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文學‧《大亨小傳》百年：爵士時代的幻夢與裂痕
【明報專訊】「於是我們繼續奮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斷地向後推，直至回到往昔歲月。」
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在《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結尾寫下的這句話，不僅是小說敘事者尼克的個人嘆喟，還是這本書自身命運的隱喻。1925年4月10日，《大亨小傳》首次出版時，市場反應冷淡，首年銷量僅兩萬餘冊，遠不及前作《塵世樂園》（This Side of Paradise）的商業成功。但假若現在，讀者走進書店，必會見到《大亨小傳》就在某當眼處。
100年後的今天，《大亨小傳》是「20世紀最偉大小說」之一，甚至獲譽為「最完美的美國小說」。這種逆襲的歷程，本身就構成一個值得深究的文化現象：為什麼一部曾被忽視的小說，最終成為美國精神的象徵？
這不僅關乎文學價值，更涉及時代精神的變遷。1920年代的美國讀者，或許還沉浸在一戰後的繁榮幻覺中，難以體會費茲傑羅筆下的虛無與批判；但經歷經濟大蕭條、二戰、冷戰等一系列動盪後，人們才真正讀懂《大亨小傳》的預言性——它不僅描繪了「爵士時代」的奢靡，更提前宣告了「美國夢」的破產。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有一名言：「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時起飛。」這句用於比喻，哲學對時代的理解總是事後反思的。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時起飛——而蓋茨比的綠燈，唯有在夢碎的暮色中才顯露其本質。我們總在事後才理解，那盞燈從未指向未來，而是映照着往昔的執念。正如黑格爾的寓言，費茲傑羅筆下的長島煙火、爵士樂與空虛的盛宴，終究要在狂歡散盡後，才被認清為一場集體幻覺。
即便到了21世紀的今天，小說的寓言性仍留有餘波。它講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也是我們已泥足深陷的世界。
從失敗小說到文學經典
《大亨小傳》這本書，原本有一個更為嚴肅的名字：《西卵的特里馬爾喬》（Trimalchio in West Egg），借用了古羅馬諷刺文學中暴發戶的形象。在寫這本書時，費茲傑羅是費盡了心力，耗費兩年反覆修改，為的是要文壇認可他作為嚴肅作家的地位。
1920年代，美國正處於紙醉金迷的爵士時代，紐約長島的燈火徹夜不熄，故事寫的是一名神秘富豪，我們的主人公蓋茨比。他在西卵區的豪宅夜夜笙歌，心裏一直想着一生的摯愛黛西。他以為當年的失敗，是因着自己的貧窮，如今，他靠着非法手段累積驚人財富，為的是重燃那段逝去的愛情。
至於我們的敘事者尼克，他是黛西的表親，也是蓋茨比的鄰居，為我們敘述了一場幻滅的美國夢——故事落幕的一刻，這個被神化、「了不起」的蓋茨比以悲涼的死亡作結，昔日於宴會上的各人，無一出席他的葬禮，只有尼克是唯一一切的見證者。
「那是一種罕見的笑容，帶着一種永恆安慰」，尼克初次遇見蓋茨比，這樣描述，「你一生可能只遇見四五次……它面對——或似乎面對——整個永恆的世界，然後專注於你，帶着不可抗拒的偏愛」。這樣的一位角色，像神一樣，原先是萬千寵愛，卻帶有如此矛盾的脆弱一面。
