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的學術脈絡 從故宮視角回溯明清史
編按：在資訊普遍大國化的時代下，除非特別感興趣，否則對內亞地區的印象大多留在蒙古游牧民族、絲路上，但經作者深入研究，內亞對世界的影響決不止於此，表示此區的演化可謂是近代世界史開端。不妨藉著導讀，一同走入文字揭開內亞的神秘面紗、形塑對蒙古的模糊輪廓吧。
從小中國到大中國的明清史再思考——評介《紫禁城的榮光》
1406年由明朝永樂皇帝始建，並經清朝的滿洲統治者保存與擴大的紫禁城，大概是最廣為人知的中國歷史建築之一，也是反映中國多民族文化的歷史結晶；其規模之大與富麗堂皇，更被外國人視為傳統帝制中國歷史的載體。如今它則是作為故宮博物院向廣大人民群眾開放。
2017年11月初，美國川普總統伉儷訪問中國，中國政府便安排他們一行人與習近平主席伉儷一同遊覽了故宮博物院。而稍早於2017年5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所出版的《紫禁城的榮光：明清全史》（《紫禁城の栄光——明．清全史》）一書，正是以紫禁城為主軸來敘述明清中國史發展的通論著作。
該書日文原版最初由文藝春秋出版社於1968年刊行，是「大世界史」叢書的第11卷。原先在版權頁上僅載明作者為神田信夫教授，但實際上在結語中已說明該書實為神田信夫與松村潤、岡田英弘三位教授合著的成果，後來於2006年作為學術文庫之一冊，由講談社修訂後再版，並且恢復了三人合著的形式。
三位作者曾於1957年以《滿文老檔》研究而一同獲得日本學士院獎，可說在明清史研究領域中，三位都是學有專精的博學碩彥。如今透過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王帥的譯介，這本優秀的日文明清史讀物才得以和廣大中文讀者見面。
由「支那」到中國的過程
在簡介該書以前首先要說明的是，該書中使用的日文詞語「支那」其實指的是歷史上長城以南或是山海關內，以漢人為主要人口的區域，清代一般稱為內地，約略等於英文的China proper（一般譯為中國本部或中華本土），但是不代表其他地區不屬於中國。
從書中的附圖「構成中國的五個區域」就可以看出來，「支那」、滿洲、蒙古、西藏與新疆其實都被視為構成中國的區域名稱。而且該書在敘述上也沒有將蒙古、西藏史當作獨立的民族史或地方史，而是整合在一個共同脈絡下加以闡述。雖然自20世紀初以來，伴隨著日軍侵華，「支那」一詞也染上了貶義與歧視的色彩，但是「支那」一詞在該書中必須從日本東洋史的學術脈絡來理解，而不是帝國主者為了分裂中國所設想的學術陰謀。
該書共分為16章。書中首先介紹了所謂中國與「支那」的概念，並且就「支那」內部的華南及華北的差異，以及蒙古草原的生態、長城的防禦意義、北京作為邊境城市與西伯利亞商路終點的重要地位等課題進行闡述。該書主張今日中國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原型早在元代就已經形成。明代原先打算重建大元霸業，也試圖控制內亞草原，但最終未能實現此願望。因此現代中國的概念實際上要等到大清帝國建立之後才真正成形，也因此該書主旨就是在說明這個由「支那」到中國的過程。
書中提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為了完成中央集權而發起的「胡惟庸案」，以及誅殺功臣集團與紅巾軍舊部的過程。但是到了晚期的「藍玉案」時，背後實際上有來自新官僚集團與諸王的壓力，事態已經脫離朱元璋的掌控。這種清洗舊部的做法也削弱了明軍的團結與戰力，以至於後來明太祖朱元璋過世後，建文帝與燕王朱棣鬥爭時，朱棣能夠以少數精銳部隊成功發起政變。
朱棣即位後，就開始著手在北京修建新的宮殿，完成後便將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此舉有兩種考量：一是北京原本就是他的封地，遠離建文帝勢力範圍內的南京；二是建都北京易於防禦北元的入侵。整體而言，北京不僅是最適合控御滿洲、蒙古與內地的政治樞紐，同時也是當時東亞最重要的國際都市，商業與文化都得到高度發展。
明清時期的蒙古、西藏等地發展
該書的一大特色是重視明清時期的蒙古、西藏、突厥斯坦、臺灣、琉球、日本與朝鮮等地區發展。北元在退回蒙古本部以後，仍舊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並對大明的合法性與安全持續造成威脅。該書特別注意1368年後，蒙古內部的政治發展，一般的歷史書籍都將1368年明軍攻占大都（北京）視為元朝滅亡的時間，但該書認為實際上要到1388年元帝脫古思帖木兒被明軍擊敗，在逃亡過程中遭也速迭兒所弒，才算是元朝的滅亡，但大元的傳統並未在漠北斷絕。
該書將1388年以後的蒙古史分為三個時期：（一）是從1388至1454年，可以稱為瓦剌時代，以其首領也先在「土木堡之役」中俘虜明英宗朱祁鎮為最高峰；（二）是達延汗（1464至1524年）重振北元正統皇權的時代，這個時期一直到1634年北元末代皇帝林丹汗敗於滿洲人之手為止，在這段時期，蒙古與西藏透過藏傳佛教的傳播建立緊密的連結；（三）是從蒙古瓦剌部發展出來的準噶爾帝國與大清對峙的時期，直到18世紀中葉被大清擊敗為止。
如果我們將該書與近期出版的同類書相比較，可以更加凸顯該書的特色。譬如於2005年出版的日本立教大學教授上田信的《海與帝國：明清時代》，雖然是在該書出版後30餘年才面世的新作，但是明顯能看出兩本書的著重點有所不同。
上田信的後出之作明顯受到近年來全球史與環境史的影響，立基於銀錢並用的雙重經濟架構，從物的流通和海洋貿易史的角度，討論明清帝國在東部歐亞與近代世界體系中的地位，但是對於明清時期的主要政治經濟事件與明清帝國在內陸歐亞的擴張則相對著墨較少。因此這兩本書正好有互補之處。
作者簡介
蔡偉傑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士、碩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碩士、博士。現任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蒙古時代以降的歐亞世界史及內亞與中國關係史，著重於帝國、族群、移民與法制史領域。近年來除了從事學術研究以外，也透過網路媒體，積極推廣蒙古及內亞的相關歷史知識。
本文節錄自《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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