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預約5之2】13年間幫800人自殺 瑞士醫生剖白內心恐懼

醫療水平愈高，人均壽命愈長，卻衍生了一班主動求死的「死亡觀光客」，每年由世界各地千里迢迢飛到瑞士尋求「協助自殺」。Life Circle是瑞士其中一間接受外國人輔助自殺的機構。創辦人Dr. Erika Preisig，在13年間協助超過800位病人用藥物了結生命。Erika說，來自世界各地的死亡要求太多，根本應接不暇，「每年我只能為80人執行輔助自殺，八成是外國人。」究竟她是如何由家庭醫生的身份，化身「死亡醫生」？自小已是基督教徒的她，又如何面對良心和道德的掙扎？

「我在宗教氣氛濃厚的環境長大，小時候一星期兩次參加救世軍，所以我花了很長時間，才能接受父親的死，但也是他的死改變了我。」2005年，Erika父親第二次中風後服藥自殺，家人及時發現將他救回。當時仍是一名普通家庭醫生的Erika，決定要帶父親到輔助自殺機構Dignitas求助。父親死後一年，Erika甚至加入Dignitas，更一直工作6年，負責評估輔助自殺個案及處方藥物。「起初加入Dignitas是希望其他病人都可以像我父親般，在死亡面前，有多一個選擇。後來遇見來自世界每個角落的病人，他們有些受了很久的苦，終於找到解決方法，令我覺得這工作有意義。」不過她坦言，剛加入Dignitas時內心非常恐懼：「看著自己三個孩子上學的背影，我怕其中一個之後不再回來，因為主上帝要懲罰我。」經過年月洗禮，Erika對宗教有另一番見解：「上帝不但沒懲罰我，過去十年還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光，我覺得上帝應該是慈愛的，祂會接受當一個人的痛苦已無法承受，可以選擇離開這個世界。」

記者來到Life Circle於瑞士利斯塔爾（Liestal）的「死亡房間」，想像不到這個約500呎大，窗明几淨，陳設溫暖的房間，竟然死過數百人，包括104歲澳洲科學家David Goodall，他今年5月就在這裏召開記者會，且走完人生最後一程。在瑞士輔助自殺的框架下，神智精醒的病人，須向醫生證明痛苦是難以承受且別無他法減輕，醫生才會處方藥物及提供設施。之後病人須親自服藥，或扭開靜脈注射儀器，親友一般會陪伴在側。「曾有一位香港肝癌病人，他害怕病情會惡化，希望我幫他執行輔助自殺，但我轉介了他到外地做手術，最後他手術成功，就不再需要輔助自殺了。」

身為老人科醫生，為病人提供輔助自殺，會不會令他們過早放棄治療？Erika說：「依我的經驗是，即使有輔助自殺，人們仍會選擇紓緩治療，因為輔助自殺需要很大勇氣。」「但有時紓緩治療不一定能解決所有問題，除非用緩和鎮靜療法（terminal sedation），否則不能解決臨終病人所有痛楚和呼吸問題；醫生也不能用過重劑量的止痛藥，如嗎啡，有時病人只能等，要等多久，兩天，甚至五至十天，沒有人知道。」

即使瑞士早於1942年已將協助自殺非罪化，爭議聲音仍不絕，瑞士國內有宗教背景的政黨更高調反對Life Circle這些機構。Erika亦被瑞士檢察官以教唆自殺及蓄意殺人罪名起訴，案件會於年底開審，令她飽受精神困擾。但她仍然堅信醫生責任之一，是為病人解決痛楚：「我覺得醫生要花很長時間才明白，當一切醫療方法都不奏效，當病人生命只剩下痛苦，醫生不能再延長他們的生命，醫生延長的，只是病人的痛苦。」對於患老人病的孤獨老人，她也持開放態度：「我會評估他們的生活質素，基本上我不會拒絕85歲以上的老人，因為若果我拒絕了，而他們突然中風或患上疾病，奪去他們的心智，他們就再不能提出輔助自殺的請求。」

「有很多病人問我：『你怎知道甚麼時候才是輔助自殺的適當時機？』人的本能是求生，你只需要繼續你的生活，應付你的病痛，有一天當你再無法承受時，你就知你應該選哪一條路：可以是寧養院；可以是輔助自殺；可以是拒絕治療，拒絕吃喝，這也算是一個自然死亡的方法。」「我們都會死一次，死不是問題，怎樣死才重要。」

記者：程詩敏

一連五集【死亡預約】，病人與醫生，人性與道德最深刻的辯論，走入真實的安樂死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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