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怎樣做現代世界的女性 百年後重讀《戴洛維夫人》
【明報專訊】每次談起小說創作之難，我總想起英國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建議：女性作家需要錢，還有個人的書房。獨立自由、不畏社會主流，成了百年以來吳爾芙所象徵的形象。早兩年在倫敦西區劇院，曾有幸觀賞愛瑪．歌連（Emma-Louise Corrin）在舞台上，用心演繹奧蘭多的百年際遇和性別流動。一如曾演過吳爾芙《奧蘭多》電影版的泰達．史雲頓（Tilda Swinton），吳爾芙筆下對性別邊界的挑戰也令愛瑪．歌連充滿共鳴，在百年之後仍然與今人的疑惑產生深刻的連結。今年正好是吳爾芙出版《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一百周年，全世界都有相關的慶祝活動，譬如紐約便有文化組織舉辦《戴洛維夫人》朗讀馬拉松，還有相關電影播放等活動。與此同時，世界也是日漸走上恐同和厭女的回頭路時代。重讀這位現代主義的文學先驅，或能讓我們重燃文字和思想的力量，在困窘之中找到所需要的勇氣。
吳爾芙與現代主義文學
若論19世紀是浪漫主義文學的天下，那麼20世紀前半業必然是現代主義獨領風騷了。在喬伊斯（James Joyce）、艾略特（T. S. Eliot）、羅倫士（D. H. Lawrence）、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等現代文學巨匠之中，還有一位非常耀眼的英國女作家——吳爾芙。從《燈塔》、《戴洛維夫人》、《海浪》到《奧蘭多》，這些作品都在向舊時代道別，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因此，要了解吳爾芙，必先要從現代主義的時代斷裂着眼，窺探其新穎之處何在。
在微觀地探索文本的現代主義前，大可先從宏觀一點的視覺來審視現代主義作家的社會生活特質。有別於過去一般的年代，作家大多躲在自己的書房中獨自創作，現代主義似乎有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互動方式。借用台灣學者王汎森的講法，天才總是成群地來，且不止是成群地出現，更會聚在一起生活和相互激盪，互相認可和保護。
最明顯例子是失落一代（lost generation）的文化沙龍，大批寄居巴黎的作家、畫家如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或畢卡索等圍繞在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家談藝論文；龐德在倫敦同樣廣交結友，知己遍天下，有辛克萊（May Sinclair）、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葉慈（W. B. Yeats）等等。同時期的中國也有類似的文人圈，深受新時代英式教育影響的林徽因，她在北平的客廳沙龍，胡適、沈從文、朱光潛、金岳霖等當時的文化名家，都曾是座上客。
至於吳爾芙在布盧姆茲伯里（Bloomsbury）的舊居，更是一眾文化思想先鋒的聚居之地，甚至形成了所謂的「布盧姆茲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這著名的文化圈子成員，包括吳爾芙的姐姐兼畫家瓦妮莎．貝爾（Vanessa Bell）、宏觀經濟學奠基者凱恩斯，還有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他們在屋中自由討論許多進步的政治觀點，還有性別解放的可能。除了思想上的碰撞，他們也在這房子裏擺脫維多利亞時代的約束，實驗着共同生活的理想，以至性解放和超越一男一女婚姻關係的各種可能。在這氛圍之下，時代的禁忌日已失效，激進的思想和實踐變得可能，也使得藝術和政治革新無法分割。所以有別於以前的既有印象，認定早期現代主義是困在個人主義和政治虛無，不如後來的龐德般高呼要實現新的文明，吳爾芙的人生及其作品，到處都找到政治的意識，還有對社會束縛女性和性別的不滿。這些特質，我們都能從小說《戴洛維夫人》一一發現。
《戴洛維夫人》與精神疾病
《戴洛維夫人》小說的原名，也是後來被改編的電影和歌劇名字The Hours（電影港譯《此時．此刻》）。這部作品出版於1925年，即吳爾芙43歲，這時候的她絕非處於人生高光，精神和身體都在和她對抗，整個人非常虛弱。事實上，這不是她第一次碰上人生的低谷。早在1895年，13歲的吳爾芙便經歷喪母之痛。茱莉亞．斯蒂芬（Julia Stephen）是位賢妻良母，其早逝對吳爾芙的影響很深，甚至令她第一次精神崩潰。往後，吳爾芙終生都要跟精神疾病共處。但同時，她跟母親的回憶，也是驅使她一直努力創作，且擅用精神分析的方式來書寫母女關係的重要原因。
