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金熹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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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小故事讓我切身感受到，不婚不生的女性幾乎一生都會因為沒有孩子而被貼上負面的標籤。
這是在二○一九年秋天，前公平交易委員長趙星郁（ 조성욱 ）舉行人事聽證會時發生的事情。某國會議員在提問過程中突然問道：「妳還沒有結婚吧？雖然個人發展很好，但還是希望妳能對國家發展有所貢獻。」趙前委員長當時是五十五歲的不婚女性。
那位議員沒有停止無禮的行為，他繼續問道：「出生率低會毀掉我們的國家，如果像候選人這樣優秀的人有生育的話，我就認為是滿分的候選人。」
不生小孩的女性很自私嗎？
公職人事聽證會是在驗證候選人是否具備領導組織所需的能力與道德，不曾想過會在這種場合聽到這樣的言論。提問者這句妄言暴露出他認為女性是生育機器，也引發了眾多言論的指責。
如果是中年男性候選人不婚不生，就不會被問這樣的問題。不婚不生女性在過了所謂的「適婚期與生育期」，即使已經來到五字頭的中段歲數也會在正式場合因未生育而受人非難與訓誡。女性的子宮有如公共財，個人的生育行為好像成了公共義務一樣。
雖然單人戶的數量創下了歷史新高，但是不生孩子獨自生活的女性仍被指責「沒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大眾的目光像繩索一樣把女性的存在與孩子、家人綁在一起，即便成了老太婆，這樣的目光似乎還是會一直跟著女性。青年與中年時期，大家會劈頭就問「孩子幾歲」、「怎麼沒生」等無數問題，老年時期則會被問「孫子幾歲」，彷彿這就是自然的順序一樣。
不婚女性不生的理由因各自的情況而有所不同。生不生純粹是個人因素，所以沒有必要回答「為什麼不生」這個問題。
正如作家蕾貝嘉．索尼特（Rebecca Solnit）在《女性總是被問相同問題》（ The Mother of All Questions）中所說的，這些問題來自於一個想法：「假設世上只有一個女人，而那個女人就像為整個物種服務的電梯一樣，一定要結婚、繁殖、接受男人、生育孩子。」這種問題是「站在提問者的立場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的封閉性提問，「與其說是問題，不如說是斷定的發言」。「這種話是在對我們這些將自己視為個體，並認為自己可以開創自己道路的人斷言我們是錯的。」
如此有害的斷定式發言常見的變體可能是，「生孩子才能成為真正的大人」這句話。然而，現實中有很多血淋淋的例子是，有些人即便有了好幾個孩子，別說變成熟了，甚至可能也完全找不到他成熟的一面，因此這類的話我只會當耳邊風。並不是要生孩子才能成為大人，而是要從父母身上獨立出來，為自己的生活負責，尊重他人，懂得如何建立關係，這樣才能成為大人。
生育是人生最深刻的經歷嗎？
儘管如此，有種更巧妙的變體讓我印象深刻，一直記到現在。四十歲出頭，一位關係密切的前輩對於我不生育一事發表了以下的言論。
「人的一生能嘗試的事情中，妳從未體驗過那最深刻、最有價值的部分，這點讓我很心痛。」
和前輩失去聯繫後偶爾還是會想起這句話。雖然有一部分想反駁的心認為，這句話來自於對多元生活方式的淺薄理解。但另一方面我也對自身的不足有所認知，也會懷疑自己的人生，這些想法交織在一起，心情往往會變得複雜。真的是我活得不對嗎？我是不是真的錯過了人生的重要經驗，會不會在死前還不曉得人生為何呢？這種焦慮情緒擾亂了我的心。
在和Aging Solo對話的過程中，我提到此事，當時擔任保險設計師的高恩熙（고은희，六十一歲）表示自己也經常有這種想法。
「因為沒有生育和養育孩子的經驗，所以我有時會擔心自己是不是因為過得太輕鬆而不知道人生的真諦。我覺得可能要把自己融入到某些事情中，感受人生的苦澀，這樣才能透過反思領悟到些什麼；但我一直過著只專注於自己的生活，也許錯過了那些體驗。」
金智賢也形容了類似的情感，她說：「如果用遊戲來比喻的話，感覺就像在第一關裡一直拿滿分。」
