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宗弘：解放日關稅的反思──台灣產業策略與企業績效初探
編按：美國川普總統第二任帶給世界極大衝擊與不可預測性。《上報》與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為此合作策劃「川普2.0的挑戰與機會」專題。本文以台積電赴美擴廠與「解放日關稅」為切入點，分析全球關稅戰背景下台灣高科技企業的策略選擇與績效差異。作者透過長期財務資料，描繪出台灣企業自1990年代起分化為技術專精與成本導向兩大路線，並揭示中國威權化與美中對抗加劇如何迫使企業重構區域布局。台灣能否因應新一輪地緣政治與供應鏈重組，攸關其未來產業命運。
全球關稅戰中的台灣科技產業
2025年3月，美國總統川普偕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在白宮宣布，台積電將加碼投資美國的亞利桑那州，原已計畫投資650億美元，在當地興建3座晶圓廠，將再加碼1000億美元，另外蓋3座晶圓廠、2座先進封裝設施和1間研發中心，總額達1650億美元。魏哲家返台後，與賴清德總統一起開說明會。 註更多美國猶太遊說力量已經發動，一方面也可能是他們讓川普相信，這次就得一次處理伊朗核武問題。這個擴廠計畫引來各界評論，支持者認為台灣晶片產業仰賴美國投資與市場，因此在川普政府威脅提高關稅的情況下，先發制人宣布赴美投資是積極策略。懷疑論者則認為此舉完全配合美國，可能會削弱台灣晶片產業的競爭力；此外，在喧騰一時的DeepSeek人工智慧宣傳影響下，也有論者偏向中國立場，認為台灣與中國晶片產業脫鉤，只會加速後者的進口替代與科技研發實力。
隨後，川普總統於2025年4月初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簽署第14257號行政命令《透過對等關稅調整貿易行為以糾正導致美國商品貿易長期巨額逆差的問題》，亦即「解放日關稅」，大幅改變美國與全球貿易夥伴的經濟關係。依據美方公布進出口貿易逆差比例所構成的簡單公式，台灣出口到美國的產品恐怕會被課徵32%的高比例關稅。多個盟國隨即積極與美國財政貿易部門接洽，希望暫緩關稅戰。 註更多Gu Er-de, “Gu Er-de’s Column: Trump’s Liberation Day Tariff Nuke—Is Taiwan Responding Adequately?” Tai Sounds, April 8, 2025, https://www.taisounds.com/news/content/76/183494. [In Chinese]美國政府提出一些有利的通膨與就業數據來捍衛關稅戰，然而，反對的聲浪遠超過川普第一次對中貿易戰，論者多認為對等關稅無法立即促使企業投資美國並提高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反而會導致全球金融市場恐慌、危及各國對美國償債與美元價值的信心、使國債利息升高與美元貶值等。然而，5月底美國紐約的國際貿易法院裁定，川普總統的「解放日關稅」超越其法定權限而失效，但聯邦法院同意讓行政部門上訴。 註更多Peter Hoskins, “U.S. Trade Court Rules Trump’s Broad Tariffs Exceeded Authority: What Happens Next?” BBC News Chinese, May 29, 2025,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y4k7lpz2l5o/trad. [In Chinese]
有關全球關稅戰與晶片產業投資的爭論，由於缺乏精確的實證證據，支持美國川普政府者與懷疑論者，往往依據黨派或意識形態各說各話。另一方面，2017到2021年間川普總統第一任期時的關稅戰相關研究，由於數據仍在更新中，只有少數已在期刊論文刊登，多數學者仍在資料收集與研討會發表草稿的階段，筆者也不例外。 註更多Pablo Fajgelbaum and Amit Khandelwal,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4 (2022): 205–228,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51420-110410.由於學術審查的週期遠趕不上全球局勢的變遷，論文往往尚未刊登就已經過時了，學界似乎應該更積極分享相關研究成果。