在《大亨小傳》，我們看到費茲傑羅的精心佈局。他筆下的盛宴，充斥着華麗的詞藻，爭妍鬥艷的人們「在笑語、香檳與星辰間穿梭」，然而一但細看，這不過是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空洞。
小說出版，市場反應無疑是對費茲傑羅的一場打擊。他花了多年專心書寫，卻換回當時一些書評人的負面評價。
有人用上「情節薄弱」來形容這本小說，也有文章稱其為「一場華麗但空洞的表演」。這些負面評價，帶出當時文化界的一種時代觀：《大亨小傳》缺乏道德教訓，有違維多利亞時代的說教傳統。
紙醉金迷的派對、通姦與謀殺，作者通通沒有以批判的形式去處理，反而還會讓讀者覺得，那恰好是社會華美的一面。許多評論家認為，蓋茨比、黛西和湯姆都是「空心人」，無法引發共鳴。當時甚至有人寫道：「讀完後，你只會想洗個澡，冲掉這些人的銅臭味。」
唯獨是詩人艾略特（T. S. Eliot），把《大亨小傳》從頭到尾讀了幾遍，對小說稱譽有加，說在美國文學裏，這類作品是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以來邁出的第一步。
二戰期間，美國軍方將《大亨小傳》納入「戰士版叢書」（Armed Services Editions），向海外士兵發放約15萬冊。年輕人在戰場上讀到了蓋茨比的幻滅，意外地與之共鳴。戰後新批評學派（New Criticism）興起，強調文本的獨立性，《大亨小傳》精雕細琢式的敘事結構、敘事者尼克的雙重視角、綠燈的符號象徵等，都成為了絕佳的文化分析對象。
可是，這都發生於作者死後——費茲傑羅始終未能看見，自己的小說成為不朽的文學經典。
費茲傑羅與賽爾妲：
現實中的蓋茨比與黛西
費茲傑羅是文壇上不幸的角色，但也因為這樣，他對事情有敏銳的觸覺。
把事情拉回小說創作之際，費茲傑羅一心想要成為偉大的文學家，但偏在這個時候，他的妻子賽爾妲（Zelda Sayre）與一名法國飛行員開展了關係，婚外情曝光，使費茲傑羅深受打擊。
黛西的冷漠與不可捉摸，正是其現實的原型人物賽爾妲的寫照。又或許說，整部《大亨小傳》都有他們兩人婚姻關係的縮影；從更宏大的角度來看，是當時美國爵士時代，人們生活形態的寫照。
1920年，他們兩人辦了一場隆重的婚禮。身為阿拉巴馬州法官之女、名門之後，賽爾妲熱中各種名流派對，她美貌張揚，常是眾人的焦點——媒體都稱她為「爵士時代女王」。反之，早年的費茲傑羅籍籍無名，是潦倒商人之後，在20多歲時靠着《塵世樂園》一書讓他名利雙收，打進上流社會，才與賽爾妲走在一起。婚後夫妻兩人常徘徊於各交際場所，活像《大亨小傳》裏的人物。
賽爾妲曾抱怨，費茲傑羅總拿自己當小說裏的素材——她既是繆斯女神，也是作家的詛咒。賽爾妲嘲笑他「不過是個三流作家」，這直接刺激他將《大亨小傳》修改得更加完美，彷彿要用文學成就證明自我價值。
費茲傑羅之所以為出色的作家，是他把自身，以至整個時代的雙重特質展露無遺。一方面，他會在筆記說自己「憎恨富人，但又渴望成為他們」，這無疑是「自我異化」的體現。他白天修改《大亨小傳》，夜晚酗酒狂歡，每天都在重演蓋茨比的雙面生活。
至於蓋茨比對黛西的執著，也就是費茲傑羅那雙面特質的本身：他既厭惡上流社會的虛偽，又渴望被其接受。
蓋茨比的笑容裏有「永恆的安慰」，而他有他那「永恆的世界」，這些只出自神身上的詞彙，是資本主義神話的化身。蓋茨比出身貧寒，卻靠着禁酒令時期的私酒生意、股票投機，累積財富。他的豪宅派對，那些華麗的衣服，全是「美國夢」的具象化——只要夠努力和聰明，任何人都能攀上頂峰。然而，蓋茨比雖然富有，卻始終無法真正躋身上流社會，舊錢（old money）與新錢（new money）那道無形的階級壁壘，他終究無法跨越。
