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專欄：公民的政治，還是暴民的政治？

「那是屬於早年陳獨秀們的時代，人心開始淪陷的時代。不屈從于時代的胡適們，空餘一腔憂思，什麼都擋不住。」─笑蜀。

編者按：本文為笑蜀「談政治要小心」系列之三。這一系列文章的前兩篇發表於《風傳媒》，分別是《談政治要小心─陳獨秀式的？還是胡適式的？》和《北洋時期改變時代的北京街頭三把火》。

在「談政治之二」一文中，說到北洋時期「首都革命」的兩把火，我曾如此感歎：群眾運動、群眾政治終於露出了它的本來面目，即它其實就是暴民運動、暴民政治，即它其實就是政治超限戰，以大眾之名，拒絕任何法律的和道德的約束。這邏輯還可再延伸，即它其實就是革命。所以毛澤東才說，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麼文質彬彬，那麼溫良恭儉讓。對革命的超限戰本質的這種認同，毛澤東和陳獨秀等黨內同志，無疑有著高度共識。

這恰恰是胡適所不能接受的。

「首都革命」當天，胡適並不在北京，而是正在上海。他到上海主要想避風。此時的胡適，處境已頗有些尷尬。他固然得新文化風氣之先，一度領袖群倫，如日中天；但「五四」大潮一來，大時代隨即轉向，由思想鬥爭、文化鬥爭轉向主義之爭，尤其轉向政治鬥爭，轉向群眾運動、群眾政治，整個社會越來越撕裂，越來越極化。一向溫良敦厚的胡適，哪跟得上趟，其個人命運必然逆轉。「五四」就這樣成了大時代的拐點，也是胡適個人命運的第一個拐點。而有陳獨秀、李大釗的變臉，有新青年雜誌的變臉。胡適無法認同老朋友的選擇，只好分道揚鑣，越來越成了爭議人物。

此後，他每況愈下。1924年國民黨一大開啟的國共合作及所謂國民革命，是大時代的又一個拐點，也是他個人由盛而衰的第二個拐點。他既不認同陳獨秀、李大釗們鼓吹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因此得罪了共產黨；也不贊成孫中山鼓吹的武力統一，傾向聯省自治和平統一，於是又得罪了國民黨。對國共兩黨主導的群眾運動、群眾政治，他也多所批評，尤其不贊成所謂學生運動，主張學生的職責就是讀書，反對學生捲入政爭。這當然更惹惱了青年學生。這時的胡適，已經差不多成了光桿司令。

撕裂的時代，極化的時代，是所有人必須選邊站隊的時代。像胡適這樣有著巨大影響力的人物，更必須站隊，更不能讓他閃開。他卻不僅跟國共主導的「新勢力」漸行漸遠，還居然跟「舊勢力」投懷送抱。1925年初參加段祺瑞組織的反動的「善後會議」，幾個月後，又接受末代皇帝的召見。他在新舊勢力之間的這種依違徘徊，不可能不令「新勢力」惱怒。掌握了時代話語權的「新勢力」，如何可能對他客氣？圍攻紛至沓來。上海學生聯合會給他寫信，痛斥他擁護復辟餘孽，摧殘全國教育。他去武漢武昌大學講演，一路被學生追罵。在學生們看來，此時的胡適，「思想的進步也就止於此了，就不能與時代俱進了。因其不能與時代俱進，所以做出一些七顛八倒的事來……。」

最不客氣的仍是從前的新青年同仁。陳獨秀在致李大釗信中嘲笑胡適「跪著造反」；魯迅則以向來的刻薄，寫了《導師》一文，對胡適毫不留情地各種損，最後大喝三字：「鳥導師」。曾經的青年導師胡適，就這樣「百尺竿頭掉下來」，成了「鳥導師」，成了「新勢力」的公敵。

胡適有自知之明。在阻止北大學生捲入政爭失敗後，他即「告了長假，在上海養病著書」。同時反復致函北大校方，堅辭北大教職。其實是自甘邊緣。但是，名高謗隨的胡適，已經身不由己。國共主導的群眾運動、群眾政治越來越水漲船高，繼夏天的「五卅運動」、秋天的北師大風潮之後，終於在這年11月28日達到巔峰，引爆武力奪取政權的所謂「首都革命」。政權雖沒能奪到手，次日的一把熊熊烈火，卻成功燒掉了晨報館，並點燃了全國輿論。即便遠在上海的胡適，這時也不可能作壁上觀，不復有昨日的清靜。

爭議的焦點是晨報館該不該燒。陳獨秀的回答斬釘截鐵：該。為什麼該？徐志摩一接手《晨報副刊》，就組織了一場關於蘇俄問題的大辯論。在這場大辯論中，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完全處於下風，他們早憋了一肚子氣，晨報館在他們眼裡，早就是反蘇反共的橋頭堡，早就是敵人。如今世學者已經指出的：

在那個時代，對蘇俄的態度，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它表明你是進步還是反動。這個問題在陳獨秀自己那裡當然不言而喻，但，《晨報》居然還作為問題討論，討論下來，結果反俄還占了上風。這種落後反動的報紙為什麼不該燒？燒報紙的邏輯乃是陳獨秀當年不准《新青年》發表反對白話文的繼續。因為此事「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陳獨秀語）。《新青年》是自己的，說不發就不發。《晨報》是異己的，必不容的話，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燒。

陳獨秀和他的黨內同志認為該燒；主張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對《晨報》同樣惱火，同樣認為該燒，因而領頭者即為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幹將朱家驊。此時的晨報館，跟胡適的處境很像，都把國共代表的「新勢力」給得罪光了。區別只在於，晨報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胡適則是一個人，惹不起躲得起。所以事後有朋友慶倖胡適走得早，否則，「首都革命」的那把街頭之火恐怕也饒不了他。