在本文中，我將分享兩篇已經刊登的論文、一篇曾經在研討會中發布的研究成果，供讀者參酌。筆者與共同作者從台灣企業營收的追蹤資料發現，台灣高科技產業在1990年代分化成兩種「進擊的巨人」：根留台灣的高科技晶片代工，以及前往中國的電子組裝產業 註更多Thung-hong Lin and Bowei Hu, “Size Matter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Expansion of Taiwanese Business Groups,” in Unfinished Miracl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ed. Zong-rong Lee and Thung-hong L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7), 230–266. [In Chinese]，他們在隨後中國習近平時代的產業政策與美國關稅戰的夾縫中求生，造成經營績效出現重大分歧。
在美中貿易戰的外溢效果下，台灣曾經明顯獲益，因此第二任川普政府的「解放日關稅」對台灣也來勢洶洶。（美聯社）
兩種台灣企業「進擊的巨人」，從共生到分岐
我與胡伯維博士共同撰寫的研究”Subcontractors’ Dilemma: The Expansion of Taiwanese Firms 2002–2015”獲得2023年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開放取用獎，研究探討2002至2015年間，台灣企業如何因應全球供應鏈競爭而展開海外擴張。過去三十年來，台灣企業在規模與國際影響力上皆有顯著成長，部分企業已成為全球電子產業的重要供應商。
上個世紀的台灣經濟社會學研究，往往引用「彈性專業化」理論，將台灣經濟發展的優勢歸諸於中小企業與其社會網絡，這個理論觀點形成了後續研究對台灣企業「規模偏小」的刻板印象。事實上，從雇用員工數來看，台灣鴻海集團在過去十五年來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廠商（僅次於服務業的Walmart與能源業的中石化），而台積電2024年在全球先進晶片代工的營收市占率則超過六成，是全球舉足輕重的超大企業。
然而，本世紀初台灣企業規模成長主要並非來自技術領先或市場主導地位，而是來自全球供應鏈競爭下的強大壓力。國際品牌企業客戶（如 Apple），不斷要求台灣製造業代工廠商轉移產地、降低成本、提升產能。為了因應外部壓力，台灣企業主要採取三種策略：橫向整合、垂直整合與技術專精。
第一種策略為「橫向整合」，藉由擴大產能來降低單位成本，並排擠潛在競爭者。鴻海即為此一模式的典型。然而，該策略也使企業長期困於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利潤率極低。第二種策略為「垂直整合」，企業嘗試掌控更多上中下游環節，以提升利潤率。韓國三星集團即採取此策略，透過全球品牌行銷與自製關鍵零組件，建立起強勢市場地位；但多數台灣企業因缺乏政府與金融機構支持而難以實踐此模式。第三種策略為「技術專精」，即大量投資研發以取得關鍵技術優勢，以台積電在半導體製程上的領先為代表，但此一策略需要龐大跨國資本與長期的研發承諾，僅少數企業能夠做得到。從事後發展來看，貿易戰之前台積電、鴻海都與美國品牌如 Apple合作，在這個階段共享了全球供應鏈分工所帶來的巨大科技創新與歐美市場紅利。
在胡伯維與我的論文裡，我們利用2002至2015年間台灣前5,000大製造業公司的財務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多數企業選擇第一種策略，即擴大中國生產以維持競爭力。然而，這種短期生存策略導致利潤持續下滑，形成所謂的「代工困境」（subcontractors’ dilemma）。影響所及，電子產業面臨在短期生存與長期升級之間抉擇，多數廠商犧牲在台技術投資，而選擇西進中國擴張產能。 註更多Thung-Hong Lin and Bowei Hu, “Subcontractors’ Dilemma: The Expansion of Taiwanese Firms 2002–20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2, no. 2 (2019): 199–229, https://doi.org/10.1163/24688800-00202002.
