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的民族想像──讀塞薩爾‧艾拉《野兔》

西班牙語作家塞薩爾‧艾拉（Cesar Aira

1949 ~

）是當代拉丁美洲繼博爾赫斯、科塔薩爾等著名的阿根廷文學代表人物。從1975年到2017年間，艾拉創作的中篇小說、短篇集和評論性散文集多達八十部。如此多產的作家，作品卻總是在咖啡館即興寫作，堅持在紙上寫稿，寫好的稿子從不修改，這是他個性化書寫的特色。或許正因為如此，易於形成小說敘述話語怪異性和情節安排碎片化的感覺。而《野兔》的寫作，離不開原創構思講究智慧，寫作手法講究新奇，追求文學創作的細節與環境，串聯一種可以說是平淡而超現實的故事。

印第安人的「連續性」

《野兔》 情節繁雜散亂，以第三人稱方式，描寫英國人克拉克旅遊探索凝視紀錄下的一幅美洲風景。而故事關鍵的地方無疑來自歐洲古老的王室家族後代高納，講述羅薩斯（阿根廷獨裁者1793~1877）密謀探勘高納家族遺傳的鑽石（形狀貌似野兔模樣）下落，好意將馬「重複」（通行口令）借給克拉克，以讓他能平安到達薩利納斯‧格蘭德斯地區。

艾拉藉《野兔》敘述19世紀阿根廷的外貌以及印第安人所產生的特性、習慣和觀念講故事。他透過英國人克拉克到潘帕斯大草原尋找傳說中一種會飛的野兔，而陪伴克拉克的還有一個寡言的嚮導高納和一個活潑可愛的年輕畫師卡洛斯。他們到達印第安馬普切人的地域不久，大酋長卡福爾古拉卻在追逐野兔期間神秘失蹤。

克拉克肩負尋找野兔和大酋長重任的旅途中，屢屢走進離奇的謎團，從而改變他的命運軌跡且浮現各人的秘密。小說除去高納講述的鑽石故事之外，克拉克遇到其他部落酋長的身上，還有各式各樣的版本。不僅如此，一個故事與另一個故事之間沒有斷裂，只有連續。這使得艾拉通過克拉克，讓我們看到「這種連續性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它創造出一種自然的多樣性。」

印第安人能隨意穿透任何存在，使得本無關係的任何事物在顯現中發生微妙的關係，這就是「連續性」。或許在艾拉看來，只有在這個層面下，小說的寫作才能以基因編碼般的方式在任何一點上開始，在任何一點上結束，而整個過程又能具有真正的即興創作的屬性。

顯然，印第安人的言說與行動，使得整個潘帕斯大草原裡的任何存在都有了本質的關係。族群生活方式把世界切割成一塊一塊，讓人們相信這些就是印第安人的本質。

《野兔》情節安排奇特之處，在於印第安人普遍生育「雙胞」（印第安人寓意重複就是雙胞），作為故事架構上的策略。 透過大酋長卡福爾古拉的雙胞胎身分，一方面將「會飛的野兔」神話傳說當作手段，撈取政治上的好處。另一方面掩飾他失蹤後的身分──一個神秘的流浪騎手（小說結束時才交代）出現在克拉克面前：「在他們看來，那人好像是在沿著天際線前行，行進的路線忽上忽下，而不是彎彎曲曲的」。所以，克拉克三人會看到他「忽遠忽近，似乎觀察者被觀察者之間的整個空間都在傾斜。……那個孤身流浪的騎手在提醒人們，生活中有種種地位、身分、處境、立場的區別。」似乎要告訴我們兔子形象的另一面──如果只是在固定的地點活著，毫無冒險與叛逆的想法，那兔子也無法拯救一個人的生活。

這裡通過一個細節描寫，讓我們了解艾拉筆下印第安民族的特性，「印第安馬普切族一直在開拓連續的領土，其技巧之精湛，甚至連看得見的或者實質上起作用的聯繫手段都不用，而是讓連續性本身履行聯繫的職能。」但又容許「對連續性的認識會妨礙他們給出清晰的定義」這樣的狀況出現。那連續性的聯繫功能對印第安人而言，或就落在「野兔」身上。

