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那些「自毀人生」的脫口秀演員們

（德國之聲中文網）1930年代的柏林，一個卡巴萊喜劇（Kabarett）舞台。演員拿著一幅“畫像”上台了。觀眾看到的是“畫像”的背面，也就是一張白紙。但是，所有人都明白，這代表一幅希特勒的畫像——因為納粹上台以後，下令所有辦公室都要掛上領袖照片——會心地笑起來。

可以說，這是納粹時代的一次“白紙行動”。

卡巴萊是當時德國很流行的一種說唱表演，抖包袱，講段子，譏諷時事，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於今天的脫口秀（Stand-up comedy，又稱單口相聲、單口喜劇）。

台上的另一位表演者是知名的卡巴萊藝人維爾納·芬克（Werner Finck）。拿“畫像”的演員假裝地滑，差點摔倒。芬克趕緊跑過去，驚恐地喊：“別跌倒！別跌倒！”觀眾立即哄堂大笑。

芬克在這裡用了一個“諧音梗”：德語stürzen除了“跌倒”之外，還有“推翻”的意思。

芬克在政治上是很溫和的藝人。在很多同行或坐牢或自殺或者流亡之後，他仍然被允許繼續表演。

但是，他辜負了納粹黨和政府的寬宏大量，經常進行政治諷刺演出。有一次，他對坐在台下監聽的蓋世太保說：“要我慢點說嗎？您跟得上嗎？或者我跟您走？”在這裡，他用了一詞（跟，mitkommen）多義的梗。

笑話不敵強權。他最終跟蓋世太保走了，被送到集中營關了六個月。一直等到二戰結束之後，他才有機會重返舞台。

按照當下一些中國網民批評脫口秀演員池子和黃西的說法，芬克這是“自毀人生”，“言論無底線”，“為討好觀眾口無遮攔”。他的被捕也成為納粹大規模清洗卡巴萊表演的一個時間節點。按照這些中國網民的邏輯，是他的不理性、不節制、只顧自己出風頭、抹黑政府，給整個喜劇行業帶來了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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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關心政治”的“簡單娛樂”

卡巴萊喜劇在納粹時代遭到重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政府不喜歡笑話。除了希特勒和戈培爾也經常光顧卡巴萊劇場之外，納粹政府還系統性地推廣了娛樂節目。這些娛樂節目中，有很多反猶太人、嘲笑同性戀的內容。但是，可能和很多人的想象不一樣的是，當時絕大多數娛樂節目“不關心政治”，看上去僅僅是為了博人一笑。

根據德國導演魯道夫·赫爾佐克（Werner Herzog）在制作政治笑話文獻片的同時寫成的《希特勒萬歲，豬死了!》一書中的的描述，第三帝國生產的電影絕大多數並不是萊妮·裡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式的宣傳片，其百分之九十都是極其膚淺的小喜劇。在這種喜劇片中，人們看不見希特勒似的敬禮，也沒有一個地方飄揚著納粹的旗幟。通常，情節局限於紛亂復雜的愛情故事，但是多為大團圓結局。

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也在他研究納粹歷史的系列著作中描述了這個事實。他寫道：“在戈培爾授意下，納粹德國推出了大量娛樂電影。按照宣傳部的電影分類，1934年德國上映的電影中有55%是喜劇片，21%是劇情片，24%是政治片。比例逐年變化，且有的電影事實上同時屬於多個類別。然而到了1938年，只有10%的影片被歸類為政治片，劇情片和喜劇片分別佔了41%以及49%。”

在《納粹德國: 一部新的歷史》一書中，美國歷史學者克勞斯·P.費舍爾(Klaus P.Fischer)也做了一個統計：“在第三帝國期間，一共拍攝了1363故事片，分為兩個類別：宣傳的和娛樂的”，“大多數電影是簡單的娛樂片，發揮逃避現實的作用”。

德國歷史學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在他的著作《從俾斯麥到希特勒》中說，戈培爾“這位宣傳部長雖然偶爾下令拍攝一些大型宣傳影片，但是它們的數目用一只手的指頭就算得出來。除此之外，整個德國制片業所推出的，都是一些輕松愉快、不懷惡意，在制作技術和藝術表現上非常優秀的娛樂電影，而且其水平與正常的院線影片並沒有兩樣。在那些電影裡面，小姑娘釣得金龜婿、愛情永遠至上，大家彼此打招呼時從來不喊‘希特勒萬歲’——一切都讓人根本感覺不到第三帝國的存在。德國電影觀眾可以在那些影片裡面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東西，來滿足個人的夢想”。