中共鐵拳與紅色供應鏈對台商的衝擊
台灣企業早已承受全球供應鏈競爭的嚴峻挑戰，而中國在習近平主政後的威權化進程，進一步惡化其經營處境。自1990年代起，中國透過低廉勞工與優惠政策成功吸引大規模台資，成為台灣最大的海外投資地。然而，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經濟政策由市場開放轉向「經濟民族主義」，改變了外資企業的營運環境。首先，中國從市場導向轉向強調「中國製造2025」的工業政策，意圖強化本土科技能力並降低對外依賴，結果許多台灣企業，特別是處於價值鏈末端的製造商，面臨被「紅色供應鏈」取代的風險。
其次，中國政治環境日趨緊縮，習近平政府的「社會主義鐵拳」強化對企業的控制，包括：資本流動受限、外資審查嚴格，並對台資企業施加政治壓力，例如要求表態支持「九二共識」與「一中原則」，增加企業兩岸經營的風險。情勢在2018年美中貿易戰爆發後進一步惡化。中國在關稅衝擊下降低對美出口，使得原本依賴中國市場擴大規模的台灣企業運營更加困難，紛紛轉向東南亞或將產能遷回台灣。同時，中國在台海與南海軍事行動升高、國防預算擴張，也進一步加劇了區域不確定性，促使更多台商重新思考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如台灣投審會資料所顯示的，我國對外投資比例當中，對中國直接投資在1990年代尚不合法，而且受到李登輝總統「戒急用忍」政策影響而起伏不定，直到2001年陳水扁總統宣布「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之後，對中國投資比例迅速提升，在2010年馬英九總統初期達到83.8%的歷史高峰。然而從2012年開始，珠三角勞力密集的台商無法承受工資上漲與社會保險逐漸倒閉或外移，2018年之後又受到美中貿易戰與全球疫情衝擊，到了2024年對中投資比例降到7.5%，是從1991年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歷史最低點。另一方面，對美、日與東南亞，以及英屬加勒比租稅天堂的投資比例，均超過了中國。
圖 4.1 台灣對中國與其他國家之直接投資占比（1991–202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我與李俊穎合作，延續前期研究，運用1995至2022年台灣前500大企業集團與5,000家企業的財務資料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自2012年以來，台灣企業在中國的營收與獲利明顯下降，反映出習近平的經濟與政治政策對台商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那些在中國有大量沉入投資（以企業在中國資產總值來估計）的企業，在習時期的經營表現顯著變差，呈現「沉沒成本困境」，然而，這些企業即使收益持續下滑，一時仍難以退出中國。此外，隨著中國對美貿易依存度下降，美中經濟關係對台商的正向影響也相對減弱。結果是隨著中國威權化進程加深，台商面臨的經營不確定性不斷升高，加速資本撤出。 註更多Thung-Hong Lin and Chun-Yin Lee, “Visible Fists: Political Risk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aiwanese Businesses in China, 1995–202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外溢效應：第一次美中關稅戰的贏家與輸家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常評論美中貿易戰「沒有贏家」，這主要是指在過去經濟全球化時代，從美中貿易中獲益的中國廠商與美國消費者，會因為關稅提高、中國出口商品價格上升，進而轉嫁成本給美國消費者，導致雙方皆受損。 註更多Mary Amiti, Stephen J. Redding, and David E. Weinstein,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ariffs on Prices and Welfa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 no. 4 (2019): 187–210,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796842.然而，全球化對其他國家與特定產業的影響並不均等，實際上有明顯的獲益者與受害者。因此，當兩大經濟體發生貿易戰時，不僅會衝擊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可能會讓過去在全球化中受害的某些國家、產業與個人獲得補償或反轉。 註更多Pablo Fajgelbaum and Amit Khandelwal,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4 (2022): 205–228,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51420-110410.
在美中貿易戰中，第三方顯然可能成為贏家。例如，日本金融控股公司野村（Nomura）智庫於2019年6月的研究報告指出：「越南無疑是最大的受益者，透過貿易轉移獲得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GDP）7.9%的增長，其中貿易轉移主要來自美國新增的進口需求。」近期也有一些經濟學者對貿易戰裡第三方國家或產業的外溢效果進行推估，研究結果大多認為中國廠商受到顯著損害，但也可以透過「轉投資」與「洗產地」來降低損失。 註更多Yang Jiao, Zhikuo Liu, Zhiwei Tian, and Xiaxin Wang, “The Impacts of the U.S. Trade War on Chinese Exporter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6, no. 6 (2024): 1576–1587, https://doi.org/10.1162/rest_a_01229.此外，歐盟會員國、台灣、越南與墨西哥等第三方，因為承接中國出口轉單而受益。 註更多Haoyuan Mao and Holger Görg, “Friends Like This: The Impac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on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World Economy 43, no. 7 (2020): 1776–1791, https://doi.org/10.1111/twec.12967.
