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推理小說《模仿犯》如何變成台劇IP與實境遊戲？

推理小說《模仿犯》歷經20年發酵，累積不少書迷，如今更成為華語影劇改編的重要IP。一部劇、一本書到實境遊戲，製作公司瀚草文創帶來無數驚喜，廣邀多方創作，證明了內容產業這塊大餅，仍有無窮的可塑性。

Text by 黃博鉞

隨著OTT串流平台的崛起，以Netflix、Disney+所參與的影劇IP改編作品成為台灣市場的一陣陣強風巨浪，每次現身，總挾帶著鋪天蓋地的行銷宣傳，街邊廣告看板、快閃店面、影劇紀錄書、體驗桌遊等，同時也成為城市生活中，一抹難以忽略的風景。

台灣觀眾當然期待好作品，影視聽娛樂如清泉如佳釀，總能解寂寞的渴。然而對影劇開發商而言，強敵環伺，在此戰國時代，要如何走出一條清晰明確的路子？

乘著這一波波大浪，作為其中一員的瀚草文創，逐步開發不少作品，除了影集，還延伸成出版品、實境遊戲及桌遊等，讓可能性無限擴張。這一次，他們以日本「平成國民作家」宮部美幸的成名作《模仿犯》的華語影視改編作品，示範了如何多方串連，攜手把「內容」這塊餅做大。

這讓我們相信，IP延伸改編不只是行銷策略，更是故事在不同平台上的轉生。

確實，從《紅衣小女孩》、《誰是被害者》到《模仿犯》，瀚草文創在影劇IP改編上累積了不少經驗。VERSE好奇這背後運作的機制，特別邀請到瀚草文創行銷統籌黃炳瑞、聚樂邦clubon負責開發《模仿犯：誰是諾拉？》解謎桌遊的遊戲設計師孫偉智，及臉譜出版《模仿犯創作全紀錄》專書責任編輯廖培穎等三位，陪我們打開創作後台，揭開IP改編的神秘面紗。

九零年代推理神作成實境遊戲體驗

《模仿犯》原著，由小說家宮部美幸從1995年開始於《週刊Post》雜誌上連載，以連續殺人犯為藍本，揭露不少社會問題，更在2001年開始推出單行本，台灣則是由臉譜出版於2004年引進。黑暗晦澀，卻發人深省的情節，超過二十年的犯罪推理小說，至今仍能在新舊讀者心中發酵，成為推理小說界的聖杯。

透過瀚草文創與Netflix合作的華語改編新作，以90年代末期的台灣為背景，同樣講述了連環殺人犯、法治單位與媒體在社會中的三方關係。相同的框架，全新的故事內容，如一則現代寓言般，剖開當代社會弊端，訊息快速流竄，假消息橫行，就連媒體都可能被操弄。

有故事，有舞台，有核心概念可探討，《模仿犯》本身就是值得深掘的礦藏。

「在製作《紅衣小女孩》時有試過開發密室逃脫體驗，效果很好，在《誰是被害者》也嘗試過解謎遊戲，這樣看《模仿犯》本身就是很好的題材。」黃炳瑞分享經驗，事實上，這也是和聚樂邦Clubon的第二次合作。

既有娛樂性質，又能涵蓋議題討論，擅長開發及設計實境遊戲的聚樂邦Clubon自然是首選。

「我們希望每一款遊戲即使是娛樂，還是能融進一些希望傳達的議題，比如《誰是被害者》延伸的《誰是下一個被害者》的遊戲裡，也談了自殺議題。」聚樂邦Clubon的遊戲設計師孫偉智在開發前，仔細研究原著故事，試著從不同角度來看議題，開啟故事的不同面向。

比如，在《模仿犯》的故事中，資訊判讀是重要議題，遊戲裡就把所有人物與案件元素微分，從不同角度去探討。為了避免流於劇情的重述，遊戲設定在事件的六年後，當警察的張大超變成主角，成為律師的郭曉其協助查案，而整個遊戲體驗，都圍繞著主角群該如何避免被資訊左右，做出正確判斷。

「影集的故事是像電視台等傳統媒體盛行的時代，聚樂邦寫的故事發生在六年後，設定在網路蓬勃發展的年代，更接近現在的狀態。」黃炳瑞認為這樣的發展更好，不只有單一故事，而是由議題推動，延伸出各種創意。其實雙方合作非常早，在還未開拍前就提供大綱，合縱連橫，串連雙方資源，打擊面更大。

一本專書打開創作者的思想寶庫

若遊戲是將影劇世界帶往現實的擴展補丁，那《模仿犯影集創作全紀錄》就是對此題材的深化。

「出版品原本就是每部影集宣傳時都有的規劃，找臉譜出版，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們是宮部美幸老師作品在台灣的出版方。」黃炳瑞談起了最初合作的契機，接下此任務的責任編輯廖培穎，則認為不能只是設計一本單純的影劇故事書，而要全面解析這齣劇。

