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文學‧譚以諾：當人人都在追捧學術書時，我心裏有數
【明報專訊】抱住佛腳，找根稻草，書到用時可能真的方恨少。這一年，確是多了香港人買書的。《暴政》、《烈火黑潮》熱賣，柳俊江寫七二一的《元朗黑夜》都再版了幾遍。由譚以諾創辦的手民出版社，獨木苦撐多年，近來同樣逆市有賺，而賣得最好要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和《寫給左翼民粹主義》兩書。學術書，社運，hard core，出版社的進路和定位都很明確。但筆者認識譚以諾很多年了，從不迎合時髦，情願追落後。學術、政治、社運書大行其道之際，手民出版社年底再推一書，意外冷門——葉曼丰著、譚以諾親自翻譯的《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Martial Arts Cinema and Hong Kong Modernity﹕Aesthetics, Representation, Circulation）。魔幻現實一整年，都不差在這一天，2020年底，就在球王馬勒當拿逝世的同一時間，左有《國安法》，右有第N波疫情、健康碼，我們卻在一片懷舊之中，談論着早已化灰的香港武俠電影。
先不要說今日香港談武俠片很冷門，其實《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一書的作者葉曼丰都很冷門。自覺孤陋寡聞，訪問時馬上跟譯者請教。結果譚以諾笑着回答：「不是呀，我本身都不認識作者，而且我問過很多圈內人，包括影評人和學術界朋友，大家甚至沒聽過這個名字。」然而，偏偏在這個年頭選一本分析武俠電影的學術書來做，還要親自翻譯，譚以諾表示，原因有二：「此書的英文原版，早在二○一七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所出。當初一讀便覺得有趣，那年亦是手民出版社剛剛轉型做學術書的時候，要找到合適的原創著作其實很難，所以，我的計劃是先以翻譯書為主打，做好學術出版的品牌。」他接着說：「那段時間不斷留意值得翻譯的學術著作，目標亦是我較有興趣的課題，例如香港研究、性別、左翼、批判理論。這本《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就是其中之一。」
今日為何要談武俠
譚以諾解釋，決定出版此書的另一原因，是它並不純粹關於武俠電影，亦不純粹是史料研究。「書中探討武俠電影的觀點非常特別，關於香港現代性那一部分，是最吸引我的。六七暴動之後，香港社會轉型，而同一時間，當時新派武俠電影崛起，兩個現象放在一起，作者嘗試探討了兩者的相互關連。」
雖是外文學術著作，但作者不單熟悉從六十年代至今的港產武俠片，對香港的社會和政治生態都很了解：「書中主力研究四五十年前的電影作品，但好多想法都跟我們今日生活的香港社會對話。例如它提到『苦修』這概念。武俠片常出現的修行描述，與當年整個香港社會的工作倫理都很有關。個人主義，靠自己，要在社會生存，就得經歷刻苦的自我訓練，就像武俠片中，在江湖中生存，角色就要苦修習武，背後的意識形態其實相同。」
「這種自我訓練、成功需苦幹、憑自己殺出一條血路的想法，其實至今都沒改變。」譚以諾形容：「香港的現代性，從六七暴動之後，便一直延續到現在。譬如去年大家會問，香港要發起大罷工為何那麼困難？其實那套意識形態早已植根在香港人心中，在流行文化、歷史裏面，都深信着苦幹、苦練、苦修，是達至成功的唯一途徑。而流行文化的呈現，就是在武俠電影。」
雖然武俠世界的意識形態一直延續至今，但遺憾的是，無論武俠小說還是武俠電影，今日都相繼式微。譚以諾都明白，他可能已是最後一批尚會接觸武俠小說的人。尤其在香港的流行閱讀市場，武俠小說早已被推理科幻蓋過，成為過氣的創作主題：「後生一輩的，幾乎從來沒看過，武俠電影更是如此。所以，它已經變成一種懷舊，也很現實，這本書非常難推，因為關心這題目的人已經愈來愈少。」
