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不服從5》保釣運動期間的學生角色
新頭殼newtalk
1949年四六事件之後，台灣很快就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年代，這段期間台灣校園的言論自由受到絕對地控制，青年朋友長期無法抒發，只能透過育樂活動將學生的思想和精力轉移到其它方向。一直到70年代保釣事件的發生，台灣的校園才開始慢慢產生質變，而保釣運動也慢慢影響80年代的社會氛圍和政治、社會運動，所以今天節目就要來談保釣運動期間的學生角色。
百年來，台灣的學生運動的根本特色是「由外而內」，而這個「由外而內」第一個就是由外界的政治、社會事件影響到學生運動的發展；第二個就是由海外留學生先在海外掀起一股浪潮，再由台灣學生繼起，保釣運動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之所以會產生「保釣運動」，也就是保衛釣魚台運動，是因為1968年10月，聯合國亞洲經濟開發委員會（ECAFE）指出釣魚臺列嶼海底大陸棚為一大油田，引起臺灣、日本與中國大陸方面的關注。1970年9月10日，美日兩國私自達成協議，美國準備在1972年把美軍二戰時所佔領、託管的琉球群島管轄權交予日本，當中包括釣魚臺列嶼(日文稱尖閣群島)，引發台灣朝野強烈反應，因為當時台灣在戒嚴年代，校園言論受到控制，所以是先由海外留學生針對釣魚台問題，掀起各種運動。
1970年底，留美台灣及港澳學生進行串連，在各地發起保衛釣魚台的示威活動，抗議「美日私相授受，侵犯我國領土釣魚台」。1970年11月17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臺灣留學生組成「保衛釣魚臺行動委員會」，表示「反對美日私相授受」、「外抗強權，內爭主權」，一方面抨擊美國與日本，另一方面也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應該力爭主權。1971年1月29日，二千多位臺灣及香港留美學生在聯合國總部外面示威，高呼「保衛釣魚臺」。以臺灣和香港留學美國為主的學生，分別在華府、紐約、舊金山、西雅圖、洛杉磯、芝加哥等地舉行，於1971年4月10日的華府大遊行達到高潮。
海外的保釣運動也影響到台灣。4月12日，台大僑生社團「香港德明校友會」率先貼出大字報「釣魚台是我們的」，與海外相呼應。在此之前，由張俊宏和陳鼓應等人於1968年所創立的改革派雜誌《大學雜誌》，是臺灣最早的保釣運動發聲管道之一。1971年1月開始，大學雜誌開始刊登保釣運動的消息，包括學者丘宏達的相關文章，同時也鼓吹自由主義，希望政府恢復人民政治自由。1971年1月開始，由張俊宏和陳鼓應等人於1968年所創立的改革派雜誌《大學》雜誌開始刊登包括學者丘宏達的相關文章，同時也鼓吹自由主義，希望政府恢復人民政治自由。釣魚台運動也開始慢慢往政治方面移動。
台灣校園的呼籲，除了台大僑生12日率先貼出大字報之外，台大論壇社接著於13日，在當時台大校門口的農經系館（洞洞館）掛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的巨幅抗議布條。14、15日，僑生社團再度率先赴美、日使館抗議，打破戰後學生活動不得逾越校園的禁忌。台大各學生社團於16日聯合舉辦「保釣座談會」，進而決議籌組「台大保衛釣魚台委員會」，於6月17日正式踏出校園，到美、日大使館示威抗議，可謂白色恐怖後台灣學生第一次自發性的示威運動。不可避免也讓當局有點緊張，可是保衛釣魚台又符合政府立場，所以是既期待又擔心，因此，教官與警察就在其中監控並引導，希望不要溢出常軌太多。
可是運動本身有其自主性，保釣運動的經驗不但促成學生之間的串連，更進一步激發學生追求言論自由與校園民主的運動。1971年秋，新學期開始，剛卸任法學院學生代表聯合會主席的反對派學生洪三雄，便以社長兼主編的身分，在《台大法言》上喊出「對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的口號。同時，台大反對派學生更共同推選醫學系三年級的王復蘇，競選學生代表聯合會的主席，打敗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傅崑成，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大學校園，首次成功奪得學生自治的領導權。
1971年10月15日，洪三雄與接任台大法代會主席的陳玲玉主辦「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首次以學生集體的力量檢討審稿制度，更藉由座談會的宣傳品毋須送審的管制漏洞發放《快報》，以實際的行動爭取言論自由。10月25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國難當前促使學生在11月25日舉辦「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觸及「開放學生運動」及「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等敏感議題，更進而在12月7日於台大體育館主辦「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的辯論，從原先關注的保衛釣魚台事件，轉而要求台灣內部政治、社會改革的方向。1972年3月，《台大法言》在社論中強調，唯有在台灣的一千四百萬同胞才有權、有能力決定台灣的命運。
為防止學運繼續壯大，衝擊其政權穩定，國民黨自1972年4月4日起，於中央日報連載〈小市民的心聲〉，對學運展開言論的圍剿。1972年5月，蔣經國正式接任行政院長後，對校園及社會的言論自由開始緊縮，1972年12月4日，台大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由於海外的保釣運動後來轉向「統運」，於1971年9月在安娜堡召開的國是會議，經表決正式做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的決議，加上中共加入聯合國後不斷打「回歸」、「認同」的民族主義牌，使得親共力量不斷壯大，導致中共還讓李我焱、王正方、王春生、陳治利、陳恒次赴北京「朝聖」，也使得保釣運動走調成「統運」。因應這樣的狀況，台灣的學生當然不願與共產黨合流，但是又必須督促政府，在這場王曉波日後稱為台灣「第一次統獨論戰」的座談會中，雙方不但難有共識，更不斷激化彼此的情緒，故隨之在校園刊物上展開一場筆戰。座談會上還曾爆發唸哲研所的馮滬祥發言指責陳鼓應，陳鼓應反批他是「職業學生」的插曲，這也是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前身。
總結保釣運動後來演變成統運，而支持國民黨的人另外組成「反共愛國聯盟」，在台灣主張改革的人則在70年代慢慢轉向黨外民主運動，這是保釣運動對學生運動的衝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