國之聲：您覺得現在香港年輕人還有這種欲望和拼搏的精神嗎？
鄭保瑞：呃，其實現在他們好像不是很拼的那種了，現在的香港年輕人反而是回歸到，沒有說非要如何如何，而是回歸到簡單一點的生活，沒有以前80年代那會兒，遍地黃金，大家都去沖，去搶，搶著往上爬，去上層。這一代年輕人是說：我找尋自己的生活，這個生活雖不是你們想象的那麼豪華，但是我舒服。
德國之聲：但仍然是比較頑強的那種？
鄭保瑞：對對，是頑強的，在香港那個城市你只能頑強（笑） 。
德國之聲：《命案》裡包含了很多神秘荒誕的、半信仰半迷信的元素，哪一個元素是最吸引您的呢？
鄭保瑞：這個劇本對命運題材的處理蠻打動我的。命運題材很多電影都在說，但這一次，我覺得編劇乃海是往走前了一步的。通常我們說起命運，都覺得很遠很無助，因為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命案》裡我們也沒有反轉這個概念，我們的主人公其實到最後並沒有改變命運，他只是改變了他面對命運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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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就是你說的那種迷信的東西，這（迷信）是非常港產片的東西，很香港元素，但是這十幾年來，已經很少見了。 大概都放棄了。因為很多不同的原因，比如國內不能審批……但其實香港還是一樣，人的觀念沒有變。在我看來，迷信的東西就是人想有個盼望罷了，雖然不知道成不成，可能至少會心安一點。如果沒有信仰，我們可能連個盼望都沒有，那人就沒有希望了。
不刻意迎合國際，只講好香港故事
鄭保瑞的影片大多屬於懸疑、犯罪和驚悚類。在90年代末打出名聲後，他與眾多知名演員合作不斷。然而在作品人氣與口碑一路走高的同時，鄭保瑞電影中欲望與悲涼交雜的特色從未改變。2006年執導的警匪片《狗咬狗》是鄭保瑞導演之路的巔峰之一。該片不但被第19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提名為最佳影片，且被許多觀眾贊為男主角陳冠希出演過最好的作品。
隨後，較少對動作和驚悚片感興趣的歐洲電影節也陸續向鄭保瑞拋出橄欖枝
2009年，由古天樂和任賢齊主演的《意外》入圍威尼斯電影節。2012年，鄭保瑞更攜《車手》與主演黃秋生和余文樂一起步上戛納紅毯。
德國之聲：在歐洲，因為意識形態（Ideology）去拍片的導演不少，您也想過嘗試一下嗎？
鄭保瑞：不知道誒，也許有機會的話，有觸動我的東西，可能會去創造一個故事，但是現在對我來講，可能跟我在片場的成長有關，我們都是拍商業片的……雖然可能也會期望在類型片裡注入一些主題性，再往前走個一兩步，但是所謂說的東西（故事內容）是不是跟政治有關，其實……當然我們都是普通人，最多是我們看世界的方法，有些東西可能……可能會在（電影）裡面呈現到。
德國之聲：我說的意識形態、政治或社會聯系，不是指要去批評什麼。一個電影包含對底層的關注，給觀眾展現出真實社會的一些部分，那就已經有它的社會意義了。
鄭保瑞：OK，OK！（大笑）對，對，所以我剛才也是說，我們也沒有刻意地講那些，但是可能在創作過程裡面流露著這樣一些東西。
德國之聲：但今後還是主要走商業片路線嗎？會不會輸出海外有困難？
鄭保瑞：（笑）嗯，都是類型片，商業片為主，可能我們就在香港類型片的環境裡長大的，我沒有想象我肯定要拍什麼藝術類型的片子。我們在拍的過程裡，也沒有想非要去那邊（歐洲）競爭……反而都是很自然的，講香港，香港的人。
我們的一個類型片，曾經去過威尼斯參展主競賽的《車手》，其實就是講一個殺手利用意外去殺人的故事。我後來（電影完成後）做了一個很大的舉動，把整個片子變成黑白。在影像上，可能他們（威尼斯電影節）覺得看到了一個從來沒見過的香港，覺得非常有價值，所以選它進入competition（競賽）。但當初我也不是為了去影展，要故意把它變成黑白，我只是覺得那個處理方法對於那部電影是最有利的，我就做了。