至於武俠電影，情况複雜一些。華語電影市場仍然會拍武俠片題材，但重心已移師大陸或走向國際，而不在香港。不計合拍片，曾作為香港電影核心的武俠片，不經覺間名存實亡已久。其一，過去擅長拍武俠片的香港電影人，都北上發展；其二，本身不是拍武俠片的導演，都拍起武俠片來，但從電影美學到故事主題，都跟過去香港武俠電影最鼎盛的年代有極大分別。
電影中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
譚以諾提到：「最大轉捩點或是李安的《臥虎藏龍》。奪得奧斯卡之餘，也被看到武俠電影巨大的全球化潛力。然而，引伸出來的結果是，許多電影大師都一起拍武俠片，甚至暗中較勁，包括張藝謀的《英雄》、陳凱歌的《十面埋伏》、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至王家衛的《一代宗師》。」他認為，《臥虎藏龍》之後的武俠片已是另一生態，既走向大片格局，亦扭向外國市場，着意經營迷人的東方凝視意象：「就算不是去荷李活，可能法國影展，其實都是針對西方觀眾所想像的東方、神秘、江湖世界。對比香港早年的武俠片，概念完全不同。」
「另外，中國導演拍的武俠電影，所呈現的世界觀都與過去香港的武俠片文化有很大落差。張藝謀的《英雄》就是最標誌的作品。那個世界觀，其實就是中央集權，刺客來到秦始皇面前，但為了顧全天下，選擇放皇帝一馬。就算不是歌功頌德，都失去了以往武俠片的批判力，跟張徹的那種武俠電影更是不同路數。」
而香港最後一批拍武俠電影的導演，例如近年開拍《狄仁傑》系列的徐克，雖然都有繼續在中國市場發展下去，不過已跟舊日的香港武俠電影相去甚遠。譚以諾補充道：「而且，香港合拍片而言，最成功的並不是傳統武俠片，而是甄子丹的《葉問》。當然，將定義再放大一點，《葉問》都算是武俠片。但《葉問》裏面，你正正看到兩個世代的落差。合拍片奉行愛國精神，基本上每一次都要強調國族主義，由華人打敗『鬼佬』或者日本人。這些在大陸市場可能很受落，香港觀眾則明顯不吃這一套。所以我們與今日的武俠、武打片就更是漸行愈遠。」
這一觀點，葉曼丰於書中亦有提到，雖然《葉問》一類的動作電影，確是延續了武俠片最重要的武打場面設計，但關鍵是它充斥着缺乏批判性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其實香港傳統的武俠片都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例如邵氏的「文化中國」概念和李小龍的「功夫民族主義」，但作者認為，民族主義論述是會隨着社會環境而改變的。六七十年代，香港觀眾對武俠片的民族主義產生共鳴，很大程度是基於華人移民的流徙經驗。但合拍片所呈現的「泛中國」民族情感，則主要是呼應中國近年的霸權意識和大國崛起論述，與香港的社會形態格格不入。
葉曼丰形容，武俠電影可能是香港固有文化中最先走向「一國一制」的項目，譚以諾亦言，武俠片或者不會死，很可能繼續在大陸長拍長有，但香港好像已不會再有武俠電影熱潮。「隨着社會形勢不同，現在的趨勢是，我們都變得好厭惡以前香港最流行的片種，不單止武俠片，還有動作片、警匪片、臥底片、賀歲片、賭片，全部都有審美疲勞。」
「不過，一般觀眾與文化評論者的觀點可以相差好遠。」譚以諾笑言，文化評論者普遍摒棄舊的主流，但可能只是一廂情願，觀乎票房數字，大眾市場反應未必如此。「就算《葉問》被文化界批評，去年拍第四集，進帳依然可觀。你看，在香港最艱辛的時候，又揚言杯葛，結果票房依然保持頭幾位。」正如他剛才所說，身體很誠實，有些意識形態早已植根在香港人心中，就算概念完全不同，都有觀眾照單全收。
學術出版的小陽春假象
譚以諾素有「大師」美譽，筆者已不記得是哪年哪月開始的，但應該關乎他興趣多，而且身兼多職。大學講師、作家、翻譯、出版人，而近年在教書工作的重心以外，搞過影評網、書評網，後來又搞出版社。「其實是想在固定和周而復始的教學工作以外尋找變化，需要有另外一些事物，例如寫評論、做翻譯、出版，不斷衝擊自己。」
「翻譯算是我其中一個新興趣。」譚以諾緩緩回答，亦其實與他在學院的教學工作有關：「逐漸會發現，香港閱讀市場愈來愈少人主動接觸外來資訊。會讀英文著作的人，我相信比起二十年前少了很多，畢竟殖民時代大家都會比起今日新一代更願意接受英語世界的資訊。而這個現象，驅使我轉而做翻譯工作，尤其將外國寫香港的論述搬回來。」