“一切還沒有那麼糟糕”

今天的中國並不等同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納粹德國。但是，極權政治在宣傳上都有相似的地方。上述著作都有中譯本出版，但是這些歷史事實在中國顯然是不受歡迎的，甚至是冒犯性的。在今天的中國，最容易引發共鳴的一句話是：“不要慫恿別人去當烈士。”

的確，在極權統治下，老百姓能夠平安活著就很不容易了。如果還能平安地歡笑，那就簡直算得上很幸福了。因此，人們對那些能夠提供安全的笑話的脫口秀演員心懷感激。那些能夠巧妙地規避審查讓人發笑，而且可以由此掙錢的人，通常被認為是聰明人，他們自己往往也有一種智識上的優越感。

我自己也看了很多中國脫口秀節目。這些去掉了政治諷刺功能的節目，大多著眼於挖掘底層小人物奮鬥、個人成長、人際關系和情感故事之中的笑料。我個人認為，其中很多都是非常有價值的作品，令人捧腹也引人思考。盡管如此，我們也不妨了解一下專制政治下的審查和宣傳歷史，也許會帶來更多的思考。

為什麼納粹德國推出的娛樂節目大多是看上去人畜無害的喜劇呢？赫爾佐克認為，膚淺的喜劇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宣傳。而且，“幾乎沒有一個觀眾覺察，這些被誤認為是跟政治無關的風俗劇摻進了難以看透的宣傳性內容。”他還認為，政治笑話也並不一定是一種抵抗形式，大部分笑話並不具有批判精神，而只是一種情緒發洩而已，甚至還散布了一種宿命論的觀點：說到底，誰也無法改變現實中的弊端。

他舉例說，“元首下達命令，我們堅決執行”的口號，在民間笑話中被改成“元首下達命令，我們承擔後果”，聽起來給人的感覺是，上面發號施令造成的災難後果，任何人都無能為力改變。——這種批評會不會顯得太苛責了呢？因為它讓人想到一些網民在“清零”防疫期間對“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嘲笑。人們一般認為，這些嘲笑已經很勇敢了。

埃文斯的回答是：“政治片比例下降，劇情片比例急劇上升。音樂劇、古裝劇、愛情喜劇片等類別的電影幫助人們逃避現實、麻痺神經，但也能承載一種信息。”

費舍爾的解釋是，戈培爾堅信：過多的宣傳，尤其是惡劣的宣傳會產生反面的效果。因為這個原因，他給予導演、編劇和演員相當大的自由來生產影片，只要他們遠離政治的主題。大多數娛樂片提供了在納粹政權保護下無憂無慮的、毫無污點的生活景象。高票房的電影通常是浪漫片、喜劇片和冒險片或者音樂劇片。

哈夫納描述的事實更加讓人不安。他寫道：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那些心甘情願配合戈培爾進行宣傳工作的人，多半都自視為反納粹分子，而且他們在心態上確也如此。第三帝國時代的電影明星和導演們，大多數都屬於當時所稱的“反對派”。

哈夫納指出，由於他們在電影裡可以忽略第三帝國的存在，以致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正在進行某種形式的抵抗。然而他們並不曉得，自己其實是在完全不干壞事、未曾明顯做出納粹舉動的情況下，非但完成了戈培爾所交辦的工作，同時更協助他瞞天過海——讓德國百姓感覺一切還沒有那麼糟糕，而且大家基本上仍舊過著完全正常的生活。

“可你們又不是長頸鹿！”

哈夫納說，我們不必苛責他們，畢竟他們和其他每個人一樣也必須賺錢謀生；而且，其他每一個希望靠著誠實工作在第三帝國賺錢謀生的人，也都各自通過不同的方式來為第三帝國效勞。

閱讀這些歷史學家的著作是殘忍的體驗。按照他們的講述，池子和黃西那些被認為“突破言論底線”、“都是我們聽了不太敢聽的”的脫口秀，在龐大的極權政治宣傳的布局中，實在算不了什麼。但是無論如何，我希望業內人士不要幸災樂禍，更不要覺得他們出賣了這個行業。事實上，沒有勇敢者在前面頂著，後面退縮的舞台也會越來越窄。畢竟，審查者有了這麼一份好差事，不會因為缺乏勇敢者而讓自己失業的。不妨想想納粹德國時期的這個笑話——

一天，大量野兔出現在了德國和比利時邊境，聲稱自己是政治難民。 ——蓋世太保說長頸鹿是國家公敵，要把它們統統抓起來。 ——可你們又不是長頸鹿！ ——我們知道，但你去向蓋世太保解釋啊！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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