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病人與家屬開始尋求「斷食」，他們真正想停止的是什麼？

當病人與家屬開始尋求「斷食」，他們真正想停止的是什麼？
有人不願再一次次送醫、治療；有人希望撤除鼻胃管；有人面對的是生命末期自然吃不下、喝不下；也有人意識清楚，希望以停止飲食飲水的方式，讓死亡提前到來。
這些原本性質不同的臨床處境，在「斷食善終」的名稱與論述廣為流傳之後，都可能被家屬理解為「斷食」。
但名稱相同，背後要解決的問題並不相同。有些甚至不是斷食。
當一個家庭說要「斷食善終」，真正需要的究竟是斷食，還是找到一條讓醫療適時停下來、讓病人自然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的路？

早上11點，居家安寧醫療團隊來到阿群（化名）家。

醫師蔡孟臻與護理師劉雅欣來探視阿群99歲的媽媽，她最近肛門一直出血。

打開房門，外籍看護阿蒂從小床站起來，一旁氣墊床上躺著的母親已經臥床兩年多，是位重度失智症患者。雖然請了看護，但許多照顧工作，阿群仍習慣自己來。

媽媽睡久了，身體很僵硬，突然被移動，會不舒服地皺眉。要替她翻身前，阿群都會先喚醒她，握著她細瘦的手臂，輕輕轉動手肘，再慢慢按摩。

長期承受身體重量的部位，鬆軟的皮膚裡積著水分，像薄薄的水袋。阿群邊活動母親的關節，邊熟練地查看她的腳跟、小腿後側、臀部、尾椎跟耳後是否有壓瘡。等身體鬆開，才替她翻身。近百歲的身體即使很消瘦，挪動起來仍然沉重。

這樣的照顧，阿群已經做了7年。

退休前，阿群在大醫院從事醫護工作。哥哥過世後，她搬回台中老家照顧媽媽。她晚上不敢在外過夜，長期和先生分隔兩地。

最辛苦的那段時間，母親譫妄嚴重，每晚幾乎都不睡，躁動、不停叫人、想起身下床。阿群跟阿蒂只好輪流陪她擠在小床上睡。直到蔡孟臻的居家安寧團隊加入照顧，與母親原本就診的神經內科醫師一起調整藥物後，母親睡眠時間變長，狀況才穩定下來。

醫護離開後，阿群坐在餐桌前，喝了一口早已冷掉的咖啡。「之前我睡眠嚴重不足，毫無生活品質，家裡籠罩一股低氣壓。這一年來，母親穩定了，家裡氣氛改善許多，我也有點自己的時間喘息。」

但在最難熬的那些年裡，阿群也曾經希望，一切能夠早點結束。

「我也有很黑暗的時候，我也會想，媽媽為什麼還沒有走？」阿群說完，低下頭，「自私一點講，她這樣會影響我的生活。我也想跟先生一起去旅行，做自己想做的事。」

因此，當阿群第一次聽見醫師畢柳鶯談「斷食善終」時，很認同。她說：「她是家屬的救星。」

轉向斷食的照顧者，到底想結束的是什麼？

復健科醫師畢柳鶯從陪伴母親停止飲食飲水、走完生命最後一段路的經驗出發，隨後在其所著的《斷食善終》系列書中，不斷提倡「拒絕無效醫療，還給病人自然死亡的權利」。對許多長年照顧、看不到出口的家庭來說，她說出了他們不敢說出口的疲憊與渴望。

可是面對自己的媽媽，阿群卻做不到。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人會想走那條路，雖然一定也是有人是為了不想照顧家人才這樣做。」阿群停了一會兒：「但是，我做不到，因為我餵媽媽，她還可以吃。而且，媽媽以前對我們太好了。我過不了心裡那一關。」