「另一個新興趣，當然是出版。」早年興致勃勃搞過新媒體，有影評網頁「映畫手民」，有學術評論網頁「微批」，但譚以諾承認是充滿挫敗的，兩個網絡平台運作多年，瀏覽量卻愈來愈低，甚至形同虛設：「就算有再多文章，接觸到的讀者群少之又少，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千幾百。其實都是被大數據玩死，當愈來愈多新媒體加入，大家攤分到的瀏覽數據愈來愈少，而且只會被某幾個大財團壟斷，資源不夠的網絡平台只會一再被演算法打壓。」
依靠網絡無法達到最初目標，所以譚以諾又再從線上轉回線下，專注做實體書。說來諷刺，一開始就是人人都感慨紙媒黃昏，所以才會一窩蜂湧到網絡新媒體。但如今從網絡回到實體出版，是否偏向虎山行？譚以諾覺得是以退為進：「慢慢你會見到新媒體的限制在哪裏，例如要慢、要深化，比較靜和有架構的思考，其實都要回歸書本才可以實踐。我當然明白，讀者群可能不多，大約一兩千人，但先鞏固這一批讀者，我覺得是目前可以做到的事。」
不過，今日市道不景，連作為救命稻草的書展都宣布取消，導致許多出版社陷入停擺狀態。手民出版社則逆市發圍，繼續出版學術著作，產量算是驚人。譚以諾更笑言，都還可以守住收支平衡。讓人好奇資金何來，他說，旗下一半出版物都有學術機構或者藝發局的出版補助：「另外就是我自掏腰包。但學術書的讀者有多少，我都心裏有數，不會完全蝕錢的。」今時今日，居然有出版人說事先打過算盤，做書不會蝕錢，筆者聽着，心裏覺得好癲，果然是「大師」風範。「當然啦，我沒計及自己的時間、人工。」譚以諾補充說。
但必須承認，手民出版社的進路確實迎上了好機遇，轉型初時都未必預計得到。過去一年半載，香港書市有個新趨勢，學術書普遍大賣，甚至是個小陽春。政局動盪，社運書、政治書，或貼近香港社會議題的學術著作、評論文集，不但愈出愈多，幾乎每個禮拜都有新書上市。
「這類書現在起碼好賣過文學呀。」譚以諾答道：「以前講文學創作，散文集往往是最好賣的。但今日這些學術書可能好賣過散文。」過去相對較為嚴肅和長期滯銷的學術書，近期一反常態受到大批讀者追捧，除了不斷加印，新作亦紛紛湧現，譚以諾覺得動機明顯不過：「大家就是想找答案。面對眼前的政治現實，會不會有其他學術資源提供到答案，因此，那些比較易讀、簡單入門的學術理論書，如今大有市場，尤其關於民粹主義、政治倫理、社會學、社運心理學、抗爭歷史等等，在這個時勢應該是能賺到錢、賣得最好的。而賣得最差就是武俠電影這一種，討論某一個藝術類型，距離政治現實比較遠的學術著作，仍是十分冷門。」
但賺錢歸賺錢，退一步而言，這個香港書市的小陽春可能是一個假象，似在提供一個答案，或是一個尋找答案的途徑，最終卻可能只是一股消費衝動、安慰劑效應。「總之大家都要買呀，一齊撐呀，但這種讀者多數無以為繼，這個現象其實並不健康，亦沒有反映真實的書市。」譚以諾淡然說：「雖然大家買的都是要細嚼慢讀的學術書，但反而讓我見到一些最即食的情况，尤其最近這段日子更明確。書商推出大量反送中著作，每一本都能產生極多attention，這當然都是很重要的，問題是熱潮過後，我們就要面對，真正會關注這些書籍的讀者到底有多少人，那才是這類書真正的讀者群。」
譚以諾接着說：「因為外在環境轉變而嘗試『搵啲嘢搲住』的讀者，與真正思考香港未來，對論述感興趣的讀者，其實是兩回事。當時間再拉長，就會有所區分，剩下的那批才是學術書的堅實讀者。所以我並沒有被這種熱潮震驚，特別興奮或者特別失望。」他想了想，又說：「從事出版好幾年，在香港，這群讀者到底有多少，其實我都心裏有數，所以現階段我還是照做自己想做的書。」
心裏有數，聽起來相當消極、很灰，但訪問期間聽他多說幾次，逐漸覺得有種迎難而上的豁達。
譚以諾跟香港一樣，都彷佛有些無從擺脫的中年危機。然而，提到手民出版社，畢竟是個仍然年輕任性的品牌，只有這一件事他充滿自信。
文•紅眼
美術•劉若基
編輯•關曉陽
電郵•literature@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