「會飛的野兔」

小說最後揭曉克拉克真正的身分，他父親赫米亞斯在美洲旅行期間，愛上沃羅卡族人領袖胡安娜。而克拉克是胡安娜在薩利納斯‧格蘭德斯山洞分娩的雙胞胎之一，但卻不是赫米亞斯的親生兒子。作者艾拉在小說開端沒有多久，已然暗示克拉克擁有印第安族人的基因：

「這位英國客人看上去大約三十五歲，膚色黑，頭髮更黑。他不像是英國人，雖說這裡也有過這樣的英國人；他的樣子更像是印第安人，甚至更典型。羅薩斯早就發現了，因為他本人就像另外一種英國人，金髮碧眼，臉色紅潤。羅薩斯起初覺得這位英國人客人相貌醜陋，個子不高，像是東方人。」（原書頁10）

羅薩斯發現克拉克這個自然科學家的西班牙語說得很地道，是著名科學家達爾文的親戚。這個英國人打算要去阿根廷外省採集動物標本，其中有一種動物，歐洲的某些科研所很感興趣。但這個「雷西布萊里阿納種野兔」，雖說不是克拉克此次遠征的唯一目的，畢竟是最主要的目的。跟隨兔子旅行的故事，未嘗沒有了解自己內心隱蔽的洞穴世界，或也暗示尋找親人的含義：

「什麼東西藏得如此之深，非要把地球翻個底朝天才能找到？與此同時，它又是顯而易見的，隨便一找就容易發現，那會是什麼呢？按照這個說法，這個東西應該隨處可見，只要去找，或許在這個辦公室裡就能找到。」（原書頁24）

野外的兔子們大多數時間都生活在地下，我們幾乎永遠無法得知牠的真實狀態。這也許是艾拉在小說中留下了一個關於兔子秘密的原因。而屬於「雷西布萊里阿納種野兔」寶石的一個故事則來自於克拉克他們穿過岩石堆的夾縫向上走，到達沃羅卡族部落居住的洞穴時，傳說中的「野兔在平原上躲避一匹瘋馬的追殺，一下子跌進一個山洞裡，就變成了鑽石」。

如果說，克拉克懷疑卡福爾古拉在一覽無遺的草原上無故失蹤的事實，是為卡福爾古拉連續製造神話。那「會飛的野兔」這時毋寧是佔地的象徵手段。「這個民族的自然居住環境是山區，那裡到處可以藏身；地平線是平原能提供給他們的唯一元素…… 」既然是廣漠無垠的平原，那部落與部落之間的間隔，往往就是歷來互相殘殺佔地的誘因。如此，可以理解卡福爾古拉的其中一個兒子阿爾瓦里托似是而非的說：「我們印第安人相當無知，腦子笨，不懂得什麼大，什麼小，對間隔問題佯裝不知。」他們只知道連續性的拓展領土，而從不區分領土與領土之間的間隔問題。

如此一來，大概也就知道為什麼說「幾百年來，印第安人政治的核心問題就是領土之間的間隔問題。」而其中「會飛的野兔」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誠如阿爾瓦里托口中的「野兔也許是某個故事裡的角色，故事飛翔在間隔領土的上空，總是會飛到地球的另一側……

我父親，您大概知道他，把政府建立在神話傳說上」，把自己當成傳奇故事的主人公介紹給部下，讓他們為想像「會飛的野兔」領土瘋狂賣命的原因。

簡而言之，「會飛的野兔」在小說隱含有兩層意思，一是印第安人以「會飛的野兔」，象徵性地作為聯繫領土的標誌。二是一個被偷走的孩子變成大人，又或者大酋長失蹤，他以別的身分出現在另外一個地方，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之間建立了連續性。而克拉克本人就是被肯特郡一個殷實科學家收養的棄嬰，長大後回到阿根廷，在身世和處境之間，尋幽探勝之下連續性的轉變了自己的身分。

印第安民族的轉變

艾拉把大草原描寫成美麗、富饒，適合人類居住的樂園。這與19世紀阿根廷作家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

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1811~1888）在政治傳記《文明與野蠻》中描述印第安人是「野蠻因素」，企圖阻撓社會進步和國內的經濟發展看法不同。

