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解放軍坦克輾斷雙腿 天安門學運改寫方政一生
「醒來的時候，身邊很多的醫護人員，他們關切問我什麼名字，哪間學校的，那時我躺在地上，望著他們也是高高在上，畫面很夢幻很失真。若有人問我六四最清晰的畫面是什麼，那便是這個畫面」。
30年前北京發生的一場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除了令當時北京參與天安門學運的學生市民死傷慘重外，同時將中國民主化，社會公義、新聞自由等訴求徹底禁絕，大大影響中國往後30年的政制、意識型態發展道路。
為此，《上報》專訪了在六四事件中，慘遭坦克車輾過雙腿終生過著行動不便生活，最後赴美開展新生活的方政，講述當年發生的一點一滴，以經歷一般人無可比擬的心路歷程。
「價格雙軌制」引爆民運、學運
中國經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過後，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一改多年鬥爭路線，積極發展經濟，創立經濟特區，主張對外開放，百姓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隨著發展官員利用「價格雙軌制」的漏洞，私下囤積物資中飽私囊，百姓怨聲載道力求社會改革開放，而改革派中共元老胡耀邦1989年的逝世，人民悼念他的同時亦成為凝聚民意的好機會。
1989年4月伊始，北京多間大專院校，以及部分工人組織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起示威活動，逐漸演變成全國性的示威。
當時就讀中國北京體育學院大四的方政即將投身社會工作，作為中國新一代雖然不致於有滿腔改革中國的宏圖，但心繫中國社會，他參加了天安門的學運。
反官倒、反腐敗成為當時示威的主軸。（湯森路透）
「我不想過份提高學運的學生整體認知水平，像我這個一般參與者，其實當時沒有很清晰的民主追求，我覺得大多數學生是對社會不滿，期盼追求公平。那時每個學生都有一種很強的責任感，就是對當前社會的表達，反官倒、反腐敗、反特權、要求官員財產公開，要求新聞自由等。大家內心的共識是一樣，而我作為一個普通的參與者，就是跟著運動的節奏逐漸加入」。
不少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紮營，準備長期抗爭。（湯森路透）
中南海冷對學運
學生的訴求被藏在中南海深處的領導人所冷待，中國官方喉舌《人民日報》更發表《426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並必需「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激發起更多學生及市民加入學運。隨著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等人會見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後破局，雙方的緊張關係逐步升溫。
方政，這位當時滿腔熱血參與天安門運動的知識分子，萬萬也想不到官方的鎮壓行動將改變他的一生。
6月4日清晨6時，已是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周邊大開殺戒之後，當時留在的廣場指揮部包括劉曉波等人與軍隊達成共識，決定仍留守廣場的3、4千名學生全數撤離。當時留在廣場的學生，雖然已得悉戒嚴部隊開槍的消息，周邊不時傳出槍聲。廣場雖然氣氛緊張肅殺，但絕大身數的人未有切身感受到嚴重性，而方政亦跟隨著學生隊伍，從天安門撤離。
「我們是天安門廣場最後撤出的學生，當時從廣場東南角撤出，經新華北街撤至西長安街的六部口。在我旁邊是一個學妹，當時她很害怕，可能在廣場只找到同校的我，問我可否一起走，我當然說沒問題」。
方政憶及當時撤退時大多是北京政治學院、北京政法大學、北京商學院等學生，撤退時鬆鬆散散沒有組織，「但萬萬意想不到坦克從東向西，在六部口向學生的背後施展了一次衝殺，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及受傷」。
