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建在言】由《十年》到《給十九歲》　金像獎的取態變了樣？

《第四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已經圓滿結束了一星期，但餘波一直未了，一切源於備受爭議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奪得最佳電影。由議論賽果，重提拍攝的倫理與道德，到研究投票機制細節，參透如何投選出一部最佳電影。相信是頒獎禮成立40多年來，其產生機制再度獲大家高度關注的一年。說再度，因為在2015年，舉行第三十五屆時，最佳電影便頒給電影《十年》，當時掀起的震盪不比當下弱。
正正由那一屆開始，金像獎似被鋪上薄薄的一片政治色彩，緊接的第三十六屆，最佳電影是《樹大招風》，看似沒甚麼問題，但正因為該片其中一位導演區文傑，同樣是《十年》的其中一位導演，令內地媒體當年報道賽果是既刪去最佳電影一欄，連憑《樹大招風》奪最佳男主角的林家棟，名單就只有得獎者名稱，而沒有作品名。

其實頒獎禮本應沒有任何政治立場，還記得那一年頒獎禮開幕，大會特別安排主持人劉青雲，講解金像獎投票機制，強調其民主及公正的設計，力證不是任何人或部分人可以動搖賽果。只是大家傾向將世事二分法，所以當金像獎選出《十年》為最佳電影時，該頒獎禮似乎被定性為反對派位置，翌年再頒最佳電影予《樹大招風》，就是鞏固路線的決定。當然，身為主席的爾冬陞，再三強調金像獎所有獎項，是由評審委員票選出來，沒有一個人可以隻手遮天，控制賽果，所以得獎結果正好體現尊重民主的取態。

來到今屆，《給十九歲的我》成為焦點所在，電影在2月2日公映，4號便鬧出拍攝爭議，5號便宣布煞停，翌日所有場次取消，但5日後的2月9日，《金像獎》便公布入圍名單，《給十九歲的我》獲最佳剪接、最佳導演及最佳電影三項提名，縱使同日英華女校提出退選要求，當時主席爾冬陞稱要跟董事局開會作決定，但一個月後表示大會並無退選機制，投票會如常進行。

從外人眼中，覺得爾冬陞「玩嘢」，堂堂一位主席竟不可褫奪一部電影的提名？認為他跟導演張婉婷份屬老友，加上對方獲政府邀請成為「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成員，親政府角色令電影又添上另一色彩，爾冬陞不肯取消其作品的入圍資格，就是要為金像獎「洗底」。
其實金像獎的取態一直沒有變，但不是指政治取態，而是指相信制度，堅守制度，不希望遇到少少爭議便輕言修改，寧願相信選民的智慧。這正是民主機制下產生的制衡效果，當初金像獎不採用報名制，改以每部電影只要在香港過去一年，放映足夠某個場次便自動入圍，以這方式保障所有創作人，萬一創作人跟投資者不和，片主都無法以不替對方報名，作為打壓權術。

只是一個行之以久的制度，都始料不及會有《給十九歲的我》這種風浪，而今次正正是片主想退選但創作人堅持的狀況，結果制度便再次彰顯功能，保護了創作人的權利。事後，爾冬陞有解釋，雖然在大會規條上，董事局是有權作最後決定，即是擁有一把尚方寶劍，總有辨法撤消該片的入圍資格，但爾冬陞強調要尊重制度，言下之意是不想輕言作出改動，否則開出先例日後便無險可守。

所以無論是選出《十年》，還是選出《給十九歲的我》做最佳電影，賽果都是在堅守制度下得出來，縱不喜歡，縱有意見，賽果都已寫成歷史，大家只有接納。唯一要講的是《給十九歲的我》聯合導演郭偉倫，在台上一番「拍咗先算」的言論，實在是不負責任，有欠道德操守。電影在爭議聲下得獎，已是風頭火勢，何不選擇出少句聲，靜靜地贏呢？

撰文︰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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