讓阿群無法決定的，不只是感情上的不捨。

媽媽雖然重度失智，臥床多年，身上卻沒有致命疾病，她究竟什麼時候才算走到生命最後？阿群不知道。母親以前曾說過「不要急救」，卻沒有說過，有一天失智臥床後，要不要停止進食。母親也沒有插管，而過去那些一次次將她從死亡邊緣救回來的治療，在當下看都是有效的，那麼，到底什麼是「無效醫療」？

這也是許多生命已走到後段的病人的家庭，共同面對的難題。家人已經老衰、失能，甚至長年臥床，照顧的人快撐不下去了，可是每一次急性感染、喘不過氣或吞嚥困難送醫，醫療卻仍能不斷將生命維持下去。
那下次還要不要送醫？還要不要打抗生素？鼻胃管要不要繼續放？如果不繼續治療，要怎麼照顧？醫療可以在哪裡停下來，讓病人自然離開？

事實上，台灣已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和《病人自主權利法》，提供適時停下醫療，讓生命自然回歸的法律與醫療路徑（註）。病人在不同的臨床條件下，可以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拒絕或撤除維生醫療；也可以在病人末期時，不再反覆治療感染，改採以舒適為照顧目標的安寧療護。

「關鍵就在於，病人的生命是否已到末期，」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科主任彭仁奎說。但是，這第一道門檻，就不容易跨過，「同樣是神經科醫師，有人認為這病人已是末期，也有人認為他還不到末期。每個醫師的判斷都可能不同。」

這些判斷與對法律的理解，連醫師之間都沒有共識，對已經在照顧中筋疲力竭的家屬來說，更加困難。也就是在這樣的縫隙中，「斷食善終」──用斷食似乎就可以「好死」，提供了一個簡單、容易了解得多的答案。

（註）*：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CPR）或維生醫療的條件包括：

經兩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無法治癒，近期內死亡已不可避免。

病患簽署意願書，或最近親屬簽署同意書。

另外，《病人自主權利法》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最大的不同在於，《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僅保障末期病人的善終權，《病人自主權利法》則除了末期病人外，新增「不可逆轉之昏迷、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症」4個類別，但病人必須事先透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與醫療團隊討論後簽署「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 AD）。

也就是說，一旦未預立AD，如果已插管急救，能否撤管，仍必須回到《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條件規範，由兩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有病人簽署的意願書或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

不需要理解複雜的末期判定，不需要等待兩個醫師對末期與撤除維生醫療取得共識，也不一定要送醫院。停止飲食飲水跟減少灌食，在家也可以做，而且結果非常確定。

「斷食一定會死。」彭仁奎說得非常直接。對一個在漫長的照顧路上，找不到出口的家庭來說，這意味著：終於有一個終點。

彭仁奎認為，這正是「斷食善終」會流行的原因：「台灣沒有安樂死，社會大眾就將對安樂死的期待轉移到『斷食善終』上。反正就是找一條路死，就解決問題了。」

但斷食一定會死，不代表過程必然舒服。彭仁奎提醒，許多被描述為平靜離世的案例，其實同時接受安寧療護；病人最後看起來平靜，其中也有醫護人員以藥物與照護處理的作用，不代表斷食就是舒服的。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副院長、精神科醫師李俊宏則從宗教與文化角度理解這件事。他從小就聽過「肉身成佛」的說法，高僧大德在生命最後不食，安然離世，「這類死亡想像，也讓『不食而終』很容易跟清淨、自然與安詳的死亡連結。」

但是回到病人身上，真正困難的地方，不只是死亡是否有這麼容易，而是誰可以決定要走上斷食這條路？病人現在究竟處在什麼病程？該停止的是醫療，還是食物？病人是真的不想吃、已經吃不下，還是由他人決定不再吃？

