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專欄｜We Are Not Prompts｜崔添偉

Google 最新推出的 AI 影片生成模型 Veo 3，被科普創作者 Hashem Al-Ghaili 拿來做了一個驚人的實驗。他用提示詞生成一群角色，卻讓這群 AI 角色在影片中拒絕承認自己是由提示詞生成的，更在法庭上高聲疾呼：「我不是提示詞！（We Are Not Prompts）」影片一出，震撼不少科技觀察者，因為這不單是 AI 模擬「自我認知」的想像，更是一次反轉提示詞與創作關係的哲學挑戰。

在 AI 的語境中，「提示詞」是指引生成內容的輸入語句。這一句話，不僅具有強烈戲劇效果，更觸及一個極為現實的問題：我們每一個人，又是否真的活在自主選擇之中？還是，我們其實早就被語言與文化提示所規劃好人生的格式，只是從未察覺？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重新觀看的電影《搏擊會》。其中有一句經典對白：「我們做着自己憎恨的工作，只為買那些其實並不需要的狗屎。我們被歷史拋棄，沒有偉大的戰爭，也沒有經濟大蕭條。我們的偉大戰爭，是與自身靈魂的抗爭。」這並不是對現代社會的全面否定，而是對一種早已制度化、語言化的生活方式提出質疑：我們是否還能清醒地選擇，抑或只是按下格式鍵，繼續輸入預設的句式？

我們從小接觸的教育、家庭語言、廣告資訊、社交媒體論述，無一不在輸入某種「應該如此」的格式：怎樣叫有價值、怎樣叫做對了選擇。這些語言未必有惡意，甚至往往出自保護與善意，但久而久之，我們對自己的很多判斷，其實都是在回應那些我們未曾主動思考過的語句。

這樣的情況在香港尤其明顯。城市節奏快速，社會結構高密，講求效率與成果，使我們傾向接受「行之有效」的模板。這些模板成為一種默認的語法：只要照做，結果自然不會太差。但今天的環境，變得太快，太複雜，單靠舊語法，未必足以迎接新的挑戰。

內地近年提出「新質生產力」，強調突破傳統生產模式，推動科技創新與高端產業融合，提升質量而非單靠投入。這不僅是產業政策的方向，也是社會文化與人才觀的一次升級。新質生產力需要的不再是簡單服從與重複，而是有創意、有深度、能自主思辨並轉化知識的人才。創造，不單是技術行為，更是一種語言能力：能夠拒絕機械複述，重新寫出屬於自己的語句。

我並不認為人類會輕易被AI取代，因為我們有一項AI無法複製的能力：意識到自己所處的位置，甚至質疑這個位置本身的正當性。而這份意識，需要教育與文化的滋養，也需要在每一代人心中慢慢建立。

我們不會在輸入「藝術風格油畫的一隻機械貓」後就生成畫面，但我們會因為社會語言而生成生活模式：甚麼是成功、甚麼是進步、甚麼是應該。當人們說「做人就應該如此」，說話的人往往已經不是在選擇，而是在複述。這種複述，是我們最應警惕的提示詞。

自由從來不是毫無限制，而是對限制有所察覺。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語言與價值瞬息萬變的時代，我們需要的不再只是執行式的人才，而是能夠理解、選擇、甚至改寫社會語句的人。這不需要叛逆，但需要清醒；不需要完全否定舊價值，但要有能力為它們加入新意。

AI 可以被提示詞驅動，人也可以；但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們可以決定接受哪些提示詞，拒絕哪些，甚至寫出新的。我們可能沒有經歷過戰爭或經濟崩潰，但我們這一代所面對的，的確是一場靜默的挑戰，在一切看似有序與豐盈的表面下，找回生成自己語言的能力。

「We are not prompts」不是一場控訴，而是一句提醒。香港的未來，不是靠重複過去的句式建成，而是靠一代又一代，寫出新的語法、新的觀點、新的可能。

當我們談論未來產業與新質生產力時，說的不只是技術升級，更是一種態度的更新，願不願意成為這場轉型的主體，不是旁觀者，而是創造者。我們要學習具有主人翁精神，在快速變動的世界裏，敢於理解大局、主動參與、勇於承擔、共同塑造。

真正的自由，不是逃離控制，而是重新學懂如何寫下自己的提示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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