「覺得自己進不了第二關，就好像永遠在第一關不斷累積分數。結婚、生育就像人生的階段關卡。無論是遊戲關卡還是人生的階段，都要經歷一個結束後再進入下一個環節。有時我會問沒生養過孩子的自己，是否有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成熟？」
吳熙珍在四十歲出頭苦惱過懷孕問題，最終她放棄了，當時她是頭一次覺得：「原來沒有孩子會是我人生最大的空缺啊。」
「當有人問我是否能為一個生命負責，放棄至今的生活方式，為孩子犧牲幾年的時間，我覺得自己做不到那種程度，所以就放棄了。然而現在的人真的不一樣了，她們會冷凍保存卵子，那些二字頭末、三字頭初的人，即便沒有結婚，因為想到可能未來某天會想要孩子，所以就凍卵了。我覺得現在的情況與以前大不相同，選擇變多了。」
然而姜美羅斬釘截鐵地表示，那些認為唯有生養孩子才能了解人生最深層價值的論調很可笑。
「在養育多孩的中老年人中，有多少人是愚昧又令人心寒的，這種老套的話是哪來的？如果唯有養育、照顧別人、為他人犧牲才能知道人生的深度與重要價值的話，那麼這部分我已經做了。我贍養年老生病的家人，還養了貓。而且人一定要知道人生的深度嗎？這個世界覺得我看起來不懂事又怎樣呢？活著只要有足夠的常識，不被抓起來關就好了。」
談論到「最深刻的經歷」，南智媛也對此反問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我們能比較怎樣的經歷比較深刻、比較有價值嗎？」
「有位朋友經歷了一些困難，於是朋友們一起去了一趟旅行。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已結婚生子，我們聊了整夜各自的人生故事並抱在一起流淚，一位朋友對我說：『妳真好，只經歷了八分之一。』意思是和要照顧雙方父母、丈夫、兩個孩子的她相比，我的人生只有八分之一。我認為在照顧那麼多人的同時，還要挺過人生各種難關是非常困難的事，實在值得尊敬。相反地，我能把八分之一活成百分之百，我的人生也有屬於自己的價值，這無法拿來比較優劣。」
因沒生育而感到缺憾的人，以及無感的人都各有自身的理由與情況。前輩對於我缺少「最深、最有價值的經歷」表示哀悼，引發了我內心奇妙的波動，過了很久之後我終於能擺脫她的這股哀痛，因為我從生活中切身感受到了，生活的價值與深刻的經歷不只有一種而已。
就像世間的好故事不只一種，世上唯一「最深刻、最有價值的經歷」也不存在。即使某些人相信某個特定經驗最有意義，他們也知道並非所有人都能體驗到相同程度與深度。就像歌手李素羅（ 이소라 ）在歌曲中所唱到的「關於回憶，寫下的都不同」一樣，即使有相同的經歷，對於感受、記憶與領悟，每個人「寫下的都不同」。
此外，韓國社會不僅不把單親媽媽視為了解「生命最深層價值」的完整成人，還對單親媽媽充滿非議與輕視。由此可見，把生命價值和生育聯繫在一起的觀點，不過只是傳統家庭意識型態的虛偽產物罷了。
我的婚姻生活並不短，期間我和前配偶的情況複雜，沒有生育。要是人生的偶然與緣分以不一樣的方式運作，也許我也會生孩子，如果那樣的話，我想也會是像我目前人生一樣的美好生活。
誰能完全不去想那些自己沒走過的路呢？當我看到妹妹的女兒對妹妹說：「我每天每天都愛媽媽。」並對妹妹絕對信任時，我偶爾也會羨慕她。相反地，我不受家庭捆綁，想走就走、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妹妹偶爾也會憧憬我這樣的自由。無論是誰，如果在某方面得到了滿足，那麼在另一個方面往往會有所缺失。只有承認自己人生的局限，才能真正對自己生命中獨特的擁有而感到滿足。
低出生率社會中的不婚女性
有時我感覺社會對不生育的女性不僅只有批評，甚至還產生了憤怒的情緒。我曾懷疑是韓國社會破紀錄的低出生率現象引發了這種怒火，但事實並非如此。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大學（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SE）的行為經濟學家保羅．多倫（Paul Dolan）在二○一九年發表了不婚不生女性比已婚女性更幸福的縱向研究結果。兩年後的二○二一年，他在接受《衛報》（The Guardian）採訪時表示，人們的反應讓他很驚訝。