《晨報副刊》發起的這場蘇俄問題大辯論，本來都是文人之辯，按說不會秀才遇到兵。奈何徐志摩們固然都是秀才，身後沒有兵。陳獨秀及他所屬的國共陣營，身後卻有千千萬萬兵。這千千萬萬兵拿段祺瑞等武將暫時沒奈何，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計畫只好推遲；但拿來對付晨報館及徐志摩們，卻是綽綽有餘。火燒晨報館的滾滾烈焰，就這樣騰空而起。在陳獨秀們看來，這當然是神聖的革命之火，大快人心。晨報館咎由自取，得其所哉，實在沒什麼可抱怨的。

「權力使人腐敗，革命使人墮落」，是時人馮勝平的一句名言。「革命使人墮落」這點上，早年陳獨秀和他的戰友們算是典型。亦如今世學者已經指出的：「遊行群眾是高呼著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口號，來到宣武門大街燒掉《晨報》館的。事實上是，朱家驊們此刻正享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也享有出版言論的自由。怪異在於，這班新人物自己在享有自由的同時，卻不准別人自由。在那熊熊的大火面前，《晨報》的自由在哪裡?」

平心而論，此時他們確已喪失了起碼的理智，被自己心中的戾氣和大時代的洪流徹底裹挾。而他們並不自知，還以為這是追求理想，是高尚，沉醉其中不能自拔。這讓胡適忍無可忍。尤其對老朋友陳獨秀的墮落，他是再也看不下去。所以他不顧自己處境的尷尬，最終站了出來，對老朋友猛擊一掌。這也不只是他對老朋友的態度，也代表了他對那個大時代的態度，代表了他對那個大時代的痛心疾首。換句話說，這實際上是他對那個大時代的宣言書。

這就有了1925年12月初，胡適致陳獨秀的一封信，載諸《胡適文集》第7卷。今天重溫這封信，其當代性顯而易見，值得細細品味。好在這封信篇幅不長，不妨全文照錄如下：

獨秀兄：

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這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過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注：《爭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裡為是為非，絕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唯一的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我也知道你們主張——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員警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在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個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但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並不是舊實力的不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我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與污蔑。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眼界。我是不會懼怕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適的惋惜、沉痛、傷感及巨大憂慮，可說溢於言表。這不只是對大時代，尤其是對於陳獨秀這班老朋友。他們不僅並肩戰鬥過，而且他們本來有共識的，最大共識即是胡適信中提到的1920年8月他們共同署名的《爭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正是五四狂飆猶在繞梁的時刻，陳獨秀轉向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前夜，那時他多少還屬於原來那個陳獨秀，多少還有一點對自由的忠誠。但僅僅一個月之後，他終於抵擋不住蘇俄代表的遊說以及大時代的誘惑，急劇轉向。

陳獨秀的這一轉向，歸根結底，是從英美版的「自由」轉到法俄版的「自由」即「階級專政」，即胡適所說的「階級專制」，即只允許擁護我的自由，不允許一切反對的自由，乃至一切不同顏色的自由。這當然是以自由之名，走到了自由的反面，跟胡適堅守的自由，水火不容。這才是最大的墮落。更不幸的是，這墮落已然成為時尚，成為時代的主流，尤其成了知識階級的主流。這時代的主流或者說知識階級的主流，實際上，從所謂五四運動，已然發端。其後的首都革命，不過發揚光大而已。這其間的悲劇之一，則是知識階級的墮落。「五四」開始，學生即有「丘九」之謂，而到所謂「首都革命」，「丘九」之風愈演愈烈。應該說，恰恰是知識階級，成了百年來打砸搶的先鋒，成了百年來砸爛一切打倒一切的先鋒。一言以蔽之，最應該謙卑和克制、最應該審慎和律己的知識階級，自己先成了暴民。到了這個時代，的確如胡適所預言的，一切愛自由爭自由的人，都再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不妨回頭重溫胡適致陳獨秀的那封信，尤其是重溫暴民時代來臨前夜即民八年的那個溫情脈脈的感人場景——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員警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在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個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寫到這裡，我不知道當時胡適是否沉痛和傷感到落淚，反正我寫到這裡時，真的有點情不自禁，兩眼潸然。今天回頭看，這場景該是何等美好，有著這美好場景的時代，無論有著怎樣的問題，跟後來的時代比，顯然都是天堂，而且很可能是不可複得的天堂。胡適們沒能擋得住這天堂的失去，那是屬於早年陳獨秀們的時代，人心開始淪陷的時代。沒有底線，只有不斷探底；沒有最壞，只有更壞。不屈從于時代的胡適們，空餘一腔憂思，什麼都擋不住，什麼也改變不了。於是，1925年「首都革命」之後，很快有了又一次街頭革命即所謂「三一八慘案」，有了劉和珍等學子的喋血。

接下來是所謂海陸豐農民運動，是所謂湖南農民運動，是武漢時期所謂工人運動，暴民時代這潘朵拉盒子一經知識階級親手打開，就不可能再關得上。底層為主力的痞子運動的登場，也就不可逆轉。胡適所最擔憂的「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很快成了現實。最終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底層暴力最終勝出，並在砸爛一切打倒一切之後，把最後的鋒芒指向了自己從前的導師或者說盟友知識階級本身。一定程度講，這難道不是報應麼？不值得百年之後的我們深長思之麼？

但是坦白地說，我並沒有見到多少這類深長思之。歷史的慣性可能依然強大。在這個據說歷史最悠久的國度，最缺乏的恰恰是歷史感。這可能是此國所有悲劇中，最大的悲劇，最讓人無話可說的悲劇。

＊作者為獨立學者，前《南方周末》評論員。本文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