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文學‧大江健三郎：「完成度」極高的小說家
【明報專訊】大江健三郎在2013年出版的最後一部長編《晚年樣式集》尚未有中譯本，不諳日語的華文讀者暫未能拜讀。這部小說創作期間適逢2011年福島核事故，在此後數年日本民間的廢核運動中，都可看見大江健三郎老邁但筆挺而堅毅的身影。他是堅定的廢核分子，經常將他所聽說過，有關核災受害者的故事告訴傳媒，例如有個老農民對大江說，他在自己的土地耕作了50年，有天忽然有人對他說，這土地受污染了，以後不可再耕種。又有一個住在海邊的女士跟大江說，數十年來她每天都等丈夫捕魚歸來，再把魚獲拿到市場上賣，但現在海域受污染，再也不能捕魚了。大江問道，還有什麼災難比這更嚴重呢？他的積極反核源於日本政府對核危機毫無反省，他最後跟傳媒說道：「希望核電從世界消失。不停大聲疾呼，或許是自己能做的最後一份工作。」
自己能做到的最後一份工作，這份工作甚至比寫小說「更後」，更接近於大江生命的終點。大江健三郎以88歲高齡逝世，若以年數計，從他於1957年發表小說〈奇妙的工作〉，到2013年以《晚年樣式集》封筆，共歷56年。大江曾經不止一次介紹過一個閱讀法：以3年為一個階段，持續閱讀某個主題的書籍和文章，這是他的恩師渡邊一夫教導他的。我們若是大江的讀者，面對真可謂「著作等身」的他，視他為書紙上的老師也不為過，那麼他所說的「3年閱讀法」大概也可用於閱讀作為小說家的大江了。不過，閱讀大江健三郎，讀者面對的不止是56年的小說創作履歷，更有卷帙浩繁的思考，現實政治的、人道主義的。其中正如他所說，廢核是他最後的工作，最後的使命，但這重沉重的人道主義思考，對80多歲的老人來說自然不是一時熱血，而是潛藏了半個世紀以上的個人沉思和歷練。這是要讀懂大江健三郎第一條也是最後一條線索。
「內向」與「外向」的創作情態
華文界尤其台灣，對大江健三郎的翻譯、引介和接收，比較傾向關注他的「個人的體驗」。《個人的體驗》是大江以其面對殘障兒子的經驗為藍本所創作的小說，講述一個年輕父親的道德抉擇。其後大江多番以他跟兒子大江光，以及其家人「共同生活」的體驗和思考，寫成了各種小說或非虛構文學。有評論用日本「私小說」的文學傳統將他的這些作品歸類，但如此一來，卻是將大江的文學宏圖淺薄化和庸俗化了。作家以自我經驗構成文學創作主題，形成一種指向個人體驗和內心的「內向」情態，但在大江很早的小說創作歷程裏，已經清楚展示了他「外向」的一面。因此，即使另有說法指大江是「存在主義小說家」，這個標籤同樣也是一種很片面的約化，早期大江確實受過沙特和卡繆兩位「存在主義」大師影響，寫了一批早期著作，然而大江卻很早表現出對「存在主義」的逾越：「自我」一方面是一個必須努力奮鬥方能完成的哲學對象，另一方面也是面對現實社會政治的介入性主體。
在1950至1960年代，日本青年知識分子界沉浸在戰後存在主義思想、左右翼政治矛盾，以及美日安保條約的陰霾裏，讀者大概都了解，大江健三郎在《飼育》裏的幾篇小說對戰後「存在」經驗的刻劃，〈政治少年之死〉裏既批判右翼，也對左翼有所反思的態度，又或是他跟日本右翼文學代表人物三島由紀夫互相欣賞也各自表述的君子之爭。但同時間，大江亦積極介入政治活動，從美日安保條約、廣島原爆，到沖繩集體自殺事件，以緩慢、沉穩但堅決的態度一步一步逼近戰後日本社會的深層次困境。這遠遠不是「私小說」或「存在主義」可以概括的文學野心和個人追求。
或許我們應該這樣描述大江健三郎：他是一位「完成度」極高的作家。所謂「完成度」，是指作家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是否能夠透過作品築構一個完整、複雜而具深度的文學體系。無疑，在大江超過半個世紀的創作歷程裏，作品多而龐雜，但不論是前期、中期或後期，「內向」或「外向」書寫，卻皆有着相當嚴密的關聯。若有讀者果真以3年為期，細讀大江的全部作品（或哪怕只是大部分重要作品），不論從他哪一部作品開始讀，似乎都能按圖索驥、順藤摸瓜地讀畢大江的所有文學論題。
以「晚年」心境書寫