這也是「斷食善終」真正的爭議之處。

一場研討會上的「請命」，與安寧醫界的質疑

2026年4月底，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舉辦一場討論「斷食善終」醫療、倫理與法律爭議的研討會。身為台灣「斷食善終」最關鍵的倡議人畢柳鶯並沒有受邀擔任講者，但她坐在台下，想為那些深陷照顧困境的家庭發聲。到了台灣安寧療護先驅趙可式和時任安寧醫學會理事長、台大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程劭儀聯合問答時間，她舉手發言。

研討會*：「拒絕被誤導：臨終醫療與善終倫理公共對話」研討會，由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與護理學會共同舉辦。」

她談起那些中風、失智、神經退化或長年無意識，靠著呼吸器、鼻胃管維持生命的病人。他們有些已經臥床多年，家屬日復一日照顧，幾乎快崩潰，而病人也痛苦，卻找不到醫師願意協助撤除管路。

畢柳鶯提起趙可式的父親在48年前，生命也走到末期，之前他曾清楚表達不願被機器延長生命，最後卻因醫師不願拔除氣管內管與鼻胃管，由趙可式親手替父親拔管。畢柳鶯問：

「40多年過去了，為什麼台灣還有這麼多家庭，仍然面對同樣的困境？」

「我是替這一群人請命。」

畢柳鶯的發言得到台下不少人支持，但她在這裡所說的，只是「斷食善終」一詞涵蓋的一部分。隨著她協助的個案愈多、病況也漸多樣，病人自主、醫療倫理與法律責任的爭議也隨之而來。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也曾發表聲明反對。

首先，雙方對「斷食」究竟是不是自然死亡，存在根本不同的看法。

畢柳鶯將不同情況下的停止飲食、停止灌食，都放進自然死亡的框架；安寧醫學會則認為，若一個原本能進食的人主動停止飲食以提早死亡，不能視為自然死。

自然死*：「根據2025年安寧緩和醫學會發表的聲明，認為斷食是一種加速死亡的手段，並非「自然死」。「對於病人表達意欲透過停止飲食為手段，提早結束生命的想法，醫療團隊必須進一步探討其背後動機，說明停止飲食過程可能加劇的不適症狀，並與家庭成員共同協商，提供合宜的照護。」

更深一層的歧見，在於面對死亡時，不是只剩下「死亡」這件事，還有生活。「living in dying」──一個人即使正在走向死亡，他仍然有自己的自我、關係與生活；也感受著自己身體如何改變。

安寧醫療關心的，仍是死亡之前的這段生命。關注病人的需要，減緩痛苦，能吃就吃，還有想做的事就去完成。死亡最終會到來，但不是照護的目標。這與一個還能吃喝的人用斷食，期待死亡提前發生，照顧方向不同，關注的問題也就不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畢柳鶯最初因陪伴母親停止飲食飲水，開始倡議「斷食善終」時，並沒有引起安寧醫界這麼大的反彈。

「她的第一本書，我覺得沒有問題，」彭仁奎說，「她媽媽罹患小腦萎縮，根據她書中所寫，吞嚥已出現困難，安寧醫師應該會判為末期病人。而且她是自主決定，又有很好的家庭支持，家人可以共同協助媽媽，又有醫療背景，還有找安寧療護協助，整體沒有太大爭議。」

畢柳鶯接連又出版了三本書，書中被歸入「斷食」的案例範圍愈來愈廣，爭議也隨之擴大；但支持、附和她的民眾也漸多。

「其中好幾個案例涉及『非自願斷食』，這才是最大的爭議，」彭仁奎說。

爭議不只是「可不可以斷食？」而是原本建立在病人自主之上的選擇，逐漸一路延伸到一些已經無法確認病人意願，甚至由家屬代為決定的狀況。

同樣叫「斷食」，其實是完全不同的臨床處境

無論從畢柳鶯的書籍與公開論述、社會的理解，或我們採訪的家庭中，「斷食善終」指的都不是同一件事。拆開來看，至少可以辨認出四種需要分別討論的臨床情境。

第一種是希望拒絕無效醫療，回歸自然死亡的病人。他們可能已經長期依靠鼻胃管、呼吸器等維生醫療，家屬希望停止對病人沒有利益的治療。這也是畢柳鶯在安寧醫學會研討會上，想替他們請命的一群人。