我現在看來，哪怕是類型片，只有你（拍得）有點意思，他們（歐洲電影節）覺得你適合，還是可以進來一個比較大的電影節，比如柏林啊，哪怕是戛納我們都可以去。
香港內地“兩邊走路”
近年來香港影人北上已屢見不鮮。內地龐大的觀眾群和娛樂消費市場，吸引了不計其數的名導和名演員投身其中。導演爾冬升、梁朝偉、惠英紅、陳小春、佘詩曼等各路香港演員和TVB“老戲骨”，紛紛出現在中國各大電視和網絡平台上。2015年左右進軍內地後，導演鄭保瑞拍攝了新《西游記》電影三部曲，並與吳京、趙麗穎、小沈陽等多名內地演員進行了合作。
德國之聲：現在疫情放開了，還會再去北京拍片嗎？
鄭保瑞：會的，其實我也沒有放棄，一直在找尋機會，所以我一直都跟國內有一些合作在聊，只是剛剛的三年全世界都停掉了……可能現在慢慢又開始了，但是中間如果有空檔，我還是回來香港拍戲，就兩邊走路吧……另外今年那邊（內地）的《流浪地球2》、《滿江紅》，我聽說都不錯啊。
德國之聲：這些片子好像會有一點國家主旋律在裡面吧……除非是愛情片？
鄭保瑞：嗯，對，那肯定是，反正都得有一點點.. 現在在國內是沒有不主旋律的（笑）。
所以我們的概念是盡量怕商業類型片，不要碰那些東西太多，可能在創作上我們就比較舒服一點，因為很多時候你碰到那些題材，你可能不懂處理。可能有些導演處理的很好啊……但是你自己都不太懂的時候，肯定是有一點點綁手綁腳的感覺。不過哪怕綁手綁腳也不重要，就是最後那個點，你處理的不好就害到那個電影，那個是危險的……
德國之聲：在香港拍片基本上什麼題材都可以？ 不需要另外加什麼元素進去？
鄭保瑞：呃，說是這樣說…也沒有說一定要加什麼，不用加。但就是可能有一些（限制），比如說一些事件啊……
德國之聲：近幾年香港社會變化很大，您也關注到了？有沒有被激發出某些創作靈感？
鄭保瑞：其實有什麼關注不關注，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每一個年代都有它的特點……我們多多少少都會把一些體驗放在我們的創作當中，有一些時候是不自覺的，但也不會說我一定就要說這個，只是可能你經歷過的東西你就會想寫下來，但不是說我就要寫一個關於社會啊，什麼什麼樣的故事，我從來都沒有（這樣）。
“機會主義者也是香港人的特點”
德國之聲：近幾年香港本土電影的制作和推廣是不是有些停滯了？
鄭保瑞：我覺得早十幾年前，比如說杜琪峰老師的很多戲也去了很多外國電影節。但是當你發現成本越來越高，我們自己本土的市場可能Cover（承擔）不了，我們就去國內拍片，因為市場在國內。（在那邊）當然肯定有一些限制，很多東西你不能拍，所以我們比較強的東西（影片內容/類型），就停下來了，然後就十幾年沒有什麼發展了。
德國之聲：所以您在中國內地拍的片子就只選愛情和奇幻題材？ 比如《西游記》。
鄭保瑞：對啊，就是那些東西。其實慢慢的這幾年以後，反而是大家覺得好像要再回到香港市場，把香港電影再輸出。現在國內對於港產片，哪怕合拍片，興趣也沒有太大了……能到那邊（內地）有好票房的影片可能一年就兩三部。在香港可能有很多人在做，但沒有市場，養不起，所以就再找別的市場。當然，我覺得找別的市場，最重要一步就是先把自己港產片的東西做好，然後才有輸出的希望。我相信……一步一步再做吧！香港人就是這樣，機會主義者也是香港人的一個特點，哪裡有機會我們去哪。
德國之聲：去內地拍片就是為了抓住機會？
鄭保瑞：對呀，這邊機會少了，那邊有機會我們去，我們也要生存，電影還要做，因為如果你不出現（拍片），人家都不知道你在做。在這個圈裡我們一直在尋找不同的可能性。
當然對有價值的片子，比如《命案》，我們還是會做，可能budget（預算）沒有那麼大，但我們還是想堅持做一個屬於香港的和我們香港電影人能做的東西……當然現在能走到這裡（柏林電影節），我們還是all out for expection（滿懷期待），期望它一步一步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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