為救人慘遭坦克輾過
當方政邊走邊退時，他看見一顆軍用毒氣彈落在他的身邊，「這顆含有氯氣成份的毒氣彈在我面前爆炸，隊伍霎時出動混亂，因為不知道煙霧從哪裡來的，身旁女生太害怕站不住倒地，那當然是扶起她，並走到自行車道靠路邊轉移」。
解放軍裝甲車在6月3日晚上衝進天安門廣場周邊地區。（湯森路透）
正當方政扶著女生轉移時，在瓦斯瀰漫的街頭中突然殺出一部坦克，「坦克速度很快，根本沒辦法思考，我本能是推了學妹一把，但自己站不住倒在路上，結果整個人突然感覺到被擠壓，身體一瞬間被緊住被坦克壓過」。
方政的雙腿就這樣被坦克輾成肉醬，而在他失去知覺前，成為這輩子心中永難磨滅的畫面。
「我的雙腿當時被坦克履帶撕扯拖拉，然後掉落下來，我滾到路邊靠在欄杆上，成了昏迷前最後一刻的視角，眼前看見雙腿已被輾碎，骨頭露出在外」。
有人拍下當時方政剛被坦克輾過的畫面。（取自64memeo.com）
當時有人拍下了方政被輾過雙腿，旁人救助的畫面，最後刊登在一本法國雜誌上，多年後方政看到這張圖片，更堅信自己記憶無誤。
「直至看到這張照片，天呀！就像我當時記憶一樣，是失去意識前最後的畫面」。
徘徊生死邊緣
方政醒來的時候已是隔天，處身在北京積水潭醫院。
「醒來的時候是躺在地上，身邊很多的醫護人員，他們見我醒來便關切問我什麼名字，哪間學校的，那時我躺在地上，望著他們也是高高在上，畫面很夢幻很失真。若有人問我六四最清晰的畫面是什麼，那便是這個畫面」。
傷勢非常嚴重的他，過後才知原本是被送到事發附近的的二龍路醫院，但那裡太多人，根本沒法處理傷者，「醫護說正好有救護車待命，就趕快將包括我、其他兩個傷勢較重的送來這裡。而後來那兩個也死了，只有我活著。可能有人在我出事時幫我緊急擠紮傷口止血，讓我得到多一點生存時間」。
人性的光輝
方政雖然被送來醫院，但他的生存戰爭才正式開始，送來的死傷者源源不絕，醫院人滿為患血庫的血亦被用光，「可能本應給我3000cc的可能只能給600cc，我在醫院期間做手術後，但血不夠醒了很快又昏迷，又要作緊急輸血，最後更發高燒」。方政徘徊在生死邊緣，而醫護為了救活，保護他們更花上很大的功夫。
「當時醫院的會議室，大廳都躺滿傷者，過了幾天輕傷的人走了，我們重的才送進病房」。在方政昏昏迷迷動彈不得的情況下，醫生忽然又說不行。「當時有傳言戒嚴部隊會接管醫院，大群搜捕學生，醫生認為如果我被戒嚴部隊帶走便完蛋了」。
醫護最後將他與其他傷者推進電梯地下室的配電房，並鎖上房間保護他們，喝令他們切勿出來。方政直言當時醫院發生的事，感人的事情有很多很多。
不幸中的大幸是，來的並非戒嚴部隊，而是北京市公安局，他們只是對每個傷者作筆錄後便離去，沒有任何抓捕行動。
方政講述當天事發過程時，神情嚴肅。（攝影：張家銘）
受傷送醫後，傳言醫院將遭接管。（攝影：張家銘）
官方說法：「交通意外」受傷
「當時戒嚴部隊跟老百姓對立很強，很多人被他們抓住打得很慘，而公安局僅僅來了給我做紀錄，那便是第一份檔案，應該是在官方手裡，除非被銷毀，否則官方一定知道當日死傷者的大致人數，所以如果官方拒絕公開，那真相就等於沒有了」。
方政的受傷令他一生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畢業後原來預定的老師工作沒有了，在堅強的意志下，雖然方政花了近5年將心理及身理調適，明白今後就是失去雙腿生活下去。然而令他最無奈的，是因為他曾參與學運且明顯受傷，成為了當局監控的對象。
「我在中國生活的20年，政治環境一直沒什麼變化。他們依然監視我，限制我自由，每一年都是一樣，沒有說翌年會解除，從一開始治癒返回學校，便被當局盤查給我壓力，不讓我說真相，最後不給我畢業證，壓迫我改變，作一些交換，要求我放棄追求真相」。
更令人氣憤是，中國官方自始對外供稱，方政在1989年因「交通意外」受傷。
方政在六四事件後一直被當局監控。（攝影：張家銘）
堅守愈多 付出代價愈多
「直到現在我們六部口的倖存者不斷追問是到底當時發生什麼事，這是要找出的的六四真相之一。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有這個（衝殺）命令？到底是誰下的？那些軍人當時是怎樣決定？」。
但遺憾的是，很多現存的六四事件的影片，也缺乏了六部口的坦克衝殺，輾過人的畫面證據。「當時紀錄的資料不多，僅有來源也是從廣場撤退的學生。當時廣場撤退時天都快亮，外媒記者很少，紀錄六部口的資料更少」。