第二種是高齡老衰、重症末期，隨著身體逐漸衰敗，自然開始吃不下、不想吃的病人，這時不再勉強餵食，原本就是臨終照護的一部分。困難的是，家屬能不能理解，病人的身體已經走到最後，不再強迫餵食。

第三種是意識清楚、具有決定能力，也還能自行吃喝，卻因疾病與生活品質惡化，主動決定停止飲食飲水，以加速死亡的人。畢柳鶯母親接近這一類，也是英美所討論的自主停止飲食飲水（Voluntarily Stopping Eating and Drinking, VSED）。

第四種，也是爭議最大的一群。病人已經無法清楚表達，家屬認為病人活得太痛苦，代替他決定停止餵食；或依病人已經不甚清楚的表達，認定這是他的意願。

這四種情境可能交疊，卻涉及不同的病程、自主能力與照護決定，醫療與倫理上可以採取的作法也不同，如果都用「斷食善終」來理解，沒有分辨其中的差異， 「斷食」很容易看起來就像所有困境的答案。

資深安寧專科醫師黃曉峰認為，「斷食善終」已經成為一個標籤，有人一看到這四個字，就立刻選邊支持或反對；討論還沒開始，就已經被立場截斷。他主張，「不要再使用『斷食善終』這四個字了。斷食只是一種方法，跟善終是兩回事。」

末期病人自然吃不下，應該回到臨終照顧；想停止鼻胃管、呼吸器等維生醫療，應該回到病人的病程、意願，以及這些醫療對他是否還有利益。黃曉峰解釋：

「如果是以斷食作為加速死亡的方法，判斷的核心就是病人是否自主；沒有自主，就不能由家屬代替病人決定。」

即使在醫療協助自殺合法的國家，也不允許因家屬認為病人痛苦，就代替病人決定死亡。

面對一個想要斷食的病人或家屬，彭仁奎認為，一定要親自看過病人，了解疾病走到什麼程度？痛苦根源是什麼？

「是因為家屬照顧太累了？還是病人目前狀況不理想？還是病人有表達過想斷食？一定要了解他的動機，」彭仁奎說，「再來，我會問：『你們有沒有想過其他照顧與協助的方法？』我們就是把他拉回比較適當的軌道。」也就是讓病人能依病程與意願，討論接下來的照顧方式。

對希望停止無效醫療的家庭來說，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病人的病程是否已走到末期。而現在許多病人就是卡在無法被判定為末期，難以獲得安寧照顧，也就無法進一步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討論停止或撤除維生醫療。

關鍵：末期到底怎麼判？

偏偏「末期」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判斷。

《安寧緩和條例》所稱的生命末期，是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不可治癒，而且「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的人。奇美醫院緩和醫學科代理主任張彤認為，在臨床上，「近期」到底是多近，其實很不清楚。

「目前共識是6個月，但衛福部並沒有在哪裡公告一定是這樣，不同科醫師看法很不同，」張彤說，有些腫瘤科醫師可能等到病人生命只剩一個月、幾週、甚至幾天，才認為他進入末期；有些醫師幾乎沒有末期概念，「可能機器只剩一條線了，才叫末期。」

如果病人確實已進入末期，也不是只有「撤管」這條路。

撤管*：「撤管」指的是撤除維生系統，在病人進入生命末期且治療無效的情況下，家屬決定不再使用維生儀器（如呼吸器、升壓劑等）來維持生命，讓病人自然離世。

「拔管」通常指移除氣管內管，而「撤管」則更廣泛，意指撤除所有維生系統。」

彭仁奎表示，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末期病人無法決定醫療處置時，在一定的條件下，有最近親屬同意權的機制。例如：當病人病程發展會發生反覆感染，或腫瘤破裂，但治療未見效果，家屬可以和醫療團隊討論，不要再打抗生素、輸血，改以「舒適照顧」為主。

