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慶餘專欄：改革司法需要陳師孟的「矯枉過正」
監委補提名案，由於陳師孟聲言「三分打老虎，七分打恐龍」「將調查辦綠不辦藍的司法官」，引發國民黨及司法界大圍剿；馬英九甚至痛批他「粗魯、蠻橫，對提名他的總統、審查他的立委、未來要共事的監委，以及認同司法公正獨立的民眾，都是輕蔑與侮辱。」
身為監委被提名人，在立論上有所偏倚，以致被評為「不夠公正」，這對監委一職本屬正常。但若考慮中華民國是一個不正常國家，長期在黨國籠罩下，體制極其扭曲，總統立委全面改選後，唯獨三權中的司法依然故我，「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惡名早已不脛而走，如此，陳師孟追查辦綠不辦藍的法官，也就成為「矯枉必須過正」的「另一種公正」了！
為什麼「矯枉必須過正」？阿扁下台後因法條所無的「實質影響力」被判刑，一大堆綠營政務官亦因特支費被連帶調查整肅。但情況相同的林益世「實質影響力」，法官卻有不同判決。關係阿扁被判刑的辜仲諒口供，當事人事後更點出特偵組「教唆偽證」。以上這些全屬馬英九上台後「怪象」。而且黃世銘洩密案罪證確鑿，監院彈劾案卻因一批「馬友友」監委阻撓而失敗，背後亦難說沒有馬英九斧鑿痕跡。這樣的司法系統不需要有新的、不同於「馬友友」作風的監委來矯正嗎？而矯枉若不「過正」，拘泥於陳規陋俗而抗拒改革的「中國式怠惰」，能夠去除黨國慣性、回復司法「正道」嗎？
「中國式怠惰」在清末民初改革與革命浪潮中屢受提及，成為知識界共識。也正因爲「中國式怠惰」的小農式保守劣根性，「矯枉必須過正」才取得改革正當性。梁啓超就說：「如欲導民以變法，不可不駭之以革命。必須所駭者大，變法才能適得其宜。」胡適也說：「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矣。所以我們不妨拼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的主張），拖向折衷調和上去。」
梁啓超與胡適都不是陳獨秀及後來毛澤東那樣的激進派，居然也主張「矯枉必須過正」，顯示這種手段適合中國改革（當然也適合「中國文化傳人」的台灣改革）。否則如果沒有陳師孟的「另一種公正」，早已被馬英九搞成「馬友友」的監院，有可能「回復正道」嗎？道家所謂「相反相成」正是這個道理！
魯迅《無聲的中國》一文，對「矯枉必須過正」促成 「白話文學革命成功」，有極佳解釋。他的「無聲的中國」意指與時代脫節的文言文造成中國人沒有聲音，必須經過「文學革新」，中國人才能恢復聲音。而明明只是「文學革新」，胡適卻提倡「文學革命」，因為不提令人害怕的「革命」，而只提「革新」兩字，馬上就會發生「反動」（如同今日國民黨人反對轉型正義及不當黨產處置），進而釀成戰鬥，改革可能一事無成。
也就是，幸好胡適是用「革命」，令人害怕，而且錢玄同等人更激進，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替代，更令人害怕；所以比起來，胡適的白話「革命」反而平和多了，「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大多數中國人只好接受衝擊更輕的白話文，以防止衝擊更大的羅馬拼音。魯迅評論道：「中國人的性情總是喜歡調和、折衷的。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當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中國字、用羅馬字母議論（因此更令人害怕）的緣故。」
陳師孟對監院及監察權的衝擊，正像胡適的「白話文學革命」一樣，是「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如果不特別挑明調查辦綠不辦藍的法官，天秤已經偏向一邊的法官如何能秉公裁量、超越藍綠？如果不善用監委一人可以獨自調查的職權，其他「馬友友」們如何會急起直追、向前看齊？
何況國外證據早就指出，監察權（三權分立國家的監察權屬於國會）彈劾的對象，法官的比例高於其他人；因為法官擁有獨立審判的職權，更容易以自由心證玩弄法條，除了監察權外，「無人能治」。美國行憲兩百多年，共有十七件彈劾案被提出，其中就有十三件是針對法官；而被彈劾的法官中有七成被定罪，比例非常高。
三權分立且互相制衡的美國，尚且這麼多「恐龍法官」被彈劾及定罪。五權而不分立、通通位在總統之下的中華民國，難道不需要更多陳師孟這種監委，來扭轉法官枉法弄權及打破「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這種畸形怪象亂象嗎？
（而且不要忘了，台灣「無日無之」且「習以為常」的酒駕撞人，在西方及文明進步國家是「蓄意謀殺」，以二級謀殺罪論處，多次酒駕而未撞人也視同「蓄意謀殺」。但在台灣，竟有三年連續撞死數人而緩刑的判決，也有連續酒駕六次被抓依然「罰錢了事」的判決。這樣草菅人命、甘為謀殺幫兇的「恐龍法官」，能夠任由他們我行我素、繼續害人，不需受到嚴厲彈劾嗎？）
誠然，一個監委的力量是有限的。監委糾舉官員需要一人提案、三人同意。彈劾則要二人以上提案、九人以上同意。但監委一人就可行使調查權，如同金恆煒專欄日前指出：「監委的調查權及於各機關、部隊、公私團體，各關係人員不得拒絕，並無權拒答。有調查權，就能除弊。」「即使司法體系鐵板一塊，要糾、要彈很難成案。不過，監委可以調閱法院、檢察署所有檔案，（讓枉法弄權）無所逃於天地間；還可約談卸任總統、法務部長等，讓見不得光的齷齪事實，攤在陽光下。」
「矯枉過正」在古代中國是指因矯正流弊而反失中道。那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盛行、注重祖宗成法的時代，改革者大多被視為「矯枉過正」，不是留下罵名，就是不得好死。如今時移勢殊，不改革或抗拒改革者反而被視為積重難返、保守反動，「矯枉必須過正」思維代之而起。特別在轉型正義已成絕大多數人民共識的台灣，改革司法既需要「矯枉而不過正」，也需要陳師孟之類的「矯枉過正」。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