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爆點／六年等待之後，《我們與惡的距離II》在制度與人性掙扎之間，我們能否承接彼此的墜落？

2019年，《我們與惡的距離》橫空出世，在當時的台灣劃出一道從沒看過的弧線，以精準的敘事節奏結合強烈的社會關懷，劃下台劇質量轉型的分水嶺。而在漫長的六年等待之後，同樣的主創團隊帶著全新的故事，全新的結構再次造訪，當《我們與惡的距離II》以一場震驚社會的超市縱火案劃破暗黑的天空，我們又再次被拉回那片熟悉，卻依然令人不安的土地——一個在「善惡」與「好壞」之間拉扯、邊界模糊的社會。

劇中的許多劇情與真實社會高度共振的程度令人心驚，罷免、隨機殺人，以及，在台灣首次實施國民法官制度的時點播出。這並不只是時機巧合，而或許是一種鏡照，鏡中不只是加害者與被害者，更是整個社會如何應對創傷，如何討論正義的誠實倒影。

第一季聚焦媒體輿論，辯證死刑正義，《我們與惡的距離II》延續第一季的創作核心，明顯將關注焦點從個人悲劇拉到制度與社會網絡層面，編劇呂蒔媛從一份判決書獲得啟發，開啟劇本創作，經過四年田調及劇本撰寫，將觸角往外延伸到國民法官制度、精神疾病、家族壓力與社會系統性失能，構築出一個時間與角色份量都極有企圖心的龐大敘事，這樣的企圖心及劇情佈局不僅在台劇中極為罕見，在亞洲作品中同樣極具挑戰性。

劇中大膽透過非線性的時間架構敘事，交錯描述2001年、2011年、2021年與2023年四個時間節點發生的事件，如何互相影響，並或小或大改變角色們的人生。不僅考驗觀眾的邏輯及記憶力，也如同模擬創傷記憶本身的破碎與回返，這一次讓人們直視自己的選擇：在制度無法接住我們的時候，我們願不願意彼此承接？

《我們與惡的距離II》從一起造成多人死傷的隨機縱火案展開，劉子銓飾演的縱火犯胡冠駿衝動犯案，而他的案件會是第一起國民法官制度實施之後的死刑判決。這場火燒出的不止是胡冠駿的精神及家庭問題，而是隱藏在背後盤根錯節，橫跨20年與六個家庭的命運交錯。時間不再是線性，它被打碎成記憶與創傷的拼圖——2023年的國民法官審判庭、2011年的角色人生轉折，以及2001年原罪的起始。每兩集一次的年份跳躍，迫使我們重新拼湊角色的行為與選擇。

如同每一集開始前的片頭字卡，「沒有人該是一座孤島。」本季的角色設計更群像化，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主角，而是讓每一條角色線都充滿重量，都有各自的人生難題及掙扎。周渝民飾演的精神科醫師馬亦森，在經歷家庭破碎的傷痛後，從光譜中的「治療者」跌進「創傷者」的位置；薛仕凌飾演的政二代高政光，與楊貴媚飾演的母親高張玉敏之間關係緊張，這對母子既是家人，也是傳統世襲制度的代表。

而關於加害者以及加害者的家庭，則是《我們與惡的距離II》最令人揪心的部分。謝欣穎飾演的陳又茗在20年前遭遇了重大創傷，20年後則翻轉身份成了加害者家屬，遭受社會輿論的撻伐及霸凌；劉子銓飾演的縱火犯胡冠駿在《與惡II》敘事裡，不只被單純地簡化為惡魔或怪物，而是隨著劇情推進，逐步讓觀眾經歷他走過的人生。包括原生家庭的冷漠、錯過早療機會、教育挫折，最終陷入病識感失控，劇本層層揭開他在社會制度的縫隙中沉沒的過程。

相較劇情結構的複雜及人性掙扎，《與惡II》延續冷靜內斂的影像風格，導演林君陽以長鏡頭及不疾不徐的節奏，讓觀眾有足夠的呼吸參與情緒累積，也更能進入角色內心。不迎合、不說教，作品想提出的並非解答，而是對社會、制度與人性進行深入凝視的實驗行動，也是拋向社會的一個現實破口。如同戲中詹子萱飾演的簡齊蕙所說的話：「我只是希望這個世界，能夠溫柔地對待所有受傷害的人。」

善與惡有時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而仇恨或理解都是選擇，《我們與惡的距離II》想做的不是價值觀判斷或鼓勵選邊站，而是一個溫柔的提醒，提醒世界惡的樣貌，從來都不只是單面向的閱讀，而我們是否能放下心中的執念，靠近受傷的人們，在丟石頭之前，選擇成為那雙手，承接彼此墜落的瞬間。

《我們與惡的距離II》播映中。

自介：

資深媒體工作者，曾任國際中文版封面及電影線採訪編輯。成長於港片最輝煌的80年代，相信在黑黑的電影院裡痛哭一場的神奇療癒力，沒有一場好電影不能解決的事，如果有，那就看兩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