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雙周：反對AI
【明報專訊】如果《明報‧星期日生活》刊發的原創文章，其實是由AI一鍵批量生成，文章旁徵博引，甚至做到了文采飛揚，你還願意費時閱讀嗎？如果《星期日生活》的主編是一個AI機械人，「黎佩芬」這一名字代表該機械人不僅高度智能化，亦不失女性的溫柔嬌媚，且具備強大的整合能力，可以聯合其他機械人一起工作。那麼，即使她的「編者話」寫得言簡意深，你還會認為有畫龍點睛之效嗎？傳統媒體的經營如今舉步維艱，為節約人工計，如《明報》刊登的大部分文章改由AI生成，你還會訂閱這份新聞紙嗎？
出版業的革命
AI正在改變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其結果是幾家歡喜幾家愁。無數行業為新技術的來臨而歡呼，從業者不甘後人，個個摩拳擦掌，意圖大展鴻圖；有些行業卻被該技術逼入了死角，其利益不斷遭到侵犯，正努力尋求司法與社會的保護。以出版業為例，AI似乎正在給這一「夕陽產業」帶來生機。不少出版社正在積極與AI結合，試圖通過新技術，降低出版成本，擴大利潤空間。
最近本人參加了一家出版社內部的工作坊，主題是出版社編輯如何利用AI機械人，專家的講解和現場演示令人眼界大開：AI帶給出版業的，不僅是一個輔助工具，而是另一場工業革命。只要編輯懂得如何下達更準確具體的指令，DeepSeek加上ChatGPT即可在半分鐘內，將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全書變成質量頗佳的中文文本，文風隨君所願，可學術，可通俗，既能譯為適合內地讀者閱讀習慣的中文風格，亦能一變而成香港讀者所喜歡的表述方式，還可模仿金庸、蔡瀾、倪匡、林康琪的文字特色。
利用某種音頻生成軟件，《1984》又可在數分鐘內變為一本有聲書（audiobook）。可選擇一人朗讀，亦可男女對話，聲音逼真自然，連何時該咳嗽、磕巴、搶話、插科打諢都拿揑得恰到好處，令人歎為觀止。如果再給AI發出指令，以奧威爾的風格，替他再寫一本小說，結果亦是倚馬可待。只要捨得花時間，不斷訓練機械人，其寫作能力尚能日益精進，彷彿奧威爾再世，殊為可觀。
如果人能做到的，AI機械人亦能做到，且更聽話順從，從不駁嘴，永不生病，不需年假，不必買保險，不會以衝博士論文為由要改周記為雙周記，為何還要花重金請人翻譯、僱人朗讀，購買暢銷作家的稿子呢？如果一鍵可生萬物，廉價又簡單，翻譯家、作家、朗讀者今後還有生存空間嗎？
作家在抗議
近日，多位「正站在懸崖邊緣」（We are standing on a precipice）的作家發表題為「反對AI：作家給出版人的一封公開信」（Against AI: An Open Letter from Writers to Publishers）的聲明，要求包括企鵝蘭登書店在內的5家美國最重要的文學出版社停止出版AI製造的書及音頻。他們表示，AI生成產品的過程，廉價又簡單，惟真正的藝術創作，一定是基於作家的真實生活，表達的是他們的愛恨情仇、喜怒哀樂。AI機械人則無法理解人類的經歷（AI cannot understand the human experience），永遠無法變成有血有肉的人類，亦永遠不會懂得「流血、飢餓與愛」（To bleed, or starve, or love）。只有人才能真正理解人，並識得如何與其他人交流，AI機械人只是貌似通人性而已。
作家書寫的人類的生存經驗，被尊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惟其作品，卻又是文化商品，亟需市場的經濟回報。藝術家依靠市場生存，並得以繼續從事創作。惟市場的邏輯常常有違藝術的規律，其要求商品的價格更低廉，製造過程更簡單，除了能滿足客戶各種需求，還應能援筆立就。AI的橫空出世，正可滿足市場的此種需求。作家在公開信中聲稱，為何AI書寫的作品讀起來有一種廉價感，因為它們的製造過程就很廉價；為何AI的作品內容簡單膚淺，因為它們是一鍵生成的產物，缺乏複雜性（The writing that AI produces feels cheap because it is cheap. It feels simple because it is simple to produce.）。
