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to Z藝術字典：D—Düsseldorf School of Photography 杜塞道夫攝影學派
【明報專訊】我們日常瀏覽社交媒體時，經常會看到一些構圖極為工整的攝影作品。這類作品多以建築或風景為題材，其最大特色是帶有一種近乎潔癖的美學：水平、對齊，畫面沒有多餘的東西，表現得異常乾淨；有時會有重複的結構，給人一種數學般精準的秩序感，並呈現出一種中立、冷靜的視覺風格。今期我們便談談這類攝影的源頭——「杜塞道夫攝影學派」（Düsseldorf School of Photography）。
杜塞道夫攝影學派
「杜塞道夫攝影學派」是指一群於1970年代中期在德國杜塞道夫藝術學院（Kunstakademie Düsseldorf）學習的攝影師，其中包括安德烈亞斯‧古爾斯基（Andreas Gursky，1955-）、康迪達‧赫弗（Candida Höfer，1944-）與湯瑪斯‧斯特魯斯（Thomas Struth，1954-）等人，他們皆師從深具影響力的攝影師伯恩‧貝歇（1931-2007）與希拉‧貝歇（1934–2015）夫婦（Bernd and Hilla Becher）。「杜塞道夫攝影學派」強調客觀紀實與序列展現，用冷靜構圖記錄工業建築、日常場景與人文景觀。作品一般以大片幅相機（8×10）拍攝，畫面仔細精準，並以視角對稱見稱。這種風格去除攝影中常見的情感張力與視覺衝擊，突破了傳統攝影的形式，成為當代藝術攝影的重要流派，影響深遠。時至今日仍是博物館及畫廊常客。
攝影術的誕生
一切讓我們從攝影的歷史談起。攝影術的發明可追溯至19世紀，是多位發明家共同努力的成果。1826年，法國人約瑟夫‧涅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1765-1833）首次成功以瀝青塗層的金屬板拍攝出世界上第一張永久性照片，這項技術稱為「陽光寫真法」（Heliography），惟曝光時間長達8小時。其後，他與同樣來自法國的路易‧達蓋爾（Louis Daguerre，1787-1851）展開合作，持續改良攝影技術。涅普斯於1833年逝世後，達蓋爾獨自繼續研究，最終於1839年發表了著名的「銀版攝影法」（Daguerreotype）。他不但大幅縮短拍攝的曝光時間，出來的影像亦非常清晰，為攝影技術帶來革命性的突破。
1839年，法國政府認識到此項技術的重大價值，遂購買達蓋爾的專利，並於8月19日正式將之公開，宣稱攝影術是「贈與全世界的禮物」。這一天後來被定為「世界攝影日」（World Photo Day），用以紀念攝影技術的誕生與共享。此舉不僅標誌攝影的起點，更促使攝影迅速在歐洲、美國乃至全球廣泛流傳，對人類視覺文化產生深遠影響。
攝影非藝術？
攝影術初面世時，社會普遍將其視為一項科學發明，而非藝術形式。由於攝影依賴光學、化學與機械原理運作，其準確、客觀、可複製的特性，讓當時的人們將之歸類為科學技術，主要用途亦偏向實用層面。
攝影最初被廣泛應用於肖像紀錄。當時繪製肖像不僅成本高昂，亦需耗費大量時間；相比之下，攝影則能迅速而準確地捕捉人物外貌，因此深受中產階級歡迎。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在內，紛紛開設影樓。此外，攝影亦被應用於科學與醫學研究與生物標本記錄等領域，有效提升圖像資料的準確度。考古學家與地理探險家亦運用攝影來記錄新發現的地點與遺蹟，如英國攝影師弗朗西斯‧弗里斯（Francis Frith，1822-1898）便於1860年創立Francis Frith & Co.，致力於拍攝英格蘭的城鎮與村莊，該公司迅速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攝影出版商，累積超過33萬張底片，覆蓋英國及愛爾蘭逾7000個聚落；同時弗里斯亦以埃及和中東的考古攝影著稱，為19世紀的學術研究與大眾對世界的認知作出重要貢獻。
然而，正因攝影被視為「機器操作」而非創造性活動，令不少藝術家與評論家認為攝影欠缺美學價值，難以與繪畫、雕塑等傳統藝術相提並論。直到19世紀後期，攝影師開始探索光影構圖與主觀表達，攝影作為藝術的地位才被逐漸認可。
紀實攝影
攝影創作雖然有多種面向與表現方式，但時至今日，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仍被大眾視為主流。這亦是攝影這個媒介與其他藝術媒介最大的分別：它天生帶有記錄現實的能力。無論是肖像、風景、日常生活以至新聞攝影等，觀眾普遍相信相片中所見就是曾經發生過的「真相」，正所謂「有圖有真相」。即使當中或有構圖上的選擇與修飾，攝影長久以來仍被賦予一種「真實性」（Authenticity）。（人工智能下的後真相年代有機會再談）