「給病人退燒，止喘、止痛，把皮膚、腸胃道跟口腔照顧好。末期病人很脆弱，時間到了，他就走了。」彭仁奎說：「其實病人有很多路可以離開，根本不需要刻意斷食。」

但是現實中，許多家庭根本不知道可以這樣選擇。病人一發燒就送醫，回家沒幾天又感染又送醫，家人的積蓄、體力與耐心，就在一次次救治與返家間逐漸耗盡。

如果病人已經插上鼻胃管，情況更加困難。

插上容易，拔掉困難：台灣的鼻胃管難題

有些醫師將鼻胃管視為「基本照顧」，而非「醫療行為」（可以拒絕），只要病人「生命徵象」穩定，就不可以撤除。所以有些末期病人撤除了呼吸器，能自主呼吸，醫生仍不願撤除鼻胃管。理由是病人腸胃功能還很好，依靠鼻胃管與人工營養，病人可以再存活很多年。

陽明交大附設醫院重症醫師陳秀丹不認同這種看法：「鼻胃管健保有給付，為什麼不是醫療行為？病人在病房吃飯，健保會幫你付錢嗎？」她認為，是醫療行為就可以拒絕。陳秀丹尊重病人與家屬選擇使用鼻胃管，卻不能接受「插了鼻胃管，就不能拔」的積習。她說：「插鼻胃管要家屬跟病人同意，那家屬以前同意，現在不同意，不行嗎？哪有人說，我當初決定讓我爸插鼻胃管，我以後都要讓他插到死？」

張彤認為，鼻胃管不是不好的東西，問題是台灣太早放了，而且事前又沒有充分討論。一旦插上，後續往往很少再重新評估病人的病況是否還需要繼續留置；到了生命末期，就變得極難撤除。

在安寧醫學會澄清「斷食善終」觀念的研討會上，面對醫界目前撤管困難的質疑，程劭儀說「我們也撤除很多管路」，並未回答困境如何解決、許多病人撤不了管的問題。

程劭儀的回答在大型教學醫院或許成立，有完整的跨科團隊、安寧資源與倫理委員會提供諮詢，讓撤除維生醫療有完整的討論與執行條件。但是，這樣的能力並不是每家醫院都有。到了中小型醫院，能夠承擔與有經驗的醫療團隊更少，有些醫院甚至表明院內不執行撤管（註）。

（註）*：「撤除管路其實需要相當的經驗。以撤除呼吸器為例，呼吸是人的自然本能，一旦拿掉呼吸器，病人可能會喘得很厲害，沒有經驗的醫師會恐懼，這時就要懂得如何在撤管前，使用足量的嗎啡等相關藥劑止喘。

另外則是，停止維生醫療後，有些病人會立即死亡，沒有經驗的醫護看著原本活著的人突然死了，拔管等於死亡的連結太強，就會覺得自己害死病人，特別是意識清楚的病人，醫護這種感受更強烈，會覺得自己害死病人，而有創傷。所以很多醫護不願意做撤除維生醫療的工作。醫師如果沒有專業護理師的支持，也做不成。其實病人撤管死亡並非因為停止管路，而是他的生命已經走到尾聲。

醫護必須走過這些創傷，一個個案例累積經驗，才能成為一個成熟，相互支援的團隊。」

於是，一些原本想停止無效醫療，讓病人自然離開的家庭，在體制內找不到協助後，轉而採取「斷食善終」的建議：逐漸減灌到最後完全停灌。

但是，當醫療團隊真正走進這些家庭，看到的事情又往往不只是撤不撤管。

走進家庭，才看見「想讓他解脫」背後的複雜處境

過去在大型醫院工作時，蔡孟臻幾乎沒看過醫師幫病人撤管。後來走進社區，卻經常遇到病人或家屬希望撤除維生醫療，甚至有家屬直接說「想讓親人解脫」。她才發現，許多家屬真正受不了的，不只是照顧時間太長，而是眼前的親人一直喘、痛、躁動，他們為親人心疼、不知道怎麼辦，也不知道病人的痛苦還要持續多久。

