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佑宗獨家專欄】羅大佑怒吼背後的文化驕傲與族群創傷
2026年11月10日，資深音樂人羅大佑在廣播節目《飛碟早餐》接受主持人唐湘龍專訪，拋出一連串震撼台灣政壇與藝文界的重話。從痛批執政高層「狼狽為奸」，點名女性政治人物的婚育狀況，一直到抨擊文化部補助制度養出「料不夠、不要臉」的創作者，最後高喊「現在外省人被欺負得夠慘了」、「再不覺醒會被踩成賤民」。這場專訪迅速點燃台灣社會的輿論戰火，支持者盛讚他展現知識分子不畏權勢的風骨，反對者批評他充滿老派菁英的傲慢與族群動員的算計。
我們應該拋開台灣藍綠對立的預設立場，跳脫「是否沒被民進黨重用」的功利揣測，如果從社會心理學與台灣族群政治發展的角度切入，或許能看見一個更不一樣的心理圖像。羅大佑的憤怒，背後有兩種強大的內在因素，一個是源於「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文化驕傲與不平，另一個是作為台灣客家人，與外省族群之間具有「共同內團體認同」（common in-group identity）。
「文化人門檻」被降低產生不滿的情緒
在社會心理學家Ted Gurr的理論中，「相對剝奪感」的核心不是客觀物質的匱乏，而是主觀上「價值期望」（自認應得的地位與標準）與「價值能力」（現實環境所給予的回饋）之間，出現巨大的落差。羅大佑早已在華語樂壇奠定歷史地位，這些成就他不假外求（政府施捨）。他所感受到的剝奪，並非個人資源的短缺，而是「文化正統性」與「評價標準」的流失。
羅大佑在專訪中，特別回憶1970年代與小野、吳念真等人踏入藝文圈的時代，當時即便有創作實績，也不敢輕易自稱「文化人」。反觀今日，他認為民進黨執政降低「文化人門檻」，部分人士僅憑出版一兩本書、拍幾部紀錄片或領取政府補助，便能頂著文化人的光環。在音樂領域，他更以大港開唱為例，感嘆當代樂壇已無能流傳20年的經典作品。
這段自白，揭露他基於極高自我要求的「美學與道德的驕傲」。羅大佑成長在戒嚴體制與物質相對匱乏的年代，那一代創作者必須在審查制度的夾縫與孤軍奮戰的市場搏鬥中，憑藉硬骨頭與深刻的人文批判，才能掙得「文化人」的尊嚴。對他而言，高門檻不僅是創作的紀律，更是他驕傲的來源。當時代轉向多元、分化與國家資源挹注的生態時，在他的認知裡，這不是文化的百花齊放，而是「文化人的廉價化」。當一個領域的榮譽門檻大幅被調降，過去透過極高門檻換取宗師地位的人，會產生一種「一生的堅持被時代稀釋」的強烈不滿。
被時代「翻頁」的焦慮，比物質損失更難承受
在這次專訪中，羅大佑引發文化界震動的發言，就是直接點名昔日藝文圈戰友，現任文化部長小野「晚節不保」，並質疑樂評人馬世芳「為了一口飯吃才變綠」。70年代的台灣，文化話語權掌握在少數知識分子與菁英創作者手中，由他們來定義什麼是「好作品」、什麼是「時代精神」。然而，隨著台灣民主化、本土化運動的推進，以及數位時代的來臨，文化場域的權力結構逐漸多元化，次文化的崛起、獨立音樂祭成為年輕世代的認同核心，政府透過補助機制扶植本土創作產業鏈。
在這個新的文化版圖中，羅大佑發現自己所信奉的菁英美學與批判路徑，已不是主流政策的唯一標準。更令他難以釋懷的，是昔日共享同一套文化記憶的同儕與後輩，紛紛走進他所鄙視的體制與補助結構中。對一位習慣站在時代浪頭敲響警鐘的創作者而言，被時代「翻頁」的焦慮，遠比物質損失更難承受。他的驕傲讓他拒絕向新時代的審美與補助邏輯妥協，這股不滿驅使他用最不留情面的字眼，去否定整個當代文化體制的正當性。
為何要為外省人抱屈？
這場訪談中最具爭議的轉折，在羅大佑在節目中激動批判民進黨政治人物，為外省族群抱屈，直言「外省人被欺負得夠慘了」，最後將外省人、國民黨與本土藍並列喊話。這種「老藍男」的論調不足為奇，會引起同溫層的共鳴，但對不同群體的影響效果不大。
根據趙少康的說法，羅大佑的父親為本省客家人，羅大佑不是「外省人」，為何會說出這番話？我們要從台灣族群政治發展的歷史來分析。在「台灣本土意識」發展的過程中，少數族群擔心批判「閩南族群的沙文主義」，使語言、文化與政治話語權被閩南族群壟斷。在社會心理學中，這種現象稱為「共同內團體認同」。兩個原本不同的群體，在更大的社會認同（台灣本土意識）形塑過程中，同處於「少數」的邊緣位置，在心理上的共同理解並結盟。正因如此，過去數十年的政黨競爭裡，客家族群與外省族群在投票選擇上，通常比較支持國民黨（南部客家族群例外）。對羅大佑而言，他不需要將自己視為外省人，只需要站在「同為少數族群」的歷史位置上，便能深刻體會另一群少數族群，在面對多數族群主導的本土化過程裡，那種被擠壓、失去話語權的集體防衛心理。
文化人的傲骨或傲慢？
羅大佑這番言論在台灣社會激起兩極化的反應。在支持者的眼中，這是一位大時代知識分子的「孤高」與「傲骨」，同時也對多數族群主導文化敘事的反彈。在藝文界普遍依賴政府標案與補助的今天，羅大佑點破「補助文化可能馴化創作獨立性」的隱憂，並替政治受壓抑的少數族群發聲。
在批評者的眼中，羅大佑是世代傲慢與過時的族群動員策略。隨著國語普及、《客家基本法》與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動，台灣年輕世代的閩客心結與省籍隔閡早已淡化。將自己年輕時的美學標準奉為永恆標準，用昔日族群防衛心理去解讀當今民主政治，將複雜的時代變遷，簡化為「賤民」與「不要臉」的二元對立。
我們看見一位極度驕傲、對文化品質有著近乎偏執要求的時代宗師，在面對台灣社會價值變遷的新時代時，出現心理的不適及憤怒，他與當代台灣多元文化的生態漸行漸遠。這場風波留給台灣社會的，不應只是選舉動員的口水戰，更要關注「不同世代的文化標準與歷史記憶如何對話與共存」的問題。
作者：張佑宗／臺大社會科學院院長、臺大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本專欄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LINE TODAY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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