研究發表後我收到許多不婚女性寄來的感謝信，因為人們看到研究後才開始相信不婚女性很幸福的說法。然而更有趣的是那些不相信研究結果的人所做出的反應。他們覺得：「選擇不結婚與生育是相當侮辱性的事情，嘗試過（結婚生育）後發現做不到也沒關係，至少應該嘗試一下。」在如此對立的敘述中，未婚女性的內心必然會產生很大的矛盾，因為她們的經歷（沒有生育的經歷）與大多數人所認為的正確生活方式不同。
有些人之所以對不生育女性發火並指責她們很自私，也許是因為感到自己認為的正確世界觀受到了侵害吧？某些人相信人們的生活與這個世界就應該要如此，當別人不跟從這種信念並予以拒絕時，他們就會感到憤慨，彷彿自己受侮辱一般。不生育的女性不僅不悲慘孤獨，反而還主張自己很幸福，甚至還以部長級的高級公務員候選人身分來參加人事聽證會，對此他們覺得忍無可忍。然而與此同時，指責選擇不婚就生育的女性是「未婚媽媽」的社會氛圍卻是依舊。
二○二二年，韓國的總生育率（女性一生生育的子女平均數）為 ○．七八人，為全球最低。雖然應該要一起找出並解決導致這種情況的社會問題，但我們卻經常聽到因此指責不婚不生女性的聲音。在二○二一年總統選舉的過程中，某位候選人對低生育率原因的言論引起爭議，他表示：「女權主義在政治上被惡意利用，阻礙男女間健全的交往。」
生育需要男女共同參與，為何只指責女性呢？就算我們姑且不論這個問題，想在不婚不生獨居女性人口的增加上找低生育率的主因，這就已經是錯誤的診斷了。舉例來說，法國的單人戶比例為三七．八％，瑞典為四五．四％（以二○二○年為準），數字遠高於韓國，然而同時期總生育率法國為一．八人，瑞典為一．六六人，數字也是遠高於韓國。因此，我們不能說低生育率現象的加速是獨居人口增加造成的。
韓國創紀錄低生育現象的結構性原因，不在於不生育的女性們的自私與女權主義，而在於根深柢固的性別歧視與父權文化。
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在二○二二年四月發表了〈生育率經濟學的新時代〉（The Economics of Fertility: A New Era）報告，其中的分析顯示「營造女性能兼顧工作與養育的社會氛圍」，是提高生育率的關鍵。
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指出，生育率高的已開發國家特點是，男性積極參與家務與育兒勞動、社會氛圍對職場媽媽友好、政府的家庭政策積極、勞動市場的靈活性、結束育兒後男女就業門檻較低等。
其中男性積極參與家務與育兒勞動是關鍵。該報告指出，美國雖然沒有政府提供的帶薪產假，但二○二○年美國的總生育率（一．六四人）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的平均水準（一．五九人），這要歸功於美國男性對家務與育兒勞動的參與率較高。
二○二二年六月，還有一項研究發表了丈夫的家務與育兒勞動分擔比例和總生育率間呈高度相關的結果。該研究結果顯示，在所有總生育率不到一．五人的國家中，男性的家務與育兒勞動時間還不到家中全部家務與育兒勞動時間的三分之一。
韓國的情況如何呢？據統計廳五年一次的〈生活時間調查〉（생활시간조사）顯示，二○一九年，雙薪家庭中男性每天平均的家務勞動時間為五十四分鐘，女性每天的家務勞動時間為三小時七分鐘，女性在家務勞動所花的時間是男性的三．五倍；在只有男性一人賺錢的家庭中，這個差距會擴大至六．四倍；有趣的是，女性一人賺錢的家庭，就算一個家只有女性在賺錢，男性的家務勞動時間為一小時五十九分鐘，女性為兩小時三十六分鐘，女性花在家務上的時間依舊是男性的一．三倍。無論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是誰，依舊幾乎是女性全權負責家務。韓國女性的大學畢業率為七六％，教育程度已是OECD國家中的最高水準，但性別不平等結構依舊，「即使韓國的女性為全球最高受教育程度，依然被迫全權負責家務與育兒工作，被強加接受『身為女性，就必須接受辛苦生活』的觀念」。而這也是韓國每年刷新最低總生育率紀錄的原因之一。
如果不婚女性真的想生孩子，就會出現在社會制度上被阻止的荒唐情況。二○二二年十一月，《韓國日報》（한국일보）刊登了一則採訪，內容是一群女性與拒絕人工授精手術的大韓婦產科學會吵起來的事件。她們都是三十多歲的不婚女性，幾年來多次各自前往醫院接受人工授精手術，但皆失敗告終，因為所有醫生都認為，為沒有婚姻關係的人執行人工授精手術是非法的。但在韓國，並不是法律在阻礙沒有婚姻關係的女性接受人工授精手術，而是大韓婦產科學會的指導方針。某些身為律師的女性甚至整理了資料向醫生說明，告訴他們對未婚者實施人工授精手術並沒有違法，即使如此她們依舊徒勞無功。
