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市：沒有互委會的年代 公屋幸福設計如何落實？
【明報專訊】你住得幸福嗎？幸福雖是主觀感受，但過往有研究發現，良好的居住環境對身心健康有一定的正面影響，從而提升幸福感。2022年《施政報告》提出為公屋項目設「幸福設計」指引，房屋局長何永賢上周親自揭盅，形容指引「用心、暖心」，例如建議升降機內設斜櫈、信箱旁加掛鈎、增設運動設施等。有了這些配套，公屋居民是否就會變得幸福？指引鼓勵街坊建立社區互動和歸屬感，讓人不禁想起互助委員會（互委會）。由屋邨街坊互選組成的互委會，於2023年前全數解散，原先定位正是促進鄰里關係和改善居住環境。如今一眾街坊代表退場，政府提倡以參與式設計打造幸福屋邨，到底可以怎樣做？
幸福居所的基本條件
政府「幸福設計」指引較多着墨屋邨環境、公共空間和設施規劃，然而居住環境與幸福感的關係，先要從個人生活空間說起。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系教授伍美琴指，一個人天性樂觀與否，固然影響他如何看待身處的環境，不過幸福居所亦有基本條件，例如提供足夠私人空間，就算與家人吵架仍然「有個『洞』進去休息一吓」。
踏出家門，周邊環境則需滿足人們社交、親近自然等各種本能需要，才可住得幸福。人類本是社交動物，伍美琴認為公共空間的規劃應鼓勵街坊彼此認識，共同做一些事。「幸福設計」指引列出8個幸福概念，當中「跨代共融」、「家社互聯」均回應人們社交需要，提及的實踐範例包括在地下大堂設共融座椅，促進居民間互動。伍美琴則提議，公屋可參考私人屋苑，在其中一層設置像會所的公共空間。現時一些屋邨毗鄰社區中心，但她提到中心通常有使用限制，理想的社交空間應便利街坊前往。
針對屋邨的公共空間，「監察公共屋邨福利規劃聯盟」成員吳堃廉同樣關心通達程度。聯盟向來關注新屋邨的社會服務，他樂見近年落成的屋邨多了公共空間凝聚街坊，惟部分限制使用。以天晴邨為例，入口廣場有一片上千呎的公共空間，過往長期被圍封。在其他公共屋邨，有草地豎立「請勿踐踏」警告牌，亦有公園不允許踩單車。吳堃廉說，縱使公共空間寬闊，但種種限制令凝聚街坊或提供健身空間等功能難以發揮。翻查資料，天晴邨獲選為幸福設計概念先導項目「綠綠家園」的屋邨之一，入口廣場的空地改造為開放草坪，供居民靈活使用，符合吳的建議。
指引方向正確
伍美琴提到，居住環境應滿足人類需要，包括親大自然的天性。學術界不乏研究，證明綠化環境的各種益處。「香港人經常都好像很焦慮、很緊張，因周圍很難看到綠色植物。其實看着植物會轉移注意力，幫你充電。」她進一步指出現代建築不止談綠化，更追求再生設計（regenerative environment），建築壽命漸長，仍持續回饋大自然。
不過她發現在幸福設計指引中，較少觸及經濟需要。縱使香港奉行市場經濟，但政府亦有責任提供工作機會。具體來說，她建議邨內設空間發展本土經濟，例如賣二手物的墟市，「這種經濟活動不同於商場，可建立人與人的關係」。
整體來說，伍美琴認為推出幸福指引「肯定是邁向好的方向」，讓人開始思考幸福設計，知道居住環境可影響幸福感。吳堃廉則評價：「整個畫面是漂亮的，只是指標訂得很闊。」八大幸福概念包含健康、綠化、跨代共融、連結社區等元素，「一方面夠闊，能涵蓋我們（聯盟）以往的意見；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指標就會關心，究竟會怎麼落實呢？」居民參與效果取決於形式，受訪時吳堃廉正準備與房委會開會，討論社區園圃安排。計劃原意讓街坊參與管理，但有些屋邨「由上而下」設很多限制，甚至交由物管公司管理。「這都是（回應）居民需要，但出發點不同，整件事的演繹就很不同。」
街坊的「幸福」定義
那麼在街坊眼中，什麼才算幸福？葵聯邨聯悅樓前互委會主席徐先生服務街坊多年，熟知其需要。對比政府的「幸福設計」指引，徐先生說街坊對「幸福」的定義有些不同：「很簡單，首先希望我住的樓層或者大廈周邊環境衛生好啲，治安管理好啲。如果噪音等問題出現，希望會有人或者組織幫他反映和解決。」
他提到，以往當互委會接獲投訴，例如垃圾房清潔不善招蛇蟲鼠蟻，便會盡快要求物管公司處理，對方亦不會怠慢，「這種模式其實很有效率」。然而，隨全港互委會及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解散，徐先生失去互委會代表的身分，以及與物管人員的溝通渠道。他表示，物管公司處理屋邨事宜的態度未如以往積極，「最終有無跟進、有無處理，大家都真的不知道」。
