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ys of seeing：跳出批判 思考小世界運行 十方之地回歸電影語言
【明報專訊】近月幾套香港紀錄片相繼上映，包括黃肇邦執導、以拾荒為題的《十方之地》。該片沒有選擇以人物故事為主軸，大多時候觀眾隨着鏡頭，旁觀特定時空下的紅磡，構建自己的思考。拍了紀錄片十數年的黃肇邦形容，《十方之地》似是他「踏進中學」的里程碑，慢慢掌握以自己慣常看社會與人的視角拍片。紀錄片本應多元，十方眾生的故事仍有很多敘述方式。
拍人也拍時空
《十方之地》記錄了一片怎樣的光景？時間是2017年往後數年，港鐵沙中線尚未落成之際；地點是紅磡黃埔四街（機利士南路、黃埔街、寶其利街及必嘉街一帶）；人是每天往返街道、回收店的拾荒者。觀乎導演黃肇邦此前作品，《子非魚》（2013）拍攝鮮魚行學校的基層小朋友，《伴生》（2016）談照顧者與生死議題，《3CM》（2019）談罕見病患者。黃自言向來關注社會被忽略的一群，這次《十方之地》取材自社會常見卻不常被細察的拾荒者，並不意外。
《十方之地》想拍的不只是人，還有一個時空。紅磡是本地文化混雜之地，一邊有觀音廟、殯儀館，另一邊有基層市民買賣的天光墟，以及等候收購清拆的舊樓。「我覺得這處境是我很熟悉的香港，我也成長於類似的舊區。」從個人層面而言，黃肇邦容易與紅磡產生情感連結；而在社會層面，那時的紅磡是值得觀察的對象，沙中線工程經歷延誤與意外，牽動地區面貌更替。「那一區的人究竟怎麼去回應這些事呢？或者他們其實有沒有感受呢？」
黃肇邦着眼於紅磡的傳統回收網絡，以垃圾探討城市價值。街頭每天上演垃圾產生、運輸、中轉的場景，鏡頭下回收工作自有秩序：裝修工人棄置垃圾於舊樓旁，拾荒者把有價值的撿起、運往回收店，或在天光墟擺賣轉廢為財。片中觀眾聽不見拾荒者對城市更新的看法，他們只是每天周而復始默默勞動，關心當下生計。清潔工爸爸看着舊樓清拆，還是如常把廚餘運往垃圾站。
每個人各自的小世界在大世界下運行，黃肇邦直言的確比較被動。拾荒者如是，香港人如是，「香港的縮影就是在大世界裏面，小世界是怎麼去支撐着這個地方，但同時它也很被動地跟着走」。
拾荒以外 思考城市老化
《十方之地》除了講述垃圾回收與城市發展，片中亦暗藏另一主題——老化。舊區舊樓鋼筋外露，近90歲婆婆仍在拾荒，香港的空間與人不斷老化，市區重建與出生率卻遠趕不上。在這個國際大都會，黃肇邦揭示香港有些角落仍然很舊，未達至現代都市的水平。他從中反思：「如果我們的社會還是停滯、失衡的話，其實我很快也會變成她（婆婆）。」
有人把小世界的「被動」看得負面，甚至希望紀錄片立場更鮮明，角度更批判。但黃肇邦很清楚這次非以批判切入，因為「人很多元，有很多不同感受、態度」。譬如以前他住過舊屋邨，人在狹小空間下自然想遷往新屋，重建非全然壞事。又如有些人覺得政府與發展商是既得利益者，但如今眼見地皮流標、政府財赤，黃肇邦反而覺得「每一個部分都好像沒有受惠」。
孰好孰壞，十方眾生各有表述，黃肇邦沒有在《十方之地》加插自己片面的觀點。「如果沒有相對的認知、理解而胡亂下判斷，其實都是一種誤導。」而他從來不是執著辯論的人，反而喜歡沉澱、思考，相信說故事的力量。作為紀錄片導演，黃肇邦詮釋其專業是以影像與敘事，呈現人們的生活處境、社區以及他個人的認知，引發觀眾思考。他在映後談經常提到，《十方之地》有如一面鏡子，觀眾基於個人經歷和對香港的認識，着眼的地方大有不同。
敘事方式的嘗試
同樣出自黃肇邦的鏡頭，《十方之地》與他其他作品的風格迥然不同。新作片長71分鐘，初段以廣角鏡與環境聲捕捉紅磡的生態——善信聚集觀音廟借庫「撲水」、小販在天光墟擺賣、清潔工為散落馬路的廚餘善後。直至全片過了近三分之一，才出現第一句人物對白，且節錄得甚為精煉，片中甚至沒有交代拾荒者的姓名、背景。
有人描述《十方之地》的拍攝手法是去戲劇法、純觀察，但黃肇邦說這些形容未夠準確。他嘗試解釋：「有敘事在其中，絕對不是純觀察，只將他們平實的生活呈現出來。」紀錄片開首以字卡解釋「水」的意思，配以音樂，一切電影語言均是經思考後剪接，有黃肇邦的態度與視角。他說「心水清」的觀眾會明白，畫面調配反映了導演很多觀點。用了3年時間剪接的黃肇邦說，人物對白並非刻意被剪走，亦沒有挑戰觀眾之意，反而是相信電影語言。「現在大家嚴重忽略電影語言，靠對白去說（故事）。但很多時候電影有思考空間，還有畫面和聲音的創意。」