病情出現反覆之時，吳爾芙往往會產生幻覺幻聽，根據她在回憶錄文章〈老布盧姆茲伯里〉（Old Bloomsbury）裏描述，她會感覺到自己「躺在迪金森家位於韋爾溫的牀上，心想那些鳥兒在唱希臘合唱團的歌，而愛德華國王則在奧齊．迪金森的杜鵑花叢中口出最惡毒的語言。」而她的丈夫倫納德‧伍爾芙（Leonard Woolf）也在回憶錄中有相似的形容：「她曾在某處談到過『那些飛到前方的聲音』，而她也追上它們……當她病情最嚴重、心智完全崩潰時，那些聲音又再飛到她的思想中。她真的聽見了一些不屬於她自己的聲音，如她以為自己聽見窗外麻雀在講希臘文。」
在幻聽中聽到希臘文，對於曾在年少時於倫敦國王學院學習希臘文和歷史的她而言，會是可信的陳述嗎？有學者認為未必，因為這跟大多數人的幻聽情况迥異，似乎未必是吳爾芙真實客觀的感受，反而更可能是有意在覆述時，以希臘文作媒介詮釋和再現，令得這些幻聽或者奇怪的經驗化成有意義和深度的表象。這表現也反映在《戴洛維夫人》的一些角色設計上，例如退役軍人塞普蒂默斯．史密斯（Septimus Smith）也是有精神問題，時常聽見雀鳥哼唱着希臘文。而角色最終自盡收場，大概也反映着作者對生亦何歡，死亦何哀的感慨。曾自殺不遂的她，只能在小說中通過史密斯的角色完成生與死的跨越。
吳爾芙的女性主義
小說最初命名為The Hours，因為整部作品只是講述了在那一天，她希望買花辦個派對的幾小時中間所發生的事。跟《百年孤寂》的時間幅度剛剛相反，《戴洛維夫人》故事世界的時間線只流動了幾個小時，但因為不斷穿梭在回憶和現實，想像和真實的交界，尤其那些不斷浮遊的意識流活動，則使得小說中角色的相對時間感愈來愈長。這也是另一現代主義小說的特色。
許多人視吳爾芙的小說為現代女性主義的先驅。但有趣的是，在《戴洛維夫人》的小說中，我們找不到什麼女英雄的角色。主人翁戴洛維夫人，既是首相的太太，也是一個盡力照顧家庭的賢內助。與此同時，她卻不太得到來自丈夫同等的愛。這個父權秩序下的家庭主婦形象，指向的正是維多利亞時代對女性的束縛。小說世界設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英國，反映了大戰雖然令無數英國人失去性命，卻無法動搖社會的父權本質，只是為更多人帶來心理上的創傷。戴洛維夫人的堅忍，史密斯的毀滅，在小說中成為了一個銀幣的兩面，兩種看待和回應時代鬱結的方式。戴洛維夫人得知史密斯自殺後的反應，更感受到兩者的相連之處。
「然後（她就在今早才感受到的），便是那種恐懼；那種壓倒性的無能為力——父母把這人生交到自己手中，要自己走到盡頭……在她心靈的最深處，潛藏着一種可怕的恐懼。即使是現在，也還常常如此——若不是理察坐在那裏讀《泰晤士報》，讓她可以像隻鳥般蜷伏着，慢慢恢復過來，將那無法測量的歡悅呼嘯地召喚上來，像是摩擦木棍那樣，一物激發一物——她也許早就撐不下去了。」留下來的，不一定精神更健康。整個社會都充滿着抑鬱，只是秩序強行壓下了非理性和暴烈，讓巨輪仍能如常運轉。所以她才將這自殺之舉，視為對另一種生命和愛的擁抱。這未必是神奇女俠的救世式女性主義，卻是吳爾芙對「正常社會」的強烈控訴。
後吳爾芙時代的《戴洛維夫人》
《戴洛維夫人》至今已面世百年，卻從未在人們視野中淹沒。小說本身早已被後世認定是20世紀最佳的文學作品之一，不斷再版重出。在1997年，這部小說也改拍成同名電影，由烈姬芙（Vanessa Redgrave）和麥克艾霍恩（Natascha McElhone）分別飾演不同年紀的戴洛維夫人。另外，美國普立茲得獎作家麥可．康寧漢（Michael Cunningham）也在1998年以《戴洛維夫人》為靈感創作出他的小說作品《時時刻刻》（The Hours），並且在2002年拍成電影，由梅麗．史翠普、妮可．潔曼等著名演員擔綱演出。除了影視作品之外，編舞師Wayne McGregor也在2015年首次將3套吳爾芙的作品，編成別具深意的芭蕾舞作品Woolf Works，《戴洛維夫人》自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而我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工作期間，則有幸看過兩次由凱文．普特（Kevin Puts）所改編的歌劇《時時刻刻》（The Hours）。此歌劇在2022年首次面世，其中也把許多《戴洛維夫人》的情節放了進去。還記得第一次看這套歌劇時，坐在我身旁的婆婆，看到劇中患上愛滋病的詩人理察，沒有參與自己得獎的慶功宴，且因灰心失意跳樓自殺時，不禁當場流淚。完場後，她談了許多紐約80年代愛滋病危機的經歷，我除了默默遞上紙巾，也不懂得如何安慰她。但真正使她釋懷的，不是紙巾，而是劇作的力量。這也真正使我意識到吳爾芙作品的價值。一如所有的經典，除了永恆的張力和詰問外，無數創作者和觀眾也把當代的關懷加進吳爾芙的作品，不斷豐富着當中的故事世界，令每代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戴洛維夫人。
文˙ 譚嘉寶
協力˙ 李宇森
{ 圖 } 網上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梁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