二○二○年，藝人小百合的不婚生育案例傳得廣為人知，不婚生育權隨之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但在此後依舊沒有什麼變化。國家人權委員會於二○二二年七月勸告大韓婦產科學會修改方針，讓不婚女性也能接受人工授精手術，但學會方面以應先達成社會共識為由，堅持既有的立場。不知從何時開始，「社會共識」一詞成為了既得利益者的藉口，因為他們不願承受改革所帶來的不便。這樣韓國社會真的有資格悲嘆低生育率的現象嗎？
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不婚女性
不婚不生女性只是沒有自己的孩子而已，並不是對社會漠不關心、只在乎自己的自私存在，通常她們反而更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有研究顯示，比較參與志工團體等自發性組織的情況，男性中已婚者參與度較高，然而不婚者的情況則相反；而女性不婚者的社會參與度高，已婚者的參與度則較低。也就是說，在韓國社會中，沒組建家庭的男性不僅在主觀的生活品質方面會下降，在與群體連結的程度方面也會降低。這表示女性的犧牲與支持對男性來說非常重要，家庭這種首要社會關係作為「關係資源」對男性而言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相反地，女性扮演妻子與母親角色的壓力，往往會成為社會參與的阻礙。
不婚女性對社會感興趣並貢獻更多，這種傾向在美國也一樣。二○一一年，美國當代家庭委員會（Councilon Contemporary Families）的調查顯示，六八％的已婚女性認為自己對父母有經濟上的幫助（已婚男性為三八％），而八四％的不婚女性認為自己對父母有經濟上的幫助（不婚男性為六八％）。不婚女性比已婚女性更頻繁地與兄弟姊妹、侄兒們交流。已婚女性主要在與兒女有關時進行志願服務活動；但不婚女性每五人中就有一人參與志願服務活動、參與教育或照顧其他孩子的活動，或分發食物給經濟困難鄰居等。不婚女性拜訪鄰居、參加請願或集會的頻率也高於已婚女性。
我遇到的Aging Solo們也在尋找對社會貢獻的方法並付諸實踐。李珠元說：「雖然我沒有自己生兒育女，但我也想做些能力範圍內的社會貢獻，因此我透過國際救助團體和孩子們建立關係，並成為志工一對一指導低收入戶兒童。為了讓孩子們活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覺得我可以做點什麼。」
鄭世妍表示：「無論生不生孩子，每個人作為一位負責的社會成員，都有各自有所貢獻的部分，聚集人們的貢獻組成社會，即便沒有生育，我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會完全消失。」
「有些人生很多孩子，有些人不生，但各自都有自身的課題，一百個人就有一百種原因。單純因沒生育就指責他們自私，或者指責他們免費享用社會福利，這種說法實在不像話。希望我最終能為社會做出貢獻，我會期望公共的育兒與教育體系能更堅實，並好好納稅。身為社會的一員，我認為免費供餐或免費教育，是共同養育孩子的方式。與其責怪選擇不生育的女性自私，不如去指責社會結構讓富裕家庭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繼承資產，而貧困家庭的孩子卻缺乏教育機會，且無法擺脫底層社會。」
某些學者把傳統家庭單位專注於對家庭成員的支持和關心，卻與家庭外部世界疏遠的現象稱為「貪婪的婚姻」。
在現實中家庭主義的貪欲屢見不鮮，有些人只為自家人著想，不擇手段為兒女打造好看的學歷與工作機會，父母帶頭鋪出一條好走的路並在後面撐腰。相較於選擇不生育，這種家庭主義才是更危害社會的自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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