最令方政落寞的，是當年一手推開拯救了的女生，事後卻不肯願意站出來為他作證，而那些也如方政一樣，在六部口被坦克撞傷的學生，也噤聲不再說話。「絕大多人的在政權壓迫的情況下，被迫選擇了妥協。但是如果你堅守，就要為此付出代價。就像我只是說出真相，亦不是從事沒麼反對運動，也要付出代價，你堅守愈多，所付出的代價便愈多。這就是事實」。
或許是一種交換或安置，方政傷癒後代表北京市參加了92年全國傷殘人運動會，更獲得多個獎牌，但當他想參加對外國的傷殘人運動會時，卻被北京當局拒絕，原因是擔心他向外界透露他受傷的原因。
因為傷殘，得不到工作，方政最後更被趕出北京轉輾到了海南，開過小店、當過物業管理、導遊。但一到每年6月這個敏感時刻，電話就被斷線，被當局家訪監控，在終日自由受限的情況下，十多年人生浮浮沉沉不得志，所幸當時遇上了一生所愛，2000年共結連理。
2000年，方政遇見太太，共結連理。（攝影：張家銘）
赴美政治庇護過新生活
2009年，方政在太太陪同下赴美國舊金山治療，並配上義肢重新學習走路，並在前學運領袖封從德、周鋒鎖等人幫助下，成功申請政治庇護，他的女兒其後亦順利來到美國，展開新生活，就這樣過了10年。
2019年2月，方政的父親逝世，方政一家人希望回中國奔喪，但提出申請簽證數分鐘後，當局便致電告知簽證被取消。
「包括我的女兒的簽證也被取消，沒有告訴我任何原因。其實很多朋友也認為我回不去，也說我不要回去擔心被抓，但我想抓緊時間回去一下，我不想作猜測，如果現在我沒有努力嘗試，日後別人問起我僅能說不知道，但現在我確實知道我回不了」。
「女兒的也許將來可以再試一下，也許她還可以。女兒馬上就要念大學，將來會去中國見識一下。特別是大女兒，可能會回中國的可能性很大，我希望她能夠回去，但也只是希望」。
方政首次來台出席六四活動。（攝影：張家銘）
不讓歷史灰飛湮滅
回首一生，當初那位23歲，滿腔熱血的大學生，與夥伴學生一起爭取社會公義，又豈料會令往後人生反轉流離，上天如同跟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但方政直言只望六四這種悲劇不要再次發生。
「我事後一直都在想，假如那時我們不撤退會怎麼樣。我們廣場3千多人就待在這樣，難道會造成廣場更多的流血？對吧，若果這樣官方也很難研判怎樣處理。官方怎樣對待學生，學生會變成一種被動，而我們最後是決定主動撤離。如果我們是被動驅散，也許情況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有時會思考，但是我作為普通的參與者，大多都是跟隨。到底如果不走會是如何，是被動帶走，還是就地正法，有很多的想法」。
「但不論如何，我作為當時的年輕人，一定會參與這件事。但如果說不參與，便令到我身上災難不發生那我可沒法決定。其實官方有很多機會不讓事情變成如此，但最終走上這一條路。我們都是被動的受害者。有人說我是英雄，我哪裡是英雄，只有主動宣導的人才是英雄、不要提拔我什麼，因為我只是普通的參與者，是被動，當時社會也是被動。在我被坦克被擠壓的幾秒中，什麼更高尚的思考早已沒有，只是我過後覺得自己不能背叛自己，不能讓歷史煙沒，我覺得比對很多已沉默的人，我今日所做的一切繼續說出真相，比當天救我最後噤聲的人價值更大」。
落實轉型正義 才是文明社會
人始終敵不過時間，會老去會死亡，而真相亦有機會隨時代巨輪下被覆蓋煙滅，對方政來說，中國民主化之路途遙遠，但卻還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六四得到昭雪，還所有學生的清白。
「在我有生之年，最基本上的盼望，已經不是中共政權倒台不倒台，如果六四可以公開討論，作一個真相問責，這是我最低程度的盼望。這是一個標，六四怎樣解決，解決到什麼程度，便是中國民主化過程第一級台階，六四是一個溫度計，六四問題平反也好、翻案也好，是有限、公開問責調查，社會民間公開介入也好，只要是透明，真相才能慢慢出現，落實轉型正義，才是一個文明社會最基本的標準」。
方政冀盼有生之年，中國可以公開討論六四。（攝影：張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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