當局曾表明，在互委會解散後，房委會會以傳統和電子方式直接收集租戶意見，例如在地下大堂擺放意見箱、在通告上展示二維碼等。租戶亦可前往屋邨辦事處，或經電話熱線和電郵與房署職員交流意見。不過吳堃廉質疑，以二維碼表達意見，是否夠人性化？即使表達了意見，有誰監察情况有否改善？「其實無咗中間（關注、監察）角色」，吳堃廉指互委會由街坊互選出層代表，再互選出主席等職位，居民參與完全是「由下而上」，雖然個別互委會人員的質素使監察效果有參差，但機制本身是理想的。
互委會工作「由下而上」
昔日互委會的角色，與今日幸福設計有何關係？幸福設計指引強調「參與式設計」，重視居民聲音，概要提到：「可以通過參與式設計和創作過程，建立居民之間的聯繫，並促進社區內的溝通和協作。」編寫指引期間，跨專業團隊走訪了26條屋邨，透過小組活動、工作坊及深入訪談等，聆聽逾3000名居民的意見。
過去一年，吳堃廉知悉有前線社工及服務的居民獲邀訪談諮詢，他歡迎最終指引採納部分建議，包括強調居民網絡的重要，建設「社區園圃」。然而他關注日後實施指引，會否只有受邀人士才能參與規劃？他希望能「由下而上」，所有屋邨居民可參與其中，「像以前有互委會般，定一些比較貼地的活動或形式，去建立（指引）所說的幸福感」。
屯門蝴蝶邨是首批參與「幸福家族．繽FUN屋邨計劃」的屋邨，大廈外牆和足球場翻新工程融入「蝴蝶」概念。早前有報道指專業團隊在設計初期，以街站和派發問卷諮詢約3周，收集100多名居民意見。該邨有1萬多人居住，獲邀諮詢者佔約1%。徐先生以往擔任互委會主席，不時需要問街坊意見，箇中難處是各有各訴求，未必能達至大多數共識。因此向房署反映前，他會先整理、過濾意見，此舉不但減省行政工序，亦能更準確表達街坊主流訴求。缺少互委會代為收集意見，徐先生關注諮詢的執行細節：「究竟問了些什麼問題？街坊給了什麼答案？問了多少人？當中多少住在這條邨？會否只是路過呢？」有別於昔日互委會有固定會址，街站擺放時間有限，亦未必人人肯交心。
部分互委會主席在任多年，吳堃廉憶述碩門邨某位主席，只要房屋署傳來居民諮詢問卷，他會找層代表逐家逐戶拍門問意見，甚至計算平均分後才交給房署。「試想像一下，如果政府要放資源在每幢大廈這樣做，資源會有多少？」此外，互委會亦擔任社會服務角色。有時街坊前來互委會，只想查詢子女申請書簿津貼的資格，與屋邨無關。對政策略懂一二的徐先生亦會盡力解答，「我們碌咗咁多年，做互委會都不是白做」。還有些街坊只是習慣下來，一起看電視、吹水，互委會聯誼功能不言而喻。
憂部分設計離地 忽略舊屋邨限制
伍美琴研究居住環境與幸福感，她說就算是圍爐「吹水」討論規劃，「過程本身已經可以提升幸福感」。香港不無先例，她評價過渡性房屋是不錯的實驗，由社工帶領活動凝聚街坊，「一起做一些事，又做到的話，那個幸福感是爆炸的」。這模式無異於新屋邨社工隊，吳堃廉分享當新屋邨落成，社工隊會開設居民通訊群組，舉辦活動營造歸屬感。或許正如伍美琴所言，人是社交動物，吳堃廉說：「WhatsApp Group開了之後，其實不需要我們做協調，每天都有幾百個信息。」窩心例子很多 ，例如有街坊說無梯子裝電燈膽，另一街坊便提出拿上樓給他。要建立居民之間的聯繫，最初或需要外力推動，但最重要還是街坊自身投入。
以往香港沒有太多機會讓普羅大眾參與建設社區。「幸福設計」指引強調與市民共議的「參與式設計」，台灣則有「社區規劃師計劃」，訓練一群熱心街坊，共同規劃社區。伍美琴認為香港公共屋邨可仿效做法，例如長期設立「社區營造工作室」，讓人們一起討論新搞作。
幸福設計為居民服務，當然要「貼地」。不過政府目前提出的指引，徐先生擔心是有軀殼、無靈魂，不同屋邨、不同街坊的需要不一，幸福設計總不能一式一樣。以往互委會討論公共設施，他作為用家之一，會顧及邨裏獨特情况和街坊關注。幸福範例包括在地下大堂加設共融座椅，徐先生說並非不支持，但覺得「幻想太美麗」，實際執行時應考慮舊屋邨空間有限、保安等問題。以往房署可找互委會作徵詢意見的橋樑，如今要另覓出路。「政府部門與街坊之間那條橋拆咗」，就算有直接渠道反映意見，但徐先生比喻：「要街坊直接游水過去找你反映問題，十個都唔知有無一個會咁做。」
以多年互委會經驗，徐先生認為街坊最希望獲回應的是衛生保安等問題，幸福設計指引所提及的綠化環境、運動設施，反而比較次要。如何解讀期望落差？伍美琴坦言無可厚非， 「（衛生保安）咁簡單的事情都已經困擾他們」。此外，很多人並不知道周邊環境會塑造幸福感，譬如在樹下還是在馬路旁做運動，感受已是兩碼事。「這需要多啲知識傳遞，讓他們知道為何常常要談綠化環境。」到底幸福設計能否帶來幸福？至少在「參與式設計」之下，街坊應有空間開展一場幸福對話。
【公屋設計篇】
文˙ 朱令筠
{ 圖 } 受訪者提供、政府新聞公報圖片、資料圖片
{ 編輯 } 王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