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如何看待、面對二戰，以及希特勒的第三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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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楊永苓 Sandy Yang／一路上 On the Road
Q：想知道歐洲國家對二次世界大戰的看法。
A：對柏林的印象，一直是神秘而陰鬱的。2016 年夏末，我終於有機會造訪這座神往已久的城市。然而我到達的頭兩天，柏林卻出乎意料的晴空萬里，氣溫甚至一度飆升到 35 度。行走在嬉皮市集和 East Side Gallery，即便不斷補充水分，還是感覺快要融化。但此時的柏林，並沒有因艷陽的妝點而顯得奔放熱情，它仍然維持著自己安靜、低調的風格，迎接著往來於世界的旅客。
享用完 Cider & Schnitzel，又在路邊的小店買了一瓶啤酒，微醺地坐在東柏林充滿蘇維埃風格的街區，看著車站的時鐘和路邊灰色的鴿子，在熱辣的氣溫下緩慢移動；於世界靜好之時，我腦海思索的問題卻是：如果褪去歷史傷疤、忘記了戰爭，那柏林還是柏林嗎？
從二戰的傷痛中站起，摸索著愛國主義與民族驕傲
2007 年在北京，我和一位德國友人聊天，出於好奇，我問了他：德國人如何看待、面對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希特勒的第三帝國？
他說，學校教育他，儘管希特勒和其黨羽的思想、暴行是非常偏激的少數人行為，且戰後的納粹餘黨也遭到審判處置，但德國的系統，竟然能夠讓不合情理的極權坐大，甚至完全服從其發出的指令，去人性而機械化地執行慘無人道的命令──可見德國社會，需要從根本的改變。
因此，他們從小被教育需要不斷地審視、辯論、思考並且批評，才能避免盲從，從根本除去被政客操弄的劣根性。同時，德國不推崇「愛國教育」，一般路上也很少看到國旗，無論是有意的打壓民族主義，或是無意識的原罪感，德國人直到二戰投降一甲子後，才開始真正嚐到驕傲和愛國的滋味。
2006 年，德國主辦 FIFA（世界杯足球賽），憑藉著多角度專業的轉播團隊、沿用最新的攝影和裁判技術、世界級高規格的球場，以及完美的執行力，交織出一場讓所有體育人皆讚譽有加的足球盛典。而賽事前後四處飄揚的德國國旗，以及人們為自己國家加油、歡慶的熱情，開始讓德國人感知這種愛國主義的驕傲，並思索過去是否矯枉過正、面對二戰的歷史包袱，德國是否太過全面性地否定了自己的國際地位？
時間飛轉 9 年，2015 年，我在法蘭克福機場轉機。在機場必購物的我，選擇購買一本暢銷書。但與其說我選擇了書，不如說書選擇了我，這本書的英文譯名叫做 "Look Who’s Back "，白底封面襯托著黑色的人臉剪影，遠遠地便吸引了我的目光，因為它是一張希特勒的臉。
作者 Timur Vermes 用嘲諷的筆觸，把希特勒帶到 21 世紀的柏林，用詼諧幽默的語調調侃德國人對二戰話題的禁忌和嘲弄；結尾則反諷在二戰結束後 70 年的今天，種族主義又悄然在德國解凍，而聰明、有效率且服從的德國人，是否還能帶著他們批判的態度，面對煽情的意識形態？
柏林的歷史詮釋：讓人看清戰爭的本質，也得到藝術的療癒
懷揣期待的我，終於在一年後踏上前往柏林的旅程，尋求解答。
柏林最著名的景點，清一色都是二戰和冷戰期間的遺跡，例如：飽受戰火璀璨的威廉大帝紀念教堂、倒塌後重新整理，在市區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見的柏林圍牆遺跡、冷戰期東、西柏林坦克交鋒，僵持了 16 個小時，險些釀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查理檢查哨（Check Point Charlie，柏林圍牆邊的一個檢查點，往北進入民主德國的首都東柏林，往南則會進入聯邦德國的西柏林）等。而讓我個人感觸最深，也最能代表德國認真反思第三帝國及二戰暴行的，是恐怖地形圖博物館（Topographie des Terrors），以及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Memorial to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圖／Brendan Howard＠Shutterstock