為何AI機械人如此高效？作家指控，這只是因為科技公司既盜竊了作家的作品，亦盜竊了出版社的成果（The purveyors of AI have stolen our work from us and from our publishers, too.）。這些科技公司，未經作者及出版社許可或未有支付報酬，大規模地盜用他們的知識產品，用來訓練AI模型。惟此類公司敲骨吸髓之惡行，居然被美國聯邦法院裁定為符合美國版權法中的「合理使用」（fair use）原則，一次次贏得官司。如今，連出版行業這一作家最後的棲息地，亦開始使用AI代替工人，出版社的編輯在減少，書架上機器生成的書在增加。作家追問：出版社的最終目標，是否要將我們清理出該行業，如此，資本家可以更方便地從我們付出的勞動中獲得巨額利潤？
他們希望出版業可以跟作家站在一起，抵制任何用機器生成的文化產品。AI是可以帶來巨大社會效益的工具，但不應被用來取代藝術家及其作品，亦不是用來取代編輯。創作是一種個人化的藝術行為，書籍出版亦然：它是一種多人合作的藝術形式，出版過程中的每一道程序，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人與人的交流，惟此種人性化的工作方式正被機器取代。聲情並茂的有聲書，除了讓我們聽到故事，亦可聽到朗讀者的人聲、情感，還有呼吸，如今逐漸變成類似電梯裏的提示語，不再講人話，最多像人話而已。如果任由出版業以AI取代人，作家將失去最後的生存空間，年輕人將失去嶄露頭角的機會，藝術創作將會成為一門失傳的手藝，文明必將逐漸式微。他們大聲呼籲，即使法律無法阻止高科技公司的盜竊行為，出版社應該跟作家聯手，成為文學作品的保護者（guardians）。
文學與技術的張力
每一次的技術革命，對文學都是挑戰。傳統的文學形式，是作家利用文字進行的創作，無論《神曲》還是《紅樓夢》，都以此種形式傳世。人類歷史上技術第一次對文學產生巨大衝擊，應該是廣播的出現。因為在一戰中得到廣泛應用，廣播從1920年代開始逐漸普及。從此，人類的娛樂方式，多了一種選擇，除了文字，尚有聲音。之後，技術以加速度發展，電影、電視、遊戲機、電腦、網絡、社交媒體、智能手機接踵而至，AI人工智能則是最新的「終結者」。
對於文學與技術的關係，人們似有3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第一類比較悲觀。他們驚呼文學正因此衰弱，甚至死亡，給出版社寫公開信的作家，庶幾屬於這一類。另一類則非常樂觀，他們歡呼AI不僅改變了文學的創作，亦提升了讀者的閱讀體驗。未來的文學創作，必將會是一種人機合作的成果（co-authored works）：AI給作者提供創作素材，設計人物與情節，甚至幫助作者完成不知該如何書寫的部分。這種人機合作，將提高人類的創造力，創造一種更加有活力、持續進步的文學景觀，最終使得創作的過程與閱讀的體驗，都能得到極大的提升。第三種則在兩者之間。他們認為，藝術家不應對技術假裝視而不見，藝術通常都是技術的產物。莎士比亞的戲劇創作，得益於室內劇場的興起，荷李活電影能風行全球，因為解決了電影膠片的生產技術，奧威爾的烏托邦小說《1984》亦是因擔憂未來技術將控制人類而創作的不朽文學作品。任何一次藝術與技術的互動，都是一次「浮士德式交易」（A Faustian pact），有得有失，但藝術總是換一種形式生存了下來，並因此順應時代，不斷更新。
美國作家的公開信，是多家AI科技企業被控非法盜用知識產權卻被法院判為「合理使用」的一種直接反應，希望藉此向出版行業表達更明確的反對態度，亦是今日圍繞AI是否為人類之福的爭議日趨激烈的結果。曾幾何時，發明機械人之目的，是將人類從危險或瑣碎的工作中解脫，便於從事藝術創作。如今，AI可以取代人類從事藝術創作，人又何以為人呢？AI不斷進步的故事，會是一部人文退化史嗎？
文˙毛升
編輯˙林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