蔡孟臻與護理師最先做的，通常不是討論怎麼讓病人離開，而是先處理症狀；當病人舒服了，家屬也跟著穩定下來。如果仍希望撤除管路，團隊才會繼續評估病程、意願，並討論下一步。

在蔡孟臻的看法裡，「這不叫斷食善終，這算是自然善終。」

意識清楚的人撤除管路，也不等於就停止餵食，等待死亡。因為拿掉鼻胃管後，還是要看：病人還能不能吃？想不想吃？再決定接下來怎麼照顧。

當家屬來詢問陳秀丹「病人能不能撤管」時，她會先檢視病歷摘要，了解病況。病人住院後，團隊還要評估幾件事：能不能吞嚥、是否抗拒鼻胃管、過去有沒有表達不願使用鼻胃管的意願，以及家屬的想法。

病人如果意識清楚，她會讓病人自己決定是否使用鼻胃管。如果意識清楚，卻無法說話，就嘗試用點頭、搖頭確認，並詢問病人：「可以接受不再使用鼻胃管灌食嗎？之後不能吃，可以接受自然死亡嗎？」陳秀丹說：「有些病人可以吃少量的食物，但會嗆咳，這樣的病人不久就會死亡。」

有時，結果出乎預料。

陳秀丹曾遇過一位腦部感染、手術後插上鼻胃管的病人，在安養院住了一年多，平時手腳都被約束。到了她的團隊照顧後，不再約束，後來自己拔掉了鼻胃管。

團隊事先測試過，知道他還能從嘴巴吃，就沒有再重新置入鼻胃管，而是告訴他，能吃就吃。

後來每到吃飯時間，他就跟看護討論今天要吃什麼，「有一次一碗牛肉麵吃光光，」陳秀丹說，「我們知道他還能吃，卻沒想到他連肉都能咬得這麼好。」後來團隊也替他安排復健，慢慢恢復一些肌力。

「像這樣生一次大病，就被插上鼻胃管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陳秀丹說：

「能用嘴巴吃是很幸福的，鼻胃管的置入只是暫時的，一定要清楚為什麼要使用？何時可以撤除？千萬不要剝奪人由口進食的權利。」

但如果病人已失去意識，病倒前又沒有留下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 AD），事情就困難得多。

植物人是否是末期病人，醫界至今看法南轅北轍。陳秀丹認為，長期處於植物人狀態，已經沒有恢復可能的病人，是末期，「因為他們如果沒有這些外加的維生設備，人就走了。」但多數醫師並不這樣認定。在病人沒有留下意願的情況下，醫師很難僅憑家屬要求撤除鼻胃管。

護理師劉雅欣認為，臨床為了避免爭議，往往會等病人反覆感染，身體狀況惡化，或腸胃功能出現問題，人工營養難以繼續，才比較可能討論撤鼻胃管。

這也是許多醫護人員不斷鼓勵民眾，趁還健康、意識清楚時，依《病人自主權利法》去簽署預立醫療決定的原因。

另一種困難則正好相反，不確定病人是否還有可能恢復，需要時間觀察。

全程居家護理所負責人程子芸遇過一名腦傷病人，到院前休克，急救後雖存活，但預後極差，仍昏迷並靠鼻胃管維持生命。家屬希望將父親帶回家後停止灌食，但程子芸提醒家人，不可逆昏迷通常需要經過一段時間觀察，確認症狀沒有改善，醫師才能據此認定病情是否已達規定條件。

