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意義的自由

在一場深度訪談中，被問到對自殺式爆炸的看法時，大江健三郎這樣回答：「我在小說世界裡，寫了年老的自己被恐怖主義所吸引。在現實中，身為知識分子，我沒有作過包容恐怖活動之類的發言；就個人意向而言，也並未傾向於恐怖活動。儘管說是自殺式爆炸，但恐怖活動就是恐怖活動，並不僅僅自己一人死亡，同時也在殺死別人。但是以小說家的角度來思考，則又是另一個問題。身為小說家，需要以包括所有奇思怪想在內的方法進行思考，自己被賦予了這種創造性想像力的、完全意義上的自由。」（《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語》）

把大江上面的一段話，當作普通的創作自由宣言來看，未免過於簡化。大江在這裏並不是指在政治社會高壓下，言論自由遭受扼殺的情況。他提出的問題是：文學創作應否受到倫理限制？對於一些普遍被認為是錯誤的行為，作家除了從外面加以批判和否定，能不能也代入其中，從內面進行想像？但是，要從內面想像，就要一定程度對「惡」產生同情。這必然跟倫理產生衝突。

我們可以從更特定的語境思考大江的回答──身為在現實中矢志不移地支持民主主義、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知識分子，如何在虛構小說中「同時」進入右翼國家主義者、暴力分子、恐怖分子等和自身價值觀對立的意識，而依然能確保不背叛自己的真正信念？小說家如何全情投入相反的立場，而不迷失自己的初衷？雖然十分危險，但大江堅持這是小說家應有的自由。

這無異於一個但丁式「下地獄」的過程。不是以旁觀者的角色，而是以罪人的角色，到地獄接受懲罰和試煉。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通過考驗，重獲新生。事實上，大部分人物都葬身其中，只有少數能倖免於難，如《個人的體驗》的鳥、《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蜜三郎（弟弟鷹四自殺）、《燃燒的綠樹》的阿佐（阿吉大哥被殺），或者重傷不死的古義人（好友吾良自殺）。無論這些人物參與的行動或組織是正是邪（包括劇團、新型宗教、暴力反抗團體、超國家主義基地、國際恐怖組織等），他們都像投身烈火似的飽受煎熬。

在中期以前虛構性較強的小說中，大江猶可以和自己筆下的人物劃清界線，以「那不過是小說」來辯解。隨着小說的自傳色彩愈來愈濃厚，「創造性想像力的自由」便顯得格外弔詭。為了守護小說家的自由，在小說中注入惡的元素，幾乎和抵抗惡同等重要。在訪談中大江繼續說：「所謂小說家的想像力，其某一部分經常是非合理且奇怪的東西。現在時代已經墮落成了何其怪異的東西，何等反人類的人物將可能統治世界和日本？但是能夠以文學最為尖銳地表現這一切的，並非像我這等至死都不會卸下『民主主義者招牌』的人物，而是那些推出充滿毒的人生觀和政治論的作家，諸如喬治．巴塔耶、莫里斯．布朗修，以及那些具有超現實主義所解放了的、全盤否定和全面破壞之力量的人。」這聽來真的很像某種「文學恐怖主義」。

大江深切地意識到，跟某些全無包袱的作家不同，現實的自己的正派取向，會對解放想像力造成局限。他並不是顧慮會破壞自己正人君子的形象，而是他在現實世界的立場，跟他嘗試在虛構世界引入的觀點，存在根本的衝突。對小說家來說，比這些觀點更高的，是「創造性想像力的自由」。為了保持政治正確而限制這自由，是對自由的背叛。但是，如果為了實現自由，便必須傷害（政治）倫理，那唯一負責任的方式，便只有「自殺」。

真實的大江雖然沒有自殺，但他在小說中多次暗示自己有過這樣的想法。他最終沒有像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前輩作家般結束自己的生命，原因很簡單──他已經通過虛構小說持續地自殺，以至於在現實中自殺已屬不必。與其說他利用小說人物代替自己去死，不如說，為了讓虛構的自殺不斷持續，身為作者的自己必須生存下去。

在訪談的同一章節稍前，大江被問到「自我毀滅的衝動」。大江小說中的人物無不因為行動而走向毀滅，在反高潮的結局中死亡。面對世界的惡和自身的惡，他們必須自我犧牲。就算是被殺，其實也跟自殺沒有分別，就像《燃燒的綠樹》中被暴徒用石頭擲死的阿吉大哥、《別了，我的書》中被意外炸死的小武、《水死》中被洪水淹死的父親，或者傳說中橫死的暴動領袖。行動本身就是自殺，這是所有行動者應有的覺悟。

在描寫家庭生活的溫馨小品《靜靜的生活》中，有一個不太明顯的細節，在伊丹十三的電影改編中卻放大了。情節來自作家父親所寫的小說：一個青年跟蹤自己愛慕的女孩到樹林中，忍不住對她施加強暴，但還未事成女孩便昏倒過去。青年對自己的行為羞愧莫名，不知所措。這時候學校的中年男老師經過，狠狠地把青年教訓了一頓，斥令他立即離去。老師隨即把女孩強姦和勒死。代替青年犯下罪行的老師，在眾人的追捕之下，跑上學校天台，以繩子纏頸跳樓自殺。這一段跟電影主體部分格格不入，極度怪異，令人不安。

伊丹十三不愧是大江健三郎的摯友，完全掌握大江小說的精髓。我們讀者就是那個意志薄弱的青年，一不小心就會受到誘惑，墮入罪惡。小說家就是那個老師。他代替我們犯罪，也代替我們受罰。他用他的死，來交換我們的生。這就是「完全意義的自由」所要求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