在外界看來，《十方之地》「很不黃肇邦」。他前3部紀錄長片以人物訪談為主，但他說：「其實骨子裏是很鍾情視覺空間。」此前他還在摸索階段，當累積了十多年經驗後，慢慢掌握到一種拍攝方式，貼近自己在日常生活看人的角度。有觀眾覺得他用了人類學的角度，去看社會和人的發展。原來他在大學的確上過一科人類學課，留下深刻印象，「後來我發現原來我看社會、看人，真的很喜歡用這種很闊的眼光去看」。
有紀錄片導演執意拍到自己想拍的，說自己想說的。黃肇邦不太在意自己想做到什麼，每次拍攝很隨意自然。他強調，被拍者有他的生活，導演有他的參與，但雙方的碰撞是他們共同的經歷和思考。《十方之地》前後花了3年拍攝，再花3年剪接與補拍。黃肇邦說，不是自己想拍這麼久，而是思考時間影響了每一個作品的製作長度。
片中主要被拍者包括一對回收廚餘和垃圾的夫婦，其兒子有時會來幫忙。令人深刻的一幕是，爸爸對着鏡頭說：「我犧牲最多──覺得我是家裏最偉大的人。」觀眾常常在映後談問及片中人物，想深入了解他們，但黃肇邦知道這次採用的敘事方式需作取捨。《十方之地》沒向觀眾交代被拍者背景，後段出現的人物對白均是零碎、點到即止，擔不擔心會斷章取義？黃肇邦說自己很有把握，放進電影的對白都是反映被拍者最關心的事，建基於他與被拍者長時間的認識，「如果我拍了5年，他只說了一句很juicy的，但是那句沒什麼原因、突然說的，我就不會用」。
出席各地映後談 觀眾關注大不同
《十方之地》2024年1月於鹿特丹國際電影節作世界首映後，先後參與香港、台灣、韓國及蘇黎世等地的電影節。黃肇邦出席各地的映後談，提及在歐洲的紀錄片節，觀眾對觀賞紀錄片有一定基礎，會好奇導演的創作方式、背後動機；而亞洲觀眾則更着眼社會議題，希望《十方之地》有更多回應。在香港的映後談，不少觀眾會好奇他人的觀後感，如片中受訪者、政府官員有否看過，「但在外國，每個人都是在意『我看完，我回應你（導演）』」。為何有此差別？黃肇邦仍在思考。
紀錄片是電影的一種，亦是電影的始祖。然而黃觀察到，香港觀眾缺乏看紀錄片的根基，仍習慣借用看電影的經驗。譬如有些觀眾認為紀錄片必須有起承轉合，或像時事專題節目，以旁述及對白敘述。有些人則期望紀錄片需對社會有影響力，「當有導演拍很個人的作品，沒有任何影響力，可能觀眾從未看過」。他指出紀錄片的功能可以很多樣，不一定要影響政策，也可以很哲學、描繪人與人的關係。
串流平台或許塑造了人們的觀影習慣，例如Netflix上架的紀錄片大多很資訊性，回應社會問題，很少購入一些很個人、日記式的紀錄片，「就算政治判斷也要很乾淨」。觀眾以為紀錄片就只有前者，黃肇邦認為紀錄片教育正陷於兩極化。這現象其實亦符合《十方之地》的主題，大世界影響着小世界，觀眾被動地接受平台揀選的電影，忘記了有思考的空間。
雖然去年多部港產紀錄片上映，但他認為香港在全球紀錄片工業中，只是恍似青少年的水平，未有穩固的創作及觀賞基礎。外國的紀錄片工業，有專業剪接師專剪紀錄片，很多東南亞導演會聘請他們。這次黃肇邦自己剪接，好處是可保持自己想表達的觀點和角度，惟容易有盲點。「站在世界的運作其實都應該分工的，但我覺得香港暫時沒什麼剪接紀錄片的訓練，人才方面一直都懸空。」
《十方之地》正在高先電影院及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場次預售中。黃肇邦出席了多場映後談，希望幫助觀眾理解電影。當中他重遇不少熟悉面孔，很多觀眾多年來看着他的作品，一起成長。拍了紀錄片十幾年，黃肇邦說前3部作品是小學程度，《十方之地》與下一部則是中學階段，看看有否機會「讀大學」。未來會否延續《十方之地》的敘事方式？「我從來都不會框死自己的」，他透露下一部紀錄片將會回歸以人出發，「我覺得每一次都用最適合的方式去說那故事，這是我自己的目標，反而沒那麼多枷鎖」。
文˙ 朱令筠
{ 圖 } 李紹昌、高先電影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王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