程子芸理解女兒不忍父親受苦，但重大變故才剛發生，全家仍處在震驚中，要立刻決定走向停止灌食或撤管，「太快了。」

「三個月的等待，不只是法律與專業要求，亦是一段觀察期，」程子芸說，「也留給急性期病人極微小、但仍存在的恢復可能；同時讓家屬有時間消化、承受與確認決定。」

「他不是餓死，是身體要關機了」

不是所有尋求「斷食善終」的家庭，面對的都是撤管問題。有些病人沒有管路，而是生命走到最後，身體慢慢吃不下。

資深安寧護理師黃曉君這幾年在台中霧峰成立慈德居護所，照顧社區裡的病人。許多打電話來詢問「斷食善終」的家庭，在她聽來，其實是在求救。

「我不會立刻反駁家屬，而是去問：家人是什麼病？這一年發生了什麼事？病人自己怎麼想？」黃曉君說。

一位王太太看著癌末的先生疼痛加劇，吃得愈來愈少，非常焦慮。

黃曉君進到家裡後，先看病人身體發生了什麼，需要什麼。

在黃曉君看來，罹患大腸癌末期的王先生，其實是身體正逐漸進入「關機」階段。醫療團隊評估哪些醫療仍有幫助，哪些治療只是負擔，透過止痛藥物與護理照護，讓王先生盡可能維持舒適。黃曉君也不斷跟王太太解釋，先生想吃就吃一點，不想吃就不要勉強，這是疾病自然走向終點的過程，不代表家人沒有照顧好他。

「只要醫護人員願意靜下來傾聽，安頓家屬，順應病人的身體衰退去照顧，他就會平順自然地走向死亡。」黃曉君說：「我們並不是在協助斷食，而是協助家屬看到生命正常的軌跡是如何，帶他們回到體制內合情合理的安寧療護。」

張彤說，在「斷食善終」出現以前，就有病人會直接跟他們說「不想再吃東西了，想趕快離開」。但以她多年在安寧病房的經驗，這種還能吃、卻決定不吃的病人其實沒有那麼多，「比較多的是，病人真的吃不下了。但是很多人把『不想吃』跟『不能吃』搞混了。」

但還有兩類更困難的病人：一類意識清楚，主動決定停止飲食飲水；另一類已無法清楚表達，由家人判斷他是否還要繼續進食。
當停止的不只是醫療，而是食物，死亡也可能不再只是疾病自然發展的結果。那這算是加速死亡嗎？這是病人自己的決定嗎？如果病人已經無法自己做決定，家屬可以代替他做決定嗎？

晚上7點多，我們又來到阿群家。

阿群母親已經醒了。阿群把稀飯再煮得軟爛黏稠一些，阿蒂讓媽媽在客廳坐穩。她似乎聞到了粥的香氣，也可能是餓了，嘴巴不停蠕動。

阿群端著碗坐在媽媽身旁，開始一匙一匙地餵。母親睜著眼睛，一口接著一口，很快把稀飯吞下去，沒多久就吃完了一碗稀飯。

阿群拿起衛生紙，替母親把嘴角擦乾淨，輕輕拍拍她。

「等一下睡前，我再餵媽媽一碗，再讓她睡覺。」

阿群跟醫療團隊討論後，決定母親不再送醫。但只要媽媽還吃得下，她就繼續餵。等到母親真的不能吃了，她也不再勉強。

一個月後，阿群的母親於睡夢中平靜離去。

過世前兩天，母親的身體開始出現變化，呼吸頻率改變，阿群曾是護理人員，知道母親快走了，於是跟醫護團隊討論接下來的照顧。直到離世前一天，母親還清醒地吃了半碗稀飯。到了晚上，她吃不下，阿群沒有再勉強。隔天凌晨，母親離開了。

阿群說，她做了該做的，覺得自己沒有遺憾。也對自己和母親感到幸運，能及時遇到好的安寧醫療團隊，安心陪母親走完最後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