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to Z藝術字典：F—Feminist art 女性主義藝術
【明報專訊】每當有人問你喜歡哪位藝術家的時候，第一時間你會想起誰？梵高、畢加索、莫內……有沒有留意，為什麼最入屋最廣為人知的，彷彿總是男性藝術家？在這個世界上，真的沒有幾個女性藝術家嗎？還是因為什麼原因，令女性藝術家在主流論述中被忽視？今期我們來談談「女性主義藝術」（Feminist art）。
什麼是「女性主義藝術」？
「女性主義藝術」是受到女性主義思想影響的藝術形式，起源於20世紀60至70年代，目的是挑戰傳統由男性主導的藝術觀與文化價值。這類藝術強調女性經驗、身體、身分與社會地位，揭露性別不平等與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壓迫。女性主義藝術家透過繪畫、攝影、裝置、行為藝術等不同形式，探索性別、權力與身體政治等議題，作品不僅為女性發聲，也重新定義藝術創作的價值與形式。這種藝術實踐不止限於女性創作者，也包括支持性別平等的所有藝術工作者。
為何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
1971年，在第二波女權運動下，美國著名藝術史學家Linda Nochlin（1931-2017）於1971年發表的劃時代論文〈為何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成為女性主義藝術史的開端之一。這篇文章首次以學術角度質疑藝術史中「偉大藝術家」的標準與定義，指出這些標準本身是由男性主導的體系所建構，排除女性參與。舉例說，由E.H. Gombrich於1950年所撰寫的經典藝術史書《藝術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對女性藝術家其實着墨甚少，然而大家一直照單全收。
〈為何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一文強調問題不在於個別女性的能力，而是社會、教育、文化與制度不公，窒礙女性在藝術方面的發展。在20世紀末以前，女性不但難以進入藝術學院，亦不能參加人體寫生課或觀看解剖示範。她們的繪畫題材及媒材受到限制，也沒有平等展示及出售作品的機會。在文化偏見下，女性的創作往往被界定為「工藝」或「家庭藝術」。雖然有女性少數因家庭關係能走出困局，如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 （Artemisia Gentileschi，1593-1654）、安吉莉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1741-1807）、瑪麗．莫澤（Mary Moser，1744-1819）等人，但以上情况一直未有改善。如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便要等到1860年才迎來第一位女生。而令人更震驚的是，其主場館（Main Galleries）於2023年，在學院成立255年後，才有首位女性藝術家在這裏舉辦個展！
「游擊隊女孩」：勇敢揭露歧視不公
雖然Linda Nochlin的文章引發廣泛關注，促使學界重新思考藝術史的建構方式，但女性藝術家的處境並未隨之改善。直到80年代，女性藝術家在畫廊、博物館、拍賣市場中的能見度與資源仍遠遠落後於男性。許多女性創作者被排除在主流藝術圈之外，難以獲得展出機會或市場認可，藝術界傳統以來，仍是一個男性主導的空間。
在這樣的背景下，1985年紐約殺出一個匿名行動團體「游擊隊女孩」（Guerrilla Girls）。她們以幽默、尖銳和批判的手法，揭露藝術界的性別與種族歧視。成員在公開場合會戴上猩猩面具，以化名活動，避免個人身分被媒體聚焦，而這樣做亦象徵她們反對個人崇拜。她們運用文化干擾（culture jamming）的手法，透過海報、書籍、廣告看板、演講、訪談、公開現身與網絡行動等多種形式，揭露藝術與文化界中的不平等、歧視與腐敗現象，包括博物館內部的利益衝突，將女性主義藝術從學術與藝術圈推向更廣闊的公共領域，其早期作品包括Do women have to be naked to get into the Met. Museum?（女性要裸體才能進入大都會博物館嗎？）。此海報以統計數據指出該館館藏中85%的裸體畫是女性，但女性藝術家卻只佔5%以下；另一份作品How Many Women Had One‑Person Exhibitions at NYC Art Museums Last Year?（去年有多少位女性藝術家在紐約藝術博物館舉辦個展？），更直接揭露紐約主要藝術機構對女性藝術家的嚴重忽視。「游擊隊女孩」的行動藝術策略被視為女性主義藝術實踐的重要典範，亦激勵全球各地的藝術與社會運動，時至今日仍然活躍。
