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啟蒙課

入秋的東亞已初見寒意，我又飛到八年不見的新加坡參加會議。和同樣在三年前從香港離開的醫學院同事共進早餐。在牛車水南緣恭錫路上的「東亞餐室」，我們都叫了一套咖椰吐司、半熟蛋，還有苦澀到不行的炭燒咖啡。在依然溽熱的赤道上，就算只有快要故障的電風扇陪伴，也一定要點這一份套餐才對味。

除了敘舊，聊聊近況，也免不了提及對新加坡的種種感受，我們都是在香港政治發生劇變之後遷徙的候鳥。我回到了臺灣，而同事則隨著在香港學術界上演的「出埃及記」負笈南洋，在我的老東家取得教職。他很滿意大學對於科學研究投入的資金和各種行政支持，對於學校給予的優渥福利也沒有話說。但離開之前他還是問了我，你怎麼看這邊學生的「反應」？這怎麼說起呢？不到一成的大學錄取率，的確是一群成績優異的高材生。不過說到批判思考的力度與創意，我們也只能相視而笑。他又問我，大部分的教師來了又走，要怎麼決定在此地待多久？

不用我說，只要在此地待上一段時間就知道，大部分能夠對問題提出針砭的人，都是政府不歡迎的人士。這本書的作者韓俐穎也不例外。書中提到的歷史學者覃炳鑫、部落客鄞義林，和寫下這本書的記者，都是我還在新加坡工作時，在媒體上經常讀到的異議人士。由於圈子小而緊密，經常在許多不同場合會偶然相遇。我在二○一五年出版了散文集《赤道上的極地》，也在幾個發表的場合和他們不期而遇。其中一位，是李光耀頭號政敵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他來了我在草根書室的朗讀會，在會前還送了我他的著作《我的黑白人生》，並帶我到旁邊怡和軒樓上茶敘。但就在今年，他的人生謝幕。

十年前我選擇用散文形式，寫下兩年多來對於這個高度現代化、乾淨整潔、講求績效的社會觀察，原因是住了兩年多，不難發現只有在政府達不到的「高度」，也就是藝術層次，才有辦法偷渡對於新加坡社會現狀或政府管治的批判。不過我用華文書寫並在臺灣出版，只見雨點不見漣漪，引不起行政官僚的注目。同年，漫畫家劉敬賢用英文出版的《陳福財的新加坡史》就沒那麼幸運，被政府沒收了創作獎助金，當時在社群媒體上引起不小的波瀾。而過了十年，在強人殞逝，疫情來了又走的新加坡，有了什麼改變？

《我所認識的新加坡：一位在地記者的參與及觀察》是身為網路平臺「新敘述」（New Naratif）總編輯的作者，在後李光耀時代寫下的新加坡觀察。在記者身分之外，她也是運動人士。書中描述的內容多是她親身經歷或貼身採訪的第一手資料。包含受到箝制的歷史書寫、畸形的選舉文化、種族和性別少數的困境，還有非政府組織組成困境和突破策略等。她廣引政治社會理論，利用檔案、口述資料和參與觀察，描述了一個深度廣度俱足，國家轉型中的各種掙扎。她說：「這本書並無意澄清或宣示什麼才是『真正的』新加坡。我也無意標舉二元對立的『真實』或『虛假』國家狀態。」若然，這本書想要揭示的是什麼？

的確，很難用「真／假」的標籤去定義在新加坡所接觸到的訊息，從新聞內容到歷史敘事，國家用盡各種手段去創造一個無法讓人分辨真偽的創作及閱聽環境。只能確定的是，不符合國家話語的創作，除了會被祭出懲罰，或遭到輿論詆毀，也毫無機會能自證真實性。赫胥黎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美麗新世界》，描述了一個由先進科技與控制主宰的未來，在將近一世紀後的新加坡，竟有著讓人坐立難安的預言感。小說講述了一個建立在資訊受到精密操控的社會，這些控制手段在描述新加坡的書中都已司空見慣。但《我所認識的新加坡》則透過一則則證言，解釋了公民的人格受到壓迫、消費主義至上、人們成為系統之奴的社會中，放棄尋求改變的心理根源。

而《我所認識的新加坡》中文譯本的出版，對出版地點臺灣的讀者，又有什麼樣的意義？或許在臺灣近年來陸續舉辦的「粉紅點」活動，可以窺見一二。LGBTQ族群權益的倡議行動，從每年同志、殘酷兒遊行的舉辦，都讓臺灣成為亞洲各國爭相仿效的國家。但由新加坡擴散到東亞各地的「粉紅點」，除了在星國自己的版本，參加的人數卻總是稀稀落落。事實上，新加坡鼓勵國際企業和慈善組織投資，卻禁止贊助國人參與政治；冷藏行動與光譜行動逐漸跌出人們的集體記憶；所有相關的公民社會運動都因為缺乏養分和連結性而必須不斷歸零，就連最「無害」的氣候行動都會受到政府的百般刁難。粉紅點在島國唯一言論自由空間──芳林公園──的舉辦，於是成為「不自由的實用主義」（illiberal pragmatism）框架之下的產物。在社會中依然充斥著歧視與排擠的狀況下，參加者必須冒著出櫃風險的焦慮氣氛之下，粉紅點運動必須包裝與異性戀價值站在同一陣線，鼓吹家庭價值。也因此，在LGBTQ運動彩虹光譜上的異議，便在唯一可見的粉紅色中消失，也受到排擠，甚至也出現了許多外資公司透過活動為自己的企業形象「洗粉紅」（pink wash）的傳言。

但不可諱言，新加坡的確正在改變。沒想到政治自由、媒體自由依然窄縮的新加坡，卻開始吸引原本駐點於香港的新聞業進駐。在地緣政治瞬息萬變的東／東南亞，這樣的流動意味著什麼呢？書中所提到刑法三七七A條的廢止，可視為這個極端保守社會中，一道難能可見的曙光。這個改變無疑是後李時代的島國重新尋求自身認同以及國際定位的展現之一。只不過，法律的修訂立竿見影，卻可能也只是最能避繁就簡的任務。相反的，歷史敘事該如何書寫？專業的歷史工作者為何在聽證會上仍會遭受律政部的公開羞辱？研究新加坡本地歷史的學者如何能夠在自身大學中獲得合理長聘？這依然是無解的問題。而或許更重要的，是閱聽人如何養成清明的洞察力，認識到攤於眼前的故事卷軸，其實是經過有心人的篩選、重製，再經過刻意編排的刻意策展。要能夠洞若觀火，必得經過一番艱巨的啟蒙過程。

韓俐穎給了這本書一個相當低調的書名。然而對於新加坡而言，要能夠獲致「我所認識」這樣的表達，其實需要一番工夫。要如何形成獨到的觀察，卻不會感受與社會隔絕？要如何不成為心理學家佛洛姆所言，容易被國家操控、不瞭解自己的「自動機公民」（automaton citizen），而不只是認得他自己該「成為」的人，讓「合成的笑容取代真實笑聲，沉悶的絕望取代真正的痛苦」？需要更多果敢的表達，和留下的見證。

※作者為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學士學程副教授

（本文為《我所認識的新加坡：一位在地記者餐與及觀察》推薦序「後李時代的啟蒙課」／春山出版／書籍作者韓俐穎（ Kirsten Han）為新加坡獨立記者及公民運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