睽違14年！自殺破4千人重返十大死因，15～64歲全面上升，制度哪裡出了問題？

台灣一年自殺死亡人數突破4千人，睽違14年再度重返十大死因，其中青中壯年族群自殺死亡率全面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憂鬱傾向、憂鬱症成了跨年齡層自殺通報主因，從通報紀錄也可發現，7成自殺者生前從未進入通報系統，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被漏接？

「那時我真的覺得，活著太痛苦，死掉才是唯一的解脫，」Winnie曾三度自殺未遂，回憶那段長達十多年陷入深淵的日子。她因一段不健康關係陷入憂鬱，「痛苦像關不緊的水龍頭，滴到最後堤防整個潰堤，」她形容。

最後讓她撐下來的，是想到家人、伴侶與朋友，不忍讓他們承受失去她的痛。後來遇上擅長創傷治療的心理師，並搭配穩定服藥，她才學會與憂鬱共處、情況漸漸好轉。

但不是每個人都像Winnie一樣，能幸運地遇到「那個對的人」、得到幫助。更多人，仍在絕望、自傷，甚至自殺的邊緣徘徊，尤其如今超過4千人走上絕路，顯見整體制度仍有缺口。

根據最新衛福部統計，2024年自殺死亡人數達4,062人，較前一年增加164人（成長4.2%），再度擠進十大死因，位居第10位。其中男性占比超過6成，自殺死亡率是女性的1.8倍。

不過，衛福部統計處處長李秋嬿指出，自殺之所以重返十大死因，並非死亡人數暴增，而是因為新冠肺炎掉出十大死因，加上慢性肝病、肝硬化逐年改善，使原本第11名的自殺，順勢遞補上榜。

從年齡來看，中壯年族群（45～64歲）人數最多，佔全體3成以上，其餘15～64歲年齡層死亡人數，皆較2023年增加，而25～44歲族群自殺率的升幅最大，成長超過1成。

憂鬱症是跨年齡層自殺通報第一主因，為何仍頻頻漏接？

從過去自殺通報數據來看，因「精神健康／物質濫用」自殺者，佔率飆升，連續多年高居原因首位，且從2023年的自殺死亡及自殺通報分析，可進一步發現「憂鬱傾向、罹患憂鬱症或其他精神疾病」是首要原因，橫跨各年齡層與性別。

WHO將憂鬱症列為全球3大需重視的疾病之一，憂鬱也和自殺風險息息相關，諮商心理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蔡曉雯說，「憂鬱與自殺間確實有密切連結，特別是當憂鬱與強烈無望感疊加時，個案自殺風險就會急速上升。」

「自殺身亡的人，最常見的精神診斷就是憂鬱症，」台大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所長張書森指出，研究顯示，6到9成自殺者都曾有憂鬱相關症狀。但他也強調，憂鬱症並非單一成因，而是疾病、環境與情緒長期交織下的慢性困境，自殺同樣是多重壓力下的極端反應。

疫情後自殺反彈！7成個案未被系統接住

尤其是在疫情後，自殺率有回升趨勢。林口長庚醫院自殺防治中心主任張家銘指出，這不僅是台灣現象，也是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自殺率在疫情期間短暫下降，但隨後因全球經濟、地緣政治、社會結構改變等多重因素，自殺風險再度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不到3成自殺死亡個案，能在通報系統中被提前掌握，」張家銘表示，有7成自殺死亡者事前根本不在資料裡，「很多人是第一次自殺，就直接死亡。」

「通報制度只能處理一小部分個案，更多人隱身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張家銘說，除了憂鬱症患者，也包含一些非傳統高風險群，例如遭詐騙的長者、投資失敗的中年人等，也是較為常見的個案，「我們注意到，詐騙受害者走上絕路的情況近年持續增加，有些人自責、無法討回損失，最終走上極端。」

張書森表示，自殺通報系統主要仰賴醫療、學校、警消等機構的即時通報，但若個案從未與上述體系互動，系統便完全無從掌握，因此即便長期處於心理困境，也可能從未被周遭察覺、未曾主動求助，導致在制度設計中完全「隱形」。