反觀黛西的未婚夫湯姆，他象徵了這道壁壘本身。他繼承家產，毋須奮鬥，理所當然地鄙視蓋茨比這樣的暴發戶。當時的美國廣告業興起，人們瘋狂消費，彷彿物質能填補精神的空虛。黛西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她被金錢和舒適豢養，她的「聲音充滿金錢」，是「黃金女郎」，但卻窮得連愛情都用價格衡量，口裏卻說「多麼希望自己是個貧窮的傻女孩」，以為這樣或許還能有幸福。
蓋茨比的派對也是如此。每周數百名賓客湧入他的豪宅，狂歡、飲酒、跳舞，卻沒人真正認識他。他的奢華，恍如一場空心表演，目的只為了吸引黛西的注意。
在小說裏，這些人物是何其的矛盾，倒不如說，矛盾是當時美國社會的時代寫照。
1924年，費茲傑羅與賽爾妲移居法國，試圖遠離美國的消費主義；但結果是，賽爾妲精神開始出現問題，費茲傑羅為支付她的精神病院費用，不得不寫作大量的商業短篇，如此成為了自己筆下為金錢販賣夢想的作家，最後卻不能逃過兩人關係破裂的命運。
黑格爾的「貓頭鷹」
蓋茨比的「綠燈」
《大亨小傳》最悲涼之處，是它預言了「美國夢」的破產。1929年，股市大崩盤，經濟大蕭條，無數像蓋茨比這樣的新富階層一夕之間失去一切。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費茲傑羅彷彿早已看透，建立在虛榮之上的繁華，終將崩塌。
一個世紀過去，我們為何仍反覆重讀《大亨小傳》？我這裏想說的可能還是黑格爾的那隻貓頭鷹。
在黑格爾的「世界精神」概念裏——歷史並非線性進步，而是透過矛盾與揚棄的辯證不斷自我超越。費茲傑羅筆下的爵士時代幻滅，恰恰預示了資本主義永恆的辯證：每一次物質狂歡的頂峰，都潛伏着精神荒原的種子。
在小說中，有這麼的一道綠燈，位於黛西家碼頭的盡頭。蓋茨比在西卵的豪宅望向東方時，總能看到那點微光。這個具象的綠燈，一方面代表了他與黛西之間，可望而不可即的距離，但更為廣義，這綠燈代表了一種追逐，一種看似能跨過的對岸。
小說作為現代社會的敘事載體，正是透過虛構人物的具體命運，揭露時代精神的抽象本質。到今天的世界，我們還常說着蓋茨比的綠燈，它看起來是百年不熄，是因為它不僅是1920年代美國夢的象徵，還是當代社會的隱喻——又或者說，所謂的美國夢，現在竟然是全球人類的常態。我們都在追逐自己的「綠燈」，一種消費主義的幻影。
「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時起飛」這句黑格爾名言，揭示了人類認知的根本困境：我們永遠在事件發生後才真正理解其意義。就像我們的敘事者尼克，他把這個故事敘述，已是多年過後的回憶。1925年的讀者無法看透《大亨小傳》的預言性，正如當代人難以覺察自身時代的集體執念。小說的力量，正在於其「否定性」。
費茲傑羅表面描繪奢華派對，實質卻在否定整個爵士時代的價值體系。小說最深刻的諷刺在於：當蓋茨比終於與黛西重逢，大雨中他「發現眼前的綠燈突然失去了意義」，這無疑也是一種否定。後來敘事者在結尾補上致命一筆：「它躲過了我們的追求，不過沒關係——明天我們會跑得更快，手臂伸得更遠……」
每個時代都有人對着自己的「綠燈」伸手，而《大亨小傳》提前百年告訴我們，真正的覺醒，或許是看清那盞燈從來就不屬於未來，只是我們執念投下的幻光。就像蓋茨比死前最後的覺悟：「於是我們繼續奮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斷地向後推，直至回到往昔歲月。」到那刻，他終於清楚明白，所謂的「綠燈」，從來只存在於不能回到的從前。
文．扁豆
編輯．鄒靈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