另有學者將產業細分為受關稅影響與未受影響的類別，數據顯示與中國競爭的第三國，尤其是受關稅影響產業，特別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會因美國關稅打擊中國競爭者而受益。此外，即使是未直接受關稅影響的產業，也可能因買方從中國轉單至第三國而獲得更多出口機會。 註更多Alicia Dang, Kala Krishna, and Yingyan Zhao,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the U.S.-China Trade War, NBER Working Paper No. w3192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3), https://ssrn.com/abstract=4652395.最後，有研究指出，在全球供應鏈中，美國企業與中間財供應者，即使能將生產線轉移至第三國代工並出口回母國，可能仍須承擔部分轉移成本與要素價格上升損失，為外溢效應付出代價。 註更多Gene M. Grossman, Elhanan Helpman, and Stephen J. Redding, “When Tariffs Disrupt Global Supply Chai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4, no. 4 (2024): 988–1029, https://doi.org/10.1257/aer.20211519.
在既有文獻中，針對美中貿易戰下第三方國家獲益的研究多以產業為單位，較少使用來自第三方企業的資料。我與李俊穎運用台灣歷年5,000大企業的追蹤資料庫，結合企業集團層級與台灣、中國統計資料，嘗試估算美中貿易總額減少（而非企業個別產品所面對的關稅）對電子業上游與下游的營收與利潤率的影響。初步估計結果發現，在第一次美中貿易戰之後，半導體相關產業的營收與利潤率大幅上升，為外溢效果使第三方得利的證據；另一方面，中國則有大量員工與沉沒資本的企業，明顯受到關稅提高的負面衝擊。
解放日之後，美中關稅談判何去何從？
美中貿易戰雖然達成減少美中逆差的目標，卻很難減少美國的全球貿易赤字，似乎也尚未能明顯提升美國製造業投資與就業，這主要是由於多數製造業在客戶（經常也是美國公司）要求下，投資於成本更低的國家如越南，或是把半成品送去運輸成本更低的國家貼牌，如墨西哥與加拿大，使得製造業投資與就業機會部分流向第三方。這正是川普政府從此前經驗汲取的教訓。
在美中貿易戰的外溢效果下，台灣曾經明顯獲益，因此第二任川普政府的「解放日關稅」對台灣也來勢洶洶。在過去經常「漁翁得利」的台灣晶片製造業 註更多Momoko Kawakami, “Value-Chain Dynamics of the Notebook PC Industry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Subcontracting Manufacturers,” in Unfinished Miracl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ed. Zong-rong Lee and Thung-hong L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7), 49–88. [In Chinese]，恐怕難以持續「惦惦吃三碗公」，積極赴美投資是必要的策略，至於台灣其他產業對美投資、採購與減少貿易逆差的配套也不可少。另一方面，以電子代工為主的台商已不可能只依賴中國，應該繼續分散投資以減少地緣政治風險。
最後，這次美國對中關稅的外溢效應有多大，還要觀察美國與台灣、中國的貿易談判結果，才能釐清。觀察延後九十天的對中關稅，在「解放日」遭到法院干預、華盛頓陷入宮廷內鬨之後，川普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在6月初通了電話，美中關稅談判似乎仍有希望，但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若美中談判朝向和解，則外溢效應將部分持續，但效果不會擴大，那麼台灣與美國的雙邊談判結果，對台灣經濟影響較大。若美中談判再次破局，則第三方（包括台灣）獲得的外溢效應增強，將進一步激化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圍堵與台海軍事緊張。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編著有《巨震創生：九二一震災的風險分析與制度韌性》、《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等專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