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專欄》「製片公司責任論」與AI爭議背後的癥結
當創作者未能擁有自己作品的著作權，究竟誰有權、也有責任保護這些作品不被人工智慧（AI）公司任意利用？
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這位以《全面啟動》（Inception）、《星際效應》（Interstellar）聞名的導演，自2025年秋季起擔任美國導演工會（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 DGA）主席。他最近在《Hollywood Insiders》Podcast訪談中指出，工會與資方協商取得的AI保護條款固然重要，但仍不足以保障創作者權益。下一階段，必須要求掌握電影著作權的製片公司，積極保護旗下作品，防止其在未經適當授權的情況下遭到AI公司取用，成為模型訓練資料。
諾蘭提醒我們，AI帶來的創作危機，不能只從技術進步或產業轉型的角度理解，還必須正視內容產業長期存在的權力結構，以及由此衍生的責任分配問題。
工會合約能保護創作者到什麼程度？
諾蘭肯定美國導演工會與美國影視製片人聯盟（Alliance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Producers, AMPTP）協商取得的AI保障措施，卻也坦言，這些措施仍然不夠。
問題在於，工會合約主要處理電影製作過程中的勞動條件，例如生成式AI能否取代導演的部分工作、如何保障導演的創作職權，以及製作公司使用AI時應遵守哪些規範。然而，電影完成之後，作品如何被其他企業利用，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一部電影上映後，其中的影像、對白、音樂與敘事內容，都可能被擷取並納入AI模型的訓練資料。這類使用通常發生在原有製作流程之外，未必受到導演工會合約的直接規範。導演可能因此承受創作價值被稀釋、收入受到侵蝕的後果，卻沒有足夠的法律權限阻止作品遭到利用。
諾蘭敏銳地指出，AI對創作者的影響，不能只停留在工作現場是否以機器取代人力的問題，還必須延伸到作品完成之後的利用方式，以及由誰決定、誰能獲利、誰承擔損失。
這也說明，勞動權益保障與著作權保護雖然密切相關，卻不能相互取代。
創作者與著作權人的分離
好萊塢的產業結構存在一個長期矛盾：導演是電影的重要創作者，卻往往不是電影的著作權人。
諾蘭在訪談中直言，除了工會中極少數例外，大多數導演並不擁有自己參與製作的電影著作權，因此保護作品免遭AI公司不當使用的責任，終究必須由掌握權利的製片公司承擔。
這種創作者與著作權人分離的現象，並非好萊塢所獨有。台灣的影視、音樂與出版產業，同樣存在類似的權力不對等。
編劇可能將劇本的著作財產權讓與製作公司，音樂人可能透過契約將作品的特定利用權交由唱片公司管理，作家也可能授權出版社經營電子書或其他數位利用市場。這些安排的法律性質不盡相同，但共同問題是，創作者對作品後續利用的控制權，往往受到契約與產業議價能力的限制。
當AI公司主張利用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進行模型訓練，可能符合美國著作權法上的「合理使用」（fair use）時，受影響者不只有法律上的著作權人，也包括依賴作品授權、後續利用或相關分潤維持收入的創作者。
諾蘭因此將AI訓練問題與導演的後續使用報酬（residuals）連結起來。他關切的是，如果影視作品被大量用於訓練能夠生成競爭性內容的AI模型，既有的創作市場與收益分配機制可能受到衝擊，而這些成本未必由AI公司承擔。
由此可見，AI訓練的著作權爭議，同時也是創作者勞動價值如何被認定、保障與分配的問題。
諾蘭也對AI公司的合理使用抗辯抱持懷疑，認為這類主張未必能長期經得起法院檢驗（Deadline, 2026）。不過，這仍是對法律爭議走向的判斷，不能視為既有司法定論。
美國著作權局（U.S. Copyright Office）2025年發布的《著作權與人工智慧：第三部分，生成式AI訓練》報告指出，AI訓練是否構成合理使用，必須依具體情況綜合判斷，包括使用目的、作品性質、利用的質與量，以及對既有或潛在授權市場的影響。
這意味著，AI公司不能僅憑「技術創新」就當然取得使用他人作品的權利；同樣地，著作權人表達反對，也不會自動排除法律上合理使用的可能。真正重要的，是建立能夠檢驗企業主張、保障權利人並合理衡量公共利益的制度。
《奧德賽》片尾聲明的象徵意義
諾蘭透露，他執導的《奧德賽》（The Odyssey），已在片尾法律聲明中加入禁止將電影擷取並用於AI模型訓練的文字。
當然，片尾聲明本身並不等於法院判決，也無法單憑這段文字，就排除AI公司依特定法律規定提出合理使用抗辯的可能。但它仍然具有重要意義：著作權人開始更積極地表明立場，要求AI公司正視作品的權利歸屬，以及取得授權的必要性。
將創作者重新放回AI治理的中心
諾蘭提出的「製片公司責任論」，最值得重視之處，在於它揭露了AI治理中一個經常遭到忽略的事實：創作者、著作權人與科技企業，並不具有對等的權力。
當導演無法直接控制作品的後續利用，當個別創作者沒有能力與大型AI公司協商，要求他們自行承擔所有保護作品的責任，顯然不切實際。
因此，掌握權利的內容企業有必要積極維護作品，AI公司也必須為自己的資料取得與商業利用行為負責。更重要的是，制度不能只保障著作權人的商業利益，還應讓實際從事創作的人，在作品授權、報酬分配與技術使用規範上，取得更充分的參與及協商空間。
這才是恢復創作者主體性的關鍵。
AI技術的發展確實可能為文化產業帶來新的工具、市場與創作形式，但技術創新不能成為忽視既有權利、壓低創作價值或迴避企業責任的藉口。好萊塢的經驗提醒我們，工會協商、著作權保護、企業責任與公共政策，必須相互配合，才可能形成有效的創作者保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