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視辯論看台灣社會力的演化--寫在台北市長首場辯論之前
2026年的九合一地方選舉，原本被許多政論家認為台北市現任市長蔣萬安連任最無懸念的台北市長選戰，因為民進黨籍候選人沈伯洋所掀起的洋流而帶來強大挑戰，備受矚目，媒體報導因此高度集中台北市這場選戰，蔣、沈兩人的辯論也就更引人注目。但是過往台灣的中央與地方選舉電視辯論之演變，似乎也可以提供外界對這場辯論的一個觀察角度。
台北市長選舉電視辯論即將於10月31日中午在TVBS攝影棚登場，由蔣萬安及沈伯洋兩位對手交叉辯論以及媒體人提問方式進行，候選人並可以追問。這種方式可說是最接近候選人肉搏戰的狀態，相對應該精彩許多。
由於洋流興起，選情變化劇烈，可能是今年台北市唯一一場的辯論，也因此更受矚目。
除了關注辯論勝負外，台灣電視辯論的主辦組合及進行方式的演變，或許也值得一談。因它反映了台灣社會媒體與公民參與選舉辯論的程度。
曾經，學者公民坐上提問席
選舉辯論由媒體主辦，當然是媒體大事。回顧1994年台北市長辯論，由中國時報主辦、台視轉播。在紙媒主導輿論時代，電視台主要負責轉播工程。1998年7月1日公視正式成立並開播。這一年的台北市長選舉辯論自然由公視挑起大梁。時逢民進黨籍市長陳水扁尋求連任，一口氣辦了三場，至今仍是北市長辯論場次最多的紀錄。
但各式選舉辯論能不能辦成？怎麼舉辦？候選人態度往往最具關鍵。例如2000年總統大選，記協等團體一度奔走協調，最後仍因雙方陣營談不攏而破局。
2004年，台灣終於迎來第一次總統辯論，筆者因緣際會，曾以不同媒體代表（2004是台灣日報總編輯，2008為中央社副總編輯）身份參加了兩屆的總統電視辯論籌備會。對於協調過程中雙方陣營的盤算與計較，可謂點滴在心。
2004年總統電視辯論，主辦名單上為中時、自由、聯合、台灣日報與公視，加上當時由重量級學者組成的社團：澄社。這裡的四報一社一公，到了2008年，台日換成蘋果日報，一社改為中央社，內涵略有改變，但都是媒體，學術社團的角色退出。
事實上，要組成所謂公正人士並為雙方接受的陣容，並非易事。例如，2004年國民黨連宋配聲勢看好，從當時民調看，贏得勝選似乎指日可待。因此對於辯論持保留態度。
國民黨因此質疑主辦單位多數色彩偏綠，理由是，「表面上雖然中時和聯合可以平衡自由和台日，但認為中國時報當時的總編輯黃清龍從自立晚報出身，也被認為是綠的；澄社更是綠的；當時民進黨執政，因此公共電視也是綠的。依其說法，只剩聯合報是友報，其它都是親綠媒體，因此一開始就採取杯葛的做法。
即便如此，總統電視辯論最終順利進行，且過程公正性幾乎無人質疑。
記得辯論當天，提問席上坐著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王業立、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泛紫聯盟發言人王榮璋，以及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林靜萍。
為了避免洩題，提問者準備的問題一律保密，連籌備委員也都到最後一刻才知道。印象最深刻的是黃崑巖請兩位候選人詮釋「教養」二字的意義，但陳水扁與連戰兩人都沒有正面回答，「教養」卻一時成了全民話題。黃崑巖後來還據此寫成《黃崑巖談教養》一書。
若說那是知識分子最有分量的時刻，應該不為過。澄社1989年創立時，就以在藍綠之間發出「第三種聲音」自許，社員一出任黨政職務就得退社。由這樣的團體掛名主辦、由民間專家提問，等於向社會宣告：辯論的議題，不只由政黨和媒體決定。
然而隨著政治激化，社會氛圍改變，現在幾乎很難找到被各方認為公正客觀的學者，對於籌備電視辯論的組合，取而代之的邏輯是：既然沒有人真正中立，就讓立場不同的媒體彼此牽制。
公民上台，又被請下台
學者之後，換一般公民上台。2008年，第12任總統大選共舉辦兩場，第一場電視辯論首創開放全國公民上傳影音提問，選出20位公民提問人。題目五花八門：例如雲林的蔡孟珊問通貨膨脹，高雄縣的曾啟尚問農民的工作環境，綠黨秘書長潘翰聲問京都議定書，鄭智偉問是否贊成同志婚姻，林明治問原住民文化，台中縣的黃麗華則質疑多元入學變成「多錢入學」。最後一位、來自澎湖的黃群珍，請兩位候選人各說出對方的三個優點。
這些問題很少會出現在政黨攻防或記者的提問清單上。
