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訴訟能否繼續作為中國社運武器？
2015年，中共集中打壓了性別運動、勞工運動和人權律師，公民社會本來就有限的空間遭遇重創，之前的社運方法很多無法繼續使用，例如特定主題的線下聚會和線上發聲，但是對於不少社會議題，訴訟仍然是一個尚可行的社運武器。為什麼在公民社會被嚴重打壓的當下，訴訟仍然可行？這要追溯到1999年中共發起的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本意是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為了權力的再集中，但是卻為社會帶來了諸多變化。
司法改革的路徑之一是審判專業化，對於在職法官，要求完成在職培訓才可以繼續留在法官職位，對於招募新的司法（包括法官、律師、檢察官）人員，要通過國家進行的統一司法資格考試，司法專業化提高了人民對於司法的期待。同時，改革開放給社會造成劇烈衝突，社會撕裂加深，中共提出的依法治國提供了一個解決社會衝突的出口，在面臨社會衝突及與司法互動的過程中，公民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有提高。社會上出現了一系列維權訴訟，例如農民土地糾紛、房屋強拆、公權力濫用、婦女家暴等等。但影響性訴訟的出現晚於公民維權訴訟，它並非直接由司法改革產生，而是由律師和社會組織有意識發動的。
「影響性訴訟」由當時任「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委員會主任」、「北京市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憲法與公民權利中心主任」同時也是公益律師的吳革提出，在他主編的三輯《中國影響性訴訟》中，吳革對「影響性訴訟」做了定義，「個案價值超越本案當事人直接訴求，能夠對類似案件，對立法、司法完善和社會管理制度改進，以及人們法律意識轉變產生較大促進作用的個案」。
在吳革對「影響性訴訟」的定義中，涉及如下三個特點1.公益性，2.對立法或司法產生影響，3有社會教育的作用。以下舉例說明。
特點一：公益性。公益性不算是「影響性訴訟」特有的，在影響性訴訟之前，就有典型個案和公益訴訟，其利益訴求超過案件當事人的訴求，指向公共利益。例如，1995年北京世婦會之後成立的北京婦女法律服務與研究中心早期代理了大量婦女權益的家暴案、強制墮胎人身傷害案、國企不公平辭退女工案，這些案件反應當時改革開放之後社會出現的典型問題，其意義也超出個案利益範疇。
特點二：對立法（此處法律是廣義上的概念，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憲法、法律，也包括行政法規）或司法產生影響。中國是成文法國家，案例判決的作用不同於判例法國家。在判例法國家，之前的判例會成為日後案件審判的重要參考和依據。在中國，除了法院判決本身，影響性訴訟要達到影響立法或司法的目的，需要體制內外的律師、社會組織、甚至是人大代表、政府官員的共同努力。以2003年的孫志剛案為例，時年27歲的大學生孫志剛到廣州打工，因為出門沒有帶暫住證，被警察收容審查，關押期間被毆打致死。事件發生後，來自華中科技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以及北京郵電大學的三位法學博士俞江、滕彪、許志永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下稱《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書。2003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收容遣送辦法》廢止。「三博士上書」助力了《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
隨著司法改革的進行，中國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這些典型案例成為後繼司法審判的參考。
特點三：引起大量媒體及相當程度的公眾關注。改革開放市場化之後，媒體行業脫離了中共直屬的管控，在選題和報導上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間。不少影響性訴訟在對立法司法產生影響前，往往通過媒體的作用在社會上產生廣泛討論。以首例同性戀扭轉治療案為例，2014年底，同性戀小振在重慶一家心裡諮詢中心尋求幫助，諮詢中心認為同性戀是病，並對小振實施電擊治療。之後小振將諮詢中心告上法庭，法院判書認可同性戀非精神疾病，判決小振部分勝訴。這一案件獲得新華網、BBC等國內外重要媒體的報導，在民間組織的推動下在社會上被廣泛討論。2018年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三次普遍定期審議會議上，專家就中國發生對同性戀電擊治療的事件詢問中國代表團，中國代表團聲明中國政府尊重性少數群體的健康權。中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對同性戀議題表態及承諾，是小振案重大成果。
影響性訴訟是中國維權律師與社會團體在司法改革創造的政治機會下的創新武器，而當下中共司法改革遭遇困境以及公民社會遭到嚴密監控和嚴重打壓，訴訟這一武器暫且繼續被社運團體繼續使用，但是新環境對民間社會利用訴訟作為社運策略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者： 吳子游 中國青年學者，專長為性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