「喜歡影集的觀眾可能會想看看幕後特輯，但《模仿犯》本身帶有議題性，除了看劇情、演員外，我們加入了很多幕後工作人員發想的過程。」廖培穎提到，包含製作人、導演跟演員的訪談，以及他們田野調查的過程，都成了書中的血肉，甚至還有一篇親自前往日本，採訪宮部美幸老師的專訪。

「其實很大部分也參考了《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這本書，這本就是非常典型的全紀錄，包含演員、幕後人員的田調和發想過程。」廖培穎坦言，正因為市面上有了這部藍本，很利於雙方對焦跟後續規劃，證明類似的出版品，有相當的市場價值。

改編IP是突破舒適圈的鑰匙

實境遊戲以沈浸式的體驗，吸引人們入圈；出版專書，則能讓意猶未盡的影迷，持續思考故事中的社會議題。截然不同IP延伸作品，都能深入觀眾心中。

「開發影劇IP對遊戲來說，最大的好處就是能『破圈』，不只是類型劇的戲迷，包含實境遊戲、密室逃脫的客群也都能打中。」孫偉智深信IP改編能拓展市場，好評的影集可能吸引到戲迷成為玩家，相對的，遊戲玩家也可能成為劇迷。

「出版品或是原著小說，則像是告訴讀者，你還能看看這些作品。」廖培穎認為，出版就是提供延伸閱讀，在文化推廣上，和影劇之間彼此還能相輔相成，「以《模仿犯》為例，華語影視改編本身，加上全紀錄專書，就是這部日本翻譯文學和我們社會的互動、交流，甚至落地生根。」身為專書責任編輯，廖培穎認為IP改編有其積極意義。

若Neftlix和瀚草文創推出的華語改編版《模仿犯》是個平台，那專書與實境遊戲，就是在此平台上，再度盛開的繁盛花朵。

「當然影劇行銷相對其他內容來說，能觸及的人就比較多，比如一部劇在台灣有100萬個收視人口，就算寬鬆的抓10%，你還是有10萬個觀眾，要優先服務這些熱愛內容的人。」黃炳瑞不諱言，即便影視音IP的改編創作能觸及更多人，他還是不能偏離原先的客群太遠，甚至不能不合影劇邏輯。

「故事的時間軸、人物設定非常重要，我常像是幫他們梳理，提供人物關係樹狀圖。」黃炳瑞補充，而開發遊戲時，聚樂邦更會考量角色的個性、語氣，「不能玩家玩過遊戲後去看劇，發現完全扮演的角色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吧。」孫偉智笑稱，以《下一個被害者》實境遊戲開發時為例，因為第一版被退稿，他回頭深入研究主角方毅任的亞斯伯格症，每一句台詞都仔細的揣摩，才真正打磨出最適切的角色人格。

權責清晰更利於市場開發

或許IP改編有許多積極意義，效益又好，但關於版權，又有什麼實際限制？

「如果要說脈絡，Netflix跟瀚草文創擁有的是華語影劇的改編權利，而遊戲和出版品，則是在這個基礎上做的內容開發。」黃炳瑞清晰的指出，影劇改編自日本《模仿犯》小說，但台灣這部影集，已經是一個新作品，「因此，是將改編過的華語影視內容，授權給其他製作方。」他提及，對於內容改編授權，權責必須相當明確。

由Netflix主導的IP改編，不只有遊戲、出版專書，更包含相信音樂創作的主題曲及原聲帶。

包含樂團麋先生演唱的〈一種說法〉、家家演唱的片尾曲〈輕傷〉以及法蘭和白安的插曲〈接住我〉和〈魚沒有腳〉等，都是由故事延伸，諸多角色的心情陳跡，未來更是《模仿犯》原聲專輯發行時的一部分。

不難發現《模仿犯》宣傳上的用心與高規格。比如，影劇開播前，首映記者會的紅毯上，主演如吳慷仁、柯佳嬿、庹宗華、江怡蓉、夏騰宏等連袂出席，如影展規格。誠品諸多店頭擺出了小型書展，新書《模仿犯影集創作全紀錄》之外，同步展出了宮部美幸老師的其他推理作品。

「其實在Netflix眼中，這些都像是廣告資源的延伸，只要不偏離大方向就可以，那瀚草就是盡量去發展新的可能。」黃炳瑞分析，跨國的Netflix開發在地影劇，部分目標是經營自己的品牌，但作為台灣的製作方，自然是透過合作，聚焦在台灣影劇市場的開發。

從《誰是被害者》到如今的《模仿犯》都能看出瀚草文創身為製作方的努力。與Netflix合作，一面開發影劇IP的品牌價值，一面串連資源，拓展在地市場，像是開啟多元宇宙般，讓內容遍地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