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臺灣文學獎金典獎．決審總評》少數與少數的少數

撰文：詹宏志（決審委員會主席）
我們在上午的金色時光集結坐定，太陽透過窗戶黃燦燦照進室內，臺灣文學館的工作同仁在一旁忙著記錄、拍照、提供資料、列印選票，還忙著為評審們張羅茶水，評審共有7個人，熟識或者不識，但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艱難工作要進行。

在未做任何討論之前，我們先進行第一輪投票，通常這是最純粹也最直覺的閱讀反應，我們剛剛經歷了一整個月高密度的閱讀勞動，與30部入圍作品糾纏搏鬥，時而痛苦時而歡欣，好的文學作品常常誠實得令人心痛，但新的體會與發現又常常讓你轉覺開心。

但這個直接反應也即將迎來一場馬拉松辯論與說服的洗禮與改造，9個小時之後（我們事先對它的可能長度毫無概念），我們將會一再調整自己思考與情感的地基，權衡每部作品可能的相對意義，我們偶爾說服一點別人，也從別人身上得到一點全新的理解，任何評審會議都有它的社會動力學，這一場位於島嶼南方舉行的文學評審會議也不會例外。

我們集結坐定，在滿室陽光中投下我們的第一張票，每位評審不加權重地投他心目中最好的8部作品（8是我們目標要尋求的最後數目），我可以看到評審夥伴的痛苦表情，我猜想自己臉上大概也一樣，我心中想要擁護的前幾名也許是比較明確的，但排序較後的名單卻是艱難的，因為有好多作品都在你的記憶中挺身而出，揮手說「是我嗎？是我嗎？」，那些形象爭先恐後，甚至交織成一團，你的取捨常常繫於一線……

這些未經馴化與交換的投票結果，其實就應該預見我們要面對的是曲折的燒腦討論與言詞交鋒。因為在30部進入決審的作品當中，有26部得到了票數，意思是說，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是某位評審心目中有得獎資格的。

事實上，所謂的評審過程的社會動力學是先於評審會議本身的，它是從決審委員的遴選過程就開始了。金典獎是一個不分文類、鼓勵多元呈現的文學獎項，而近年的參賽樣貌與評審結果也顯示出的它的複雜性與包容性，去年（2025）的決審主席陳雨航先生就以「多樣書寫與深層觀照」為題寫下他的總評，可見金典獎的宗旨特色已然逐漸彰顯。因此在邀請決審委員時，我們已經考量人選組成本身也必須呼應這個情境的需求，最後盡可能邀請到不同年齡、族群、性別、文類專長、創作與學術並重的組合。這個多元背景的組成在後來真實的會議上，證明可以在相互說明、交叉掩護上起了積極作用。

然後我們進入作品本身的討論，我們幾乎是把所有的入圍作品的得失都細細地討論了一輪（包括未曾得到票數的少量作品），這些討論讓作品的各種隱密特質與感性有了全新的揭露。隨後的冗長時間我們就一輪一輪投票，一回合一回合討論爭辯，每一次投票結果都顯示新的景觀，那些在我們心目中幾乎都有得獎資格的作品，在表單上沉沉浮浮，直到最後的意見交鋒都沉澱下來為止，不，也許我不能斷言這就是「為止」，如果我們還有另外9個小時，或者休息一天再回來重新討論並投票，也許景觀又會有所不同。但時間已近盡頭，我們必須交出我們的選擇，每一份名單都不是完成的，都是時限所凍結的。

當我們細看這份結果，感想是多重的。近年逐漸呈現的「多樣書寫」來到了爆發的狀態，母語書寫（或將母語嵌入華文文本）佔了很重的比例，台語文、客語、原住民的各族語都展開了它們新的風貌，它們或已脫離了早期的實驗摸索階段，來到百花齊放、運用自如的成熟果實，而新語言仍能帶來新感性，甚至打開新的世界觀，當描寫世界的語言不同時，世界也就變得煥然一新。事實上原住民創作今年搶盡了目光，30部入圍者佔了7部，11部獲獎者更佔了5部。文學領域迎來了新的生力軍，像在音樂舞臺或棒球場地一樣，顯露極高的創作動機和創意能量。

不只是語言探索得到創作的突破成績，在題材上也看到各種邊陲經驗的書寫，照亮了各種社會不易見的角落。我幾乎可以說，在閱讀過程中我看到「失語者」的大量湧現，失語者我指的是背景或經驗的稀少弱勢者，他們過去發不出聲音，或者社會並無管道（或共情能力）來接住他們。但在這一次，孕母、愛滋病患者、憂鬱症患者、變性者、原住民族、原住民族的性少數、原住民族的白色恐怖受害人，這些少數與少數的少數，全部成為書寫的主體或客體。失語者這次是反敗為勝了，臺灣文學眾聲喧嘩的多元呈現真的來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我應該看待這個演化是一種社會的成就，我們漸漸有能力接受並欣賞失語者或者瘖啞者，其他創作者及其作品也都還在，但世界是變大了，或者說，特別的歷史情境讓臺灣擁有獨特的內在多元與異化潛質，現在我們拿掉了壓迫與多數霸凌，它的真實圖像就顯露了，而且極可能只是原初階段。

當我們看著最終得獎名單時，不免也有一些低迴與喟嘆。評審表示：「這次結果似乎是非虛構作品的潰敗。」入圍作品當中有四部非虛構作品，比起去年是少了，在前幾輪投票中一直還有非虛構作品得票甚高，但當我們最後採用了權重的方式投票時，它卻意外落榜了，這就意味著當要做最關鍵選擇時，評審委員心目中還有更強的支持對象。詩作的命運則是另一種情況，6部入圍的詩集，每一部都有評審給予高度評價，但這個評價與喜愛卻是分散的，最後只有布農詩人卜袞的《Haipis 紅嘴黑鵯》眾望所歸，其他詩集都落選了。文類上似乎還是小說佔盡優勢，得獎的11部作品（金典獎得主有8位，蓓蕾獎有3位）只有一部詩集，一部散文，其9部全是小說。

也是在討論的後段，我們已經在爭論誰是年度大獎得主時，評審亦有感嘆：「這似乎是純文學的潰敗。」這句話也許要補充一些語境，當時我們來到作品的最後決定，很特別的，這些作品當然都是高超的文學作品無疑，卻都有很明顯的借自「通俗劇」或「大眾文學」的元素。其他的「純文學」作品，也就是那些文字更富實驗性、溝通策略更具挑戰性的創作，它們雖然也都恰如其分得了獎，卻在年度選擇中逐漸落了下風。

選出結果後，我們反覆扣問自己是否做對了選擇，我們最後的結論是，作者雖然採用了通俗劇式的故事架構和敘事策略，但一點也不失它的文學性與深刻性質，選出它並不是某種美學上的反叛。我自己則在這個討論裡想起詩人兼評論家艾略特（T. S. Eliot）說的一段話，那是他在評述狄更斯與柯林斯的小說時，他感嘆在狄更斯的時代「最好的小說常常也是最好看的小說」，他因而提醒我們：「我們應該對通俗劇有更恰當的研究。」（We need a proper study of melodrama. ）今年的年度大獎也提醒了我們同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