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侮辱公務員罪」是否違憲？聲請法官：粗話是人民在面對公權力暫時的情緒出口
憲法法庭25、26日一連兩天召開公然侮辱罪、侮辱公務員罪言詞辯論，除了兩案聲請人包含人媒體人馮光遠、作家張大春、卡神楊蕙如等知名人士，由於司法院院長兼憲法法庭審判長許宗力曾發表侮辱應除罪化言論，也都讓這兩案備受矚目。
26日憲法法庭針對侮辱公務員罪進行言詞辯論，經歷2個多小時的言詞辯論後，審判長許宗力宣示言詞辯論終結，3個月內宣判，必要時可以延長兩個月。
侮辱公務員罪違憲？楊蕙如因關西機場事件被判刑也聲請釋憲
《刑法》第140條規定，「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憲法法庭今審理的主案，是由彰化地方法院法官陳德池所聲請共5案，與相關人民聲請4案合併審理。當中也包含「卡神」楊蕙如聲請釋憲，在2018年9月的關西機場事件，楊蕙如涉嫌操控網軍蔡福明在PPT帶風向，以「爛到不行、老油條」等言論辱罵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遭判5個月，得易科罰金之刑定讞。
「粗話既是弱者的武器，同時也是內心的悲鳴」，法官聲請釋憲
陳德池強調，謾罵、講三字經，真的會妨害公務的執行嗎？可能性真的太低了，是一個很勉強、很勉強的牽扯，只有假消息才有可能會影響公務的順利進行，而在日本有類似刑法規定。「只有假消息，不正確的事實傳遞，才有處罰的必要，」他說。
陳德池也引用山根勇藏《台灣民族百談》中的一句話，「粗話既是弱者的武器，同時也是內心的悲鳴」，並以受刑人徐鴻彰為例，長期受到關押的受刑人，因為對獄政管理不滿就隨口罵了髒話，「他還有其他武器可以對付國家嗎？沒有，剩下唯一可以用的，就是罵一句髒話，滿足他心裡最後一絲絲的喜悅跟快樂，他不該罵髒話，但我們有處罰的必要嗎？」
陳德池也舉例，另一個當事人是去申請道路拓寬，因為公務員不理她，他就罵髒話，說「臭崽子，你是我的小狗。」但當公務員公務執行的給付行政，沒有辦法滿足人民的需求，多次抗議也沒有用，在當下又被拒絕、又被冷漠的對待，他能夠剩下的武器就剩下嘴巴那一些可以滿足他暫時情緒的出口，我們真的要處罰這些人嗎？
楊蕙如律師：「侮辱公署罪」不合時宜已被刪除
聲請人蔡福明訴訟代理人陳澤嘉認為，國家應該是協助人民實現自由而存在的工具，如果威信是建立在國家跟人民上下權威的服從關係，服從關係其實已經不是現代人民集體普遍認定的觀念，此外，也很難想像用污辱的聲音或動作，就能夠輕易地妨礙公權力的進行，公權力的進行縱然被妨害，是否能透過本條的規範予以保障？
在法律明確性的部分，他舉例，109年有位陳姓被告，在新莊事務所對公務員只是講「不會講話，考試不知怎麼考的」，就被法院認定是侮辱公務員，相類的情形，一名林姓被告與醫事人員爭執後，在警察規勸後離去，過程中講了許多「供三小」等不雅的言論，但最後法院認為，雖然有一時氣憤出口粗俗不雅的情形，但不是在侮辱對象，所以認定無罪，在法律明確性是付之闕如。
聲請人楊蕙如訴訟代理人陳偉仁也說，對於公務員的侮辱行為，如果是涉及肢體的強暴脅迫，已經有刑法第135、136條的處罰，在此前提之下，單純侮辱公務員本人或他的職務的言語不會妨害公務的執行，也沒有辦法侵害國家法益。
陳偉仁以焚燒國旗為例，過去會被認為是該當侮辱公署罪，但現在此罪已經不合時宜被刪除，那假設如果當場焚燒國旗，且有公務員在場，會構成侮辱公務員嗎？再進一步假設，如果焚燒國旗的同時，不斷宣稱「爛就是爛」，這會構成侮辱公務員的職務嗎？因此，他強調，刑法第140條保護目的並不明確，以刑法制裁之手段亦與保護目的無實質關聯性。
法務部：檢察官、法官不是道德糾察隊，但言論自由不能無限上綱
關係機關法務部代表檢察司司長郭永發則提出，法國、新加坡近年修法仍均維持侮辱公務員刑事責任，德國則是遭侮辱之公務員，其上級公務員可獨立提出告訴。檢察官可基於公共利益為由提出公訴。
郭永發表示，從公然侮辱罪到侮辱公務人員罪，如果被認為是違憲的話。那任何人可以對取締交通違規的公務員可以謾罵、叫囂，甚至在法庭上對輕率地對司法人員進行惡意攻擊的話，那個國家公權力的威信，執行公務的尊嚴何在，該如何期待全國的公務員能夠合法適切的依法執行公務。
他強調，檢察官、法官不是道德的糾察隊，也不是法律最低基礎的道德標準，「我們希望讓台灣社會秀下限到這種程度嗎？讓他街道上幹聲連連不絕於耳嗎？」所以刑法第140條當然合憲。
法務部訴訟代理人檢察司副司簡美慧也說，言論自由並非可以無限上綱而無邊無際，我國是法治國家，不應容許高舉言論自由大旗，恣意侵犯他人的權利，破壞國家社會公益。
簡美慧強調，刑法第140條並不是禁止民眾批判、評論公務員或職務，也不是要藉由刑事處罰箝制言論或助長威權官僚文化，並認為在構成要件上，已有「當場」、「依法執行職務」、「公然」等限縮處罰範圍，平衡言論自由與公共利益之維護。
簡美慧重申，民事與刑事從來都不是二擇一或是互斥關係，這是立法者手段的選擇，而且刑法140條保護的法益不是公務員的名譽而已，更攸關的是公務員執法嚴正性與公權力的實現，如果只由被侮辱的公務員起訴請求賠償，顯然忽略了本罪保護國家法益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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