顯然，艾拉在小說裡明顯以「野蠻的」印第安人接觸文化提供特別「阿根廷的」原素，這些原素對去殖民化的精英分子發揮巨大影響作用。新興阿根廷大都會裡的文化仲裁者，以一種在歐洲無法想像的方式，利用印第安人文化，作為一種非常男性中心主義的本真美學的來源。白人去殖民化的矛盾，就這樣在這種特別的文本實驗中消失殆盡。

艾拉在小說裡呈現接觸地帶及其文化混合的想像。歐洲的環境決定論，被運用於潘帕斯大草原的混血居民──印第安人。藉克拉克所說的：「阿根廷擁有可供發展的一切條件，而歐洲的藝術舞台氣數已盡，舊大陸的畫家們馬上就要移民到新大陸來了。」與此同時，克拉克受到印第安人社會和生活方式的迷惑和吸引，展現他對印第安人的仰慕與好奇。

從離奇失蹤的大酋長與克拉克的血統關係，加上神話傳說中「會飛的野兔」，這些被承認是真正阿根廷的文化物質的一個來源──一種容易控制的獨立文化形態的材料。甚至，作為印第安馬普切族大酋長卡福爾古拉建設政府的基礎。

艾拉從而否定印第安人是野蠻人這種看法，他認為印第安人創造了自己的文明，是個很有智慧的民族，很好的處理了人與自然生態的關係。在《野兔》裡，有以下的描寫：「印第安人掌握的化學知識很有一套，實際上他們的養生知識豐富驚人……」 （原書頁33）。敘述克拉克三人在薩利納斯‧格蘭德斯地區逗留之後，因卡洛斯去了綠洲後失聯。小說有這樣的一段描繪：

「在極度平坦的薩利納斯地區，只要能找準方向，近路總是很容易發現的。不過，誤差總是有的，雖然路線圖上有說明，結果卻偏離得很遠很遠。實際上，地圖上的地點常常不太準確。白茫茫的天空和馬兒慢走的嗒嗒聲，都妨礙他準確判斷時間，最終會導致他迷路。他選擇走弧形，雖然會繞遠，但是可靠。印第安人在規劃首都的建設時，安排了弧形布局，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原書頁65）

艾拉與薩米恩托筆下對潘帕斯大草原的書寫，分別在於前者對文學注重的是細節，是環境，是兩者之間恰到好處的平衡。而後者將潘帕斯大草原的居民被包圍在一幅畫裡，它的範圍如此巨大：北以棕櫚樹為界，南依永恆的白雪。薩米恩托看見每個地方都無邊無際：廣袤的平原、森林和河流。但它們卻引發恐怖的氛圍：

「地平線永遠含糊不清，永遠模糊在稀薄的雲務之中，那遙遠的雲霧讓人無法確定地終天始之處。野蠻人埋伏在南北兩邊，等待月夜到，便像一群人狼，撲向正田野吃草的奶牛和毫無防備的定居者。」

從歷史的意義上說，薩米恩托通過《文明與野蠻》描寫地方獨裁者胡安‧法昆多‧基羅加（Juan Facundo Quiroga）的傳奇一生。他聚焦法昆多生活的講述，是為了探討阿根廷作為一個國家在鞏固自身方面所面臨的種種苦難。根據薩米恩托的分析，法昆多的冷酷無情、保守獨裁主義、依賴暴力和私人軍隊，作為基本政治工具，以野蠻方式妨礙阿根廷共和國的建設進程。

反觀艾拉在《野兔》的書寫，雙胞胎繁衍生息所牽連的父子、舅甥的倫理關係，反映艾拉將道德和公民戲劇性地投射到月亮映照大山的風景上，他讚美印第安人的影子無處不在，顯然是受風景吸引而來。「他們有水一樣亮晶晶的皮膚，半睜半閉的黑眼睛，蛇一般耐心地追隨著流轉的時光。」

在意識形態意義上，這些投射是被設計用來將印第安人的霸權合法化，誠如高納講述自己的身世時說：「阿根廷的有些家族享有更多的土地佔有權」，而這種霸權凌駕和針對的不只是舊的西班牙統治，而且包括法國和英國的帝國主義，並且也許最重要的是，到19世紀20年代，還包括從屬的混血兒、非裔和土著民族的民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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