心理諮商面臨4大問題，讓有需求的民眾望之卻步

一般而言，若有心理健康問題，遭遇的第一道關卡是經濟無法負擔。在台灣，掛精神科診不難，健保也能支應基本診療與藥物，但若想進一步接受深度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卻經常容易卡關。

「政府的心理支持方案，確實能讓人跨出第一步，」張家銘指出，「但要長期接受諮商，還是得面對自費壓力，」自費諮商一堂動輒千元以上，對一般人是不小的負擔。「健保給付深度心理治療只給344點，點數很低，」陳映燁直言，這讓多數院所只能開藥，無力提供深度心理治療。

其次是法令的限制阻卻患者就醫。政府限制通訊諮商，未開放18歲以下及精神官能症患者使用，蔡曉雯指出，「憂鬱症、焦慮症正是最需要幫助的族群卻被排除，根本不合理。」

同時，心理資源也有明顯城鄉差距。她指出，台北、台中等都會區諮商所較多，但屏東、花蓮、嘉義等地僅有個位數，求助者常無門可進。

除了資源，心理疾病的污名也讓人卻步，過去研究發現，有83%憂鬱患者認為就醫便利，實際就醫率卻僅27%，接受治療者剩11%。「大眾對於憂鬱症的污名化，也是不可忽視的，不是不方便，而是怕被貼標籤，」張書森說。

各單位缺乏串聯，自殺防治無法接成一張網

制度上，則是因中央、地方無法銜接，導致整合困難。張家銘說，「現在不是制度不存在，而是點與點間還沒連成線、變成面，」各地在人力與合作默契上存在差異性，導致需要幫助的民眾「四散在各個局處或單位裡」，難以被制度有效接住。

他舉例，遇到風險較高、不適合僅由醫療單位處理的個案時，他會主動聯繫自殺防治中心或關懷訪視員，進行後續追蹤。不過，若地方單位和醫院沒有緊密合作，個案可能出了醫院就斷線，實務上非常依賴地方默契與人脈。

精神科患者出院後是自殺高峰期，「出了醫院門口後」的社區銜接至關重要，張書森說，近年來增設許多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就是希望可以扮演後續補強的角色。但蔡曉雯觀察到，心理衛生中心如今仍有人力不足、流動率高的困境，不見得能夠接住需要的民眾、提供足夠協助。

自殺者死因難釐清，難以提早介入、預防悲劇

資料串聯與共享有阻礙，也導致自殺者死因難以釐清。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醫師陳映燁指出，嚴格的資料保護法規，使得大規模的跨單位資料串聯極為困難，難以釐清自殺的真正原因，「如果要降低自殺率，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自殺的原因。」

「整合資料，是要預防下一個悲劇，」她強調，「人都死了，你也沒辦法再去問他為什麼」，唯有從死亡資料結合其他社政、健保、內政等資料來源，才能稍微補足這些沉沒個案的故事，分析自殺者生前可能經歷的壓力事件，否則永遠無法理解真實原因，也無法提前介入。

自殺是結果、不是原因！自殺防治是整個社會的考題

「自殺是結果，不是原因，」張家銘強調，若能及早在學校、社區、職場提供心理健康支持，許多人就不用走到最後一步。

張書森也指出，心理健康應從醫療體系，延伸到日常生活，「教會每個人怎麼接住別人的痛苦」，才能真正打造預防網。衛福部甫引進澳洲的心理健康急救（MHFA）課程，強調「傾、聽、給、鼓、勵」5步驟，讓一般人也能有應對心理危機的基本技巧。

自殺防治學會先前調查發現，近8成民眾面對親友提及輕生時，第一反應是勸說對方打消念頭，但這往往無效。「發現有疑似輕生想法時，若技巧性詢問，其實有機會提供對方出口，卻僅約3成人會這麼做，」張書森說，心理健康急救方案如今剛起步，但可望打造全民防護網。

「我們不能只靠高風險追蹤，要把防治意識滲透到整個社會，這是一場長期抗戰，靠的是全政府、全社會的意識與合作，」張家銘強調。

當我們反思「為什麼那麼多人被漏接」，也該思考，我們的制度準備好接住他們了嗎？唯有建立整合機制、補足資源落差、打破污名、推廣正確心理教育，才有可能減少悲劇、接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