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我們要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1.5度。對此，核電能發揮什麼作用？
施耐德：如今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緊迫性問題：每花一歐元，能最快減少多少溫室氣體。換句話說，就是綜合考慮成本以及最高效的可行性。
談及新建發電廠，核能根本就不在考慮範圍。不僅因為它是目前最昂貴的發電方式，而且主要是建造反應堆耗時太久。這意味著，在新的核電站上投資的每一歐元都會使氣候危機惡化，因為這些錢無法用於更有效的氣候保護方案。
德國之聲：那現有的核電站呢？
施耐德：確實還有核電廠，它們也在發電。然而，現在的情況是，許多能效更高的措施比核電站的純運營成本還低。這是第一點，可惜也是經常被遺忘的一點。
第二點，如今可再生能源的價格也已變低，很多情況下比核電站的純運營成本還要低。
我舉兩個例子：目前能提供世界最低太陽能電價的是葡萄牙，1.1歐分/千瓦時。而現在我們從西班牙初步獲悉，風能和太陽能的電價約為2.5歐分/千瓦時，這低於目前世界上大多數核電站的純運營成本。
在很多情況下，即使在風電和太陽能發電成本的基礎上再加上1-1.5歐分/千瓦時的儲電費用，總體價格還是可以低於核電站的運營成本。我們要在這裡問同樣的問題：花一歐元、一美元或一塊錢能避免多少排放？
德國之聲：那麼，為什麼現在還有人宣布要新建核電項目呢？
施耐德：我常常覺得，在核電問題上，我們奉行的是特朗普主義：事實不再重要。到處都在談規劃、談項目，但實際上雷聲大雨點小。我們每年都會在《世界核工業現狀報告》中用300多頁的篇幅對此進行詳細記錄。
德國之聲：這背後的利益是什麼？
施耐德：這些都是非常明顯的自身利益。如果核能行業現在連虛幻項目都不提，那麼它消逝得將會更快。
德國之聲：那為什麼會有政府參與？
施耐德：這其中有各種利益。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於2020年12月訪問克魯索(Creusot Forge)鍛造廠時明確表示，保留核工業也涉及軍事戰略利益。法國也從不諱言其在核領域的軍事和民用利益是緊密相連的。
中國等其他國家則有其他利益。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為眾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這是大維度的地緣政治。
例如，有中資參與得英國欣克利角C（Hinkley Point C）核電站就屬於上述情況。因此，即使這個項目經濟效益低也沒關系。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規模是巨大的，據說耗資約1萬億美元。總而言之，在回答你的這個問題時，要依國家而定，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
德國之聲：能源公司為什麼還要繼續運營無利可圖的反應堆？
施耐德：主要原因是核電站只要運行就會產生收入。核電站一旦退役，就會產生額外的費用，出現虧損。
從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出這一點。核電站往往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正式關閉，因為公司無力將這些核電站從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面剔除。其中一些運營商會因此在一夜之間破產。
毋庸置疑，包括法國電力集團（EDF）在內的核電運營商正處於非常嚴重的財務危機中。問題是：他們將如何生存？從長遠來看，如果沒有政府的大規模補貼，肯定是不行的。但只要還能賺到歐元，即使不再盈利，也不會出現拆除費用和廢物管理等問題。
德國之聲：拆除費用有多高？
施耐德：拆除一個反應堆耗資約10億歐元。而法國只准備了其中三分之一的預算。拆除的第一步是使反應堆從電網斷開。
德國之聲：這些高放射性廢料的最終儲存費用又是多少呢？
施耐德：沒有人知道真正的費用，因為目前還沒有可用的最終儲存地。
德國之聲：有關最終儲存地研究的進展如何？
施耐德：目前還沒有已經啟用的最終存儲地。與此有關的最先進的項目在芬蘭和瑞典。然而，它們的理念來自於20世紀80年代初——用銅制容器儲存。最新的研究卻表明，銅制容器比原本以為的更容易受到腐蝕。這意味著，目前尚不清楚，瑞典和芬蘭會采取什麼行動。而這種情況也適用於其他國家。它們甚至更落後，連理論構想都還沒有，就更別說儲存地點了。
德國之聲：亞洲國家發展到什麼程度？
施耐德：日本和韓國都還沒有地點和構想。中國有關於是否應該對核廢料進行後處理的討論，但是他們差得更遠。
基本上，這些國家的行為和西方國家是一樣的，而西方國家的核電站要早建二、三十年。換句話說，對於如何永久儲存高放射性廢料，目前還沒有前瞻性的規劃和可持續的構想。
邁克爾·施耐德（Mycle Schneider）是年度《世界核工業現狀報告》（WNISR）的主編。該報告是關於全球核電產業發展的獨立參考文獻。施耐德曾在多個大學和工程學院任教，並擔任多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獨立顧問。他於1997年獲得被稱為“諾貝爾替代獎”的“正確生活方式獎（Right livelihood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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