女性身分與角色定型
除了揭露不平等待遇，亦有女性藝術家以作品引領我們思考被主流社會定型（stereotype）的女性身分。美國當代藝術家Cindy Sherman（1954-）即其中之一。她於1977至1980年間創作的攝影系列Untitled Film Stills（無題電影劇照）， 共69張黑白照片，當中她親自扮演各種角色，表面上看似取自1950至60年代的美國電影劇照，但實際上全是虛構的情境。
這些角色包括家庭主婦、秘書、女學生、嬉皮士等，全是社會與大眾媒體經常出現關於女性的刻板印象。Cindy Sherman並非扮演特定人物，而是扮演在父權社會下「被觀看的女性」，藉由模仿電影語言與攝影構圖，揭示這些形象如何被建構、再現與消費。她的作品挑戰觀者對女性身分與真實性認知，並引導人們思考：「我們眼中的女性形象，究竟由誰創造？」
今時今日，主流社會中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依然根深柢固。女性常被期待為賢妻良母，生育被視為女性的「天職」。與此同時，社會對女性的外貌往往非常嚴苛，既要保持年輕美麗，亦要有苗條身材。這種審美標準經常透過廣告、電視劇和媒體不斷強化。在職場上雖然女性參與度日益提高，但在個別行業，仍然存着性別偏見。
反思「母親」這身分
女性主義藝術不僅關注性別平權，亦有作品探討作為女性的獨有經驗。其中荷蘭攝影師 Rineke Dijkstra（1966-）的系列作品New Mothers（《新手母親》）便以「母職」（motherhood）為主題。她透過細膩而真實的鏡頭，捕捉母親在生產後的瞬間，呈現女性在母職角色中的情感與身體變化。New Mothers系列於1994年拍攝， Rineke Dijkstra在醫院替20位剛生完孩子的女性拍照。母親們多半赤裸上身凝視鏡頭，臉上帶着複雜的表情，既有疲憊與脆弱，也有堅強與喜悅。她們的身體還未完全恢復，肚皮上的痕迹、乳房的變化，真實地展示母親這個身分的身體真相，與傳統媒體中對母親過分浪漫化與理想化形成對比，試圖引發大眾對母職的反思。
需要努力的不止是藝術家
女性主義藝術中，也有藝術家透過創作探討女性身體。法國雕塑家兼畫家Niki de Saint Phalle（1930-2002）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She – A Cathedral（法文：Hon – en katedrall，中譯：她──一座大教堂；1966），是一座長約23米、外形為孕婦的巨型雕塑，觀眾需從陰道入口進入體內參觀。雕塑內部設有小型影院、水族箱、情侶沙發與兒童滑梯等空間，帶有中世紀嘉年華式的玩樂氛圍，也象徵女性身體作為創造與包容的空間。此作顛覆宗教、藝術與性別的傳統象徵，玩味十足。
近年，全球藝術界對女性藝術家的關注逐漸提升，特別在英國年輕藝術史學家Katy Hessel於2022年出版The Story of Art Without Men的書後。西方藝術界紛紛回應這個一直被嚴重忽視的漏洞，連帶關於女性藝術家的議題瞬間成為焦點。她們的作品在展覽、收藏與研究中愈加可見，並逐步爭回在藝術史中應有的位置。然而，相較於歐美，華人社會對女性主義藝術的關注仍處於起步階段，相關討論與實踐仍顯有限。2017年，香港奧沙畫廊（Osage Gallery）曾舉辦名為《（再）另一半──妻子，母親，自身之實踐》的展覽，邀請了6位香港女性藝術家回應藝術家同時作為妻子／母親的掙扎；2018年，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與英國劍橋大學默里‧愛德華茲學院新廳藝術收藏館合作，回顧自1960年代以來香港女性藝術家的發展歷程與變遷。但這些只是冰山一角，要真正推動性別平等與多元，除了藝術創作者的努力，觀眾與從業者也需提升對性別議題的敏感度與認知。只有當整個文化生態系統都開始醒覺，去正視這些聲音時，女性主義藝術才可不再被邊緣化，而是真正成為藝術語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文˙ 葉曉燕
{ 圖 } 網上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