恐怖地形圖博物館，不僅是一個陳列型的博物館，更是在一個恐怖的地形上，描繪出人類史上最殘酷的納粹第三帝國暴政。它所在的位置，便是被盟軍轟炸得粉碎的納粹總部，其中包含 SS、蓋世太保等重要的首腦機構，皆在此策劃、發布並執行第三帝國殘暴的命令。博物館保留了斷垣殘壁，做成開放式的長廊，講述希特勒如何在一戰後的德國崛起，並以時間軸敘述每一個節點的重要事件。
因為歷史故事本身太過沉重，整個博物館內、外部的風格，反而設計得非常簡樸輕盈，大量使用透明、霧面的玻璃和壓克力，加上單調的金屬色和簡單的直線條，襯托出龐大的內容和凋零的建築遺跡。如果你不知道參觀的內容為何，你完全感受不到壓力和恐懼，只覺得身處於一個明亮、簡潔的開放空間。這是利用建築和設計作為工具，旨在表達歷史教訓的一場論述。如果不是因為它巧妙的空間佈局，這麼一個邪氣逼人的地點，可能無法作為反思歷史的明鏡，反倒變成仇恨的代名詞。
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或稱大屠殺紀念碑，Holocaust Memorial），經常被許多人誤認成是一具具的棺木或是一座墓園。建築師 Peter Eisenman 本人否定了這種說法，他想要呈現的，僅是一個看似井井有條，但實則毫無人性、讓人恐懼不安的氛圍。
圖／ tkunited＠Shutterstock
從正常街道的高度望去，整個紀念碑低調但明顯地佔用了一個街區，實際往裡面走，會發現地勢向中心下降，你越是走向深處，不但距離前後左右的街道越遠，也距離紀念碑頂端（高出街道約一米）越遠。每一個方格矩陣用整齊的方式排列，但地面起伏不平，你經常會走到一個岔路，完全沒有感覺有人正從另一個方向接近你，而你能看到的，也只是穿梭在縫隙之間，稍縱即逝的身影。
透過空間和建築體的特徵，這個超脫尋常意義的紀念碑，讓身在二戰結束 70 年之後的旅人，也能窺探當時猶太人的恐懼和焦慮。建築師和工程師利用藝術，沉靜但有力地向世界吶喊和平的意義。
除了建築和景點，我也有幸趕上柏林愛樂一年一度的戶外公開演出。在指揮家 Sir Simon Rattle 的帶領下，這個世界一流的管弦樂團，除了以精湛的技術和情感，演繹出一系列經典大師的作品外，更邀請了敘利亞海外旅居者管弦樂團（Syrian Expat Philharmonic Orchestra），為身在柏林的觀眾帶來敘利亞傳統音樂藝術。
透過音樂，我可以感受到敘利亞奔放、熱情的文化。我記得其中有一曲婚禮的饗宴，更讓我們用不同的角度認識敘利亞──它不僅僅是新聞上一個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名，它是許多人的家鄉、它曾經輝煌，也曾一度充滿歡笑、藝術、愛與美。
圖／楊永苓 Sandy Yang 提供
用「正反合的辯證」，看德國的掙扎與蛻變
我在柏林的一個禮拜，感官不斷地被歷史的殘酷撕裂，又被藝術的溫柔癒合。德國人透過柏林、透過保有戰爭殘酷的歷史遺跡，想要傳達的不是「恨」，而是認清歷史創傷之後，用美與愛，甚至一點點的幽默，學習包容，擁抱和平。
我們可以用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正反合辯證法，來解釋德國人在歷史的過去、開放的現在和即將開展的未來，其實是不斷地在矛盾中前行、蛻變的。我們可以說，德國在二戰歷史中扮演的角色是個天大的錯誤，但無法因此而否定它在改變錯誤上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其在矯正民族劣根性時，還能尊重人性、情緒的掙扎。
藝術家 Ulrike Steglich 在柏林圍牆的塗鴉，表達了西方戰爭學家克勞塞維茲的名言：「政治，就是以另一種形式延續戰爭（Politik ist die fortsetzung des krieges mit anderen mitteln.）。」我們其實從未逃離戰爭的摧殘，跨過換日線，穿越時間，歷史的明鏡一直都在。你擺脫不去過往，只能面對並轉化這些經驗，由此蛻變成更好的自己。
圖／楊永苓 Sandy Yang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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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LuisPinaPhotography＠Shutter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