這種「似真」的特性使攝影擁有獨特的說服力，攝影師不止是技術操作者，更是對現實作出選擇與詮釋的觀察者。攝影因此成為一種介乎真實與主觀之間的表達媒介，具備記錄與創作雙重特性。
新客觀主義
紀實攝影一直強調對現實的忠實記錄。至20世紀初，特別是一戰後的德國，社會動盪促使攝影師重新思考影像與現實的關係，逐漸發展出「新客觀主義」（New Objectivity，德文：Neue Sachlichkeit）。「Sachlichkeit」一詞的詞根「Sache」，意指「事物」、「事實」。形容詞「Sachlich」可理解為「事實性的」、「實事求是的」、「公正的」或「精確的」；而「Sachlichkeit」為該形容詞／副詞的名詞形式，通常意指「實事求是的態度」或「客觀性」。這種風格主張以冷靜、理性、清晰的方式觀察世界，抗拒過度感性與主觀的表現形式。
德國攝影師奧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1876-1964）是此風格的重要代表。他於1920年代開始創作系列作品《二十世紀的人物》（People of the 20th Century），企圖透過分類方式全面描繪德國社會。他按照職業、社會地位及其他重要特徵對拍攝對象進行分類，並將他們組織成七大類別，展現攝影作為社會結構記錄工具的力量。
類型學攝影
貝歇夫婦是1970年代杜塞道夫攝影學派的創始人，他們於1957年在杜塞道夫攝影學院相識，並於1959年開始合作，以嚴謹且系統化方式拍攝工業建築聞名。他們以大片幅相機拍攝各類工業建築，如水塔、煤倉與工廠等，畫面多採用正面構圖與對稱排列，並刻意避開陰影，以展現一種客觀、中立的視覺風格。這種方法能將被攝物從時間中抽離，呈現出一致性的結構。其手法明顯承襲奧古斯特‧桑德的攝影思維，並進一步發展為「類型學攝影」（Typology Photography）。
「類型學」（Typology）是一種有系統地分類與呈現相似主題或對象的方式，強調形式上的一致與差異的比較，藉此探索結構、形式、用途與文化意義之間的關係。貝歇夫婦的作品不僅重塑了紀實攝影的界限，更為攝影作為當代藝術媒介奠定了理論與風格上的基礎，並深遠影響了當時的一眾學生。
當代攝影的重要人物
安德烈亞斯‧古爾斯基是現今杜塞道夫攝影學派最具國際聲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期的相片，正是今天大家在社交媒體經常見到那種。假如你還是沒什麼概念，那當我說彩虹邨時，也許大家腦海便能彈出相對畫面！當然，網上那些相片只是形式上相似，其背後的創作理念及動機跟杜塞道夫攝影學派不盡相同。
返回安德烈亞斯，他的相片除了以承襲新客觀主義，更為人驚歎的是其清晰細緻的巨幅影像。他於1999年創作的代表作《99美分》（99 Cent），描繪了洛杉磯一間「99美分商店」內部貨架滿佈、色彩繽紛的景象，象徵消費主義社會的視覺過載，作品尺寸達 207×336.9厘米，在90年代要製造如此巨幅影像，絕不簡單。他自1990年起便廣泛透過數碼操控來強化畫面構成與視覺秩序。《99美分》於1999年入選《時代雜誌》「史上最重要的100張攝影作品」之一。
杜塞道夫攝影學派另一重要成員康迪達‧赫弗則專注拍攝公共建築，對象有圖書館、博物館等。她透過精準的構圖，呈現空間的秩序，畫面非常細緻。提到香港的杜塞道夫攝影學派作品，不得不提已故的德國攝影師米高‧吳爾夫（Michael Wolf，1954-2019）。吳爾夫自90年代起在香港居住，直至2019年因病離世。其代表作《密集城市》（Architecture of Density）系列，正是此風格的香港例子。
時至今日，當我們看到這種「攝影風格」，很多時會用上「杜塞道夫攝影學派」作其代名詞。雖然網絡上的相片可能純粹借用其形式，與新客觀主義或杜塞道夫攝影學派無關，而相片的尺寸及所用器材亦有差異。然而，這次寫杜塞道夫攝影學派，除了希望為大家增添藝術詞彙，亦希望讀者下次當看到類似的攝影作品時，能添一份底氣，進而思考更多相片背後的創作脈絡。
■延伸閱讀
本周起於南豐紗廠和啟德AIRSIDE展出的「Wes Anderson世界美學展覽」香港站，或可作為本文的延伸閱讀。雖然Wes Anderson和杜塞道夫攝影學派之間並無直接關係，但在視覺美學上，特別是在構圖的對稱，以及對細節的嚴格控制亦有些相似之處，可見杜塞道夫攝影學派的美學延伸。
文˙ 葉曉燕
{ 圖 } 網上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