2016年總統電視辯論共三場，總統兩場，一場公民提問，一場媒體人提問。副總統一場，由公民提問。公民提問更加熱鬧，主辦陣容擴大到四報一社、公視、三立，再加上公民科技社群沃草與Google，總共九家。朱立倫、蔡英文、宋楚瑜三人除了互相詰問，還得回答透過影音送來的民眾問題。
但這股新興的社會力，始終只是辯論會裡的客人。真正被關切的核心問題，還是勝負。
2016年大選由於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捲土重來，聲勢看漲。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先是拒絕三立電視的辯論邀約，繼而主張依慣例接受四報一社（中央社）主辦。此時民進黨反過來質疑「胡志強目前身兼主辦單位之一媒體集團（旺旺中時）經營者身分，這樣如何說服社會這個主辦團隊能夠公正客觀？！」，批評公共電視約集協調會的過程粗糙，形同按照朱立倫競選總部的節奏在走；並質疑中央社的公正性。
當時準備贏得總統大位的民進黨質疑主辦單位的口吻，和2004年期待贏回執政權的國民黨幾乎一模一樣。
到了2020年，公民提問從總統辯論中消失。2024年延續同樣格式：11家媒體共同主辦、公視製播，5家媒體派記者提問，其餘時間交給候選人交叉詰問。
公正，從「中立」變成「互相牽制」
社會團體為什麼一個個離開辯論台？最根本的原因，是台灣社會對「公正」的想像變了。
2004年，大家相信有一群超越黨派的知識分子可以當裁判。但在藍綠對立愈來愈深的年代，學者只要被任何一方貼上標籤，就失去裁判資格。澄社自己也難逃這個命運。
2013年馬英九與蘇貞昌準備就服貿辯論時，藍營雖然主張由四報一社主辦、媒體提問，才能確保程序公正。媒體的顏色看得見，可以配對平衡；學者與社團的立場看不清，反而成了風險。
制度上的空白也是原因。目前法律只要求中選會辦公費政見發表會，辯論會則要候選人同意才辦得成，台灣也沒有像美國那樣的常設辯論委員會。每次選舉都是臨時拼湊的聯盟，有攝影棚、有頻道、有收視的電視台自然當家，社會團體只能被動等人邀請。
候選人陣營的算盤也很清楚。公民提問五花八門，難以事先演練；交叉詰問和媒體提問規則明確，可以準備攻防。規則既然由受檢驗的人一起談，握有優勢的現任者常傾向少辦，挑戰者則傾向多辦，今年的北市長選戰就是最新的例子。
公共媒體的角色？
公視從1998年轉播北市長辯論、2004年主持第一場總統辯論，到2020年、2024年製播總統辯論，主辦名單換了一輪又一輪，真正負責執行的始終是公視。
今年台北市長首場辯論，主辦名單上卻看不到公視。雖然公廣集團旗下的華視列在第二場的聯名邀辦媒體中；如果第二場辦不成，除了高雄市長辯論有公共台語台作為主辦及轉播單位之一，傳統認為的公共電視角色，這次算是暫時消退了。
從觀眾的視野，或許辯論的精采度才是選民最想看到的。無論誰主辦，辯論會該像是一檔高收視的政論節目？還是成了互相攻訐的吵架戲碼？
2020年總統辯論，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當場指責在場媒體的提問者，「沒水準」、「無聊、抹黑」、「良心被狗吃了」等話語都出籠的場面，至今仍是所有辯論中最令人瞠目結舌的一次。
讓辯論重新屬於公民
三十年下來，電視辯論在台灣已經成了候選人躲不掉的關卡。挑戰者躍躍欲試，被挑戰者總是想躲避，但不辯的政治代價不能不評估。辯論未必能影響選情，卻是民主政治對候選人的洗禮，問題是透過怎樣的形式可以篩析出候選人的本質？
辯論規則由被檢驗的候選人和搶收視的媒體坐下來談，公民從出題者退回觀眾席。2004年那20道題目裡，司法改革、性別平等、原住民政策都能登上總統辯論；地方縣市首長選舉的辯論台上，照理說是最應該集中在公共政策的論述上，而非「如果我落選，國家就要滅亡了」這樣的危言聳聽。
此次因為洋流外溢的緣故，有人說媒體幾乎只剩下台北市選情，雖有些誇大，卻也不太離譜，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堅持走公共政策論述的路，卻能引起大眾關注，是歷次選舉以來罕見的情況，或許就算是一對一廝殺的肉搏戰，政策內容第一次有機會成為辯論的主軸，則雖然學者與公民在辯論會場上逐漸退出，但牛肉在哪裡？不應該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