在大江晚年——可以是指他於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即約60歲以後——他經常以「晚年」的心境書寫。一是回溯到他的童年，以「自己的樹」為題，二是跟未來後輩的「新人」（或譯「新新人類」）對話。「自己的樹」是大江小時候在山野故鄉聽到的傳說：村裏新生兒的靈魂都是從森林中某棵樹的根部而來，如果孩子偶然在森林裏遇見「自己的樹」，年老的自己可能會走來跟孩童的自己對話。大江在書寫兒子和家庭紐帶的同時，常常回到他遠舊的童年記憶，那是戰爭時代，物質生活困乏，但對童年大江來說，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廣島和長崎的原爆。原爆令戰爭結束，也令日本天皇的神聖性瞬間隕落。而日後當大江在反思美日安保條約，以及對廣島原爆受害者的訪問中，逐步逼近對日本天皇制（或說作為一個國家「象徵」）的反思。換言之，原爆成了大江的原初創傷，從他年輕時對日本右翼的批判，到晚年「最後一份工作」的廢核，其實都是一脈相承，即一條「原爆—天皇」的國族紐帶。
至於「新人」，典出《聖經．以弗所書》。耶穌以肉身釘十架而重生，象徵消除對他者的敵意，達至永久和解。在大江的描述下，他在晚年盼望未來孩子能成為「新人」，然而他也不打算抱有過度希望，在姿態上卻始終保持着戰鬥意識。他曾提出一個稱為「戰鬥的人道主義」的說法，文學的想像力，是武器，而對抗的目標，則是可能無法達成的人道主義。這一表達本身已滿有存在主義色彩了，但他對抗的對象可不是抽象的「命運」，而是現實裏的政治：國家政治的不人道、恐怖主義等等。在《燃燒的綠樹》、《空翻》等小說中，大江試圖探究日本當代社會中的宗教意識跟恐怖主義的關係，挑動他這重思考的現實事件之一，是奧姆真理教發動的沙林毒氣襲擊。但大江在此不寫紀實文學，他是藉在小說虛構宗教，逼問更深層的時代結構。例如《空翻》所寫的是一個「卡拉馬佐夫式」的宗教論題：信仰可以是既沒有神，亦沒有教派，而是個人自足於天地的嗎？那又是一個存在主義式的詰問，但放在小說洋洋灑灑的日本當代社會裏，則成了叩問自二戰之後，日本社會始終未有真正面對的天皇制度與戰爭責任。
「我在曖昧的日本」
相對而言，大江健三郎最著名的一個政治表述：「我在曖昧的日本」就顯得相對溫柔了。大江在諾貝爾文學獎演講中，以這個表述回應文壇前輩川端康成同在多年前的諾貝爾文學獎演講中所說的「我在美麗的日本」。大江真正想表達的，是他不同意川端康成這種過度美化的民族主義觀念。某程度上，大江依然是一名民族主義者，一種左翼的民族主義，他認同日本國族，卻有所反省，而所謂「曖昧」，英文中可分別用vague及ambiguous，也就是「含糊」及「模棱兩可」之意。日本和日本人必須為戰爭和核爆深切反思，日本這個國家必須在憲政上發誓放棄戰爭，而不是「曖昧」的「現代化」和「西歐化」，才能走向新生。
如此一來，我們才能明白大江為何在《沖繩札記》中追究二戰結束前夕的民眾集體自殺事件。當時駐紮沖繩的日軍勒令當地民眾自殺，以示忠於天皇，日本右翼群體一直不承認這段歷史，並為此告上法庭。但大江不為所動，而且更進一步追問：「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亦因此之故，大江成為了「九條會」的成員，該會旨在支持日本國憲法第九條「永遠放棄戰爭力量」、擁護「和平憲法」、反對「憲法改惡」。在一本名為〈現在，請選擇憲法之魂〉的小冊中，大江健三郎發表了一篇名為〈這個國家是民主主義國家嗎？〉的文章，極力批評日本各屆政府跟各個政黨，均沒回應民間對於廢核、憲法中的集體自衛權以及沖繩憲法地位等問題的訴求。大江雄辯滔滔，力陳利害，完全不像他以小說家身分接受傳媒訪問時那種祥和和儒雅，卻應合了他在福島核事故後所說的：「不停大聲疾呼。」大江對現實政治的「外向」和「介入」，跟一般讀者所認識、作為（大江光的）父親和（伊丹十三的）朋友的文學形象，形成強烈對比。
不順應時代潮流的「晚期風格」
大江健三郎生於1935年，他曾說過，他跟文化理論家薩依德（Edward Said）同年出生，因此兩人是同代人。1995年，兩人進行了一場對談，題目是「晚期風格」（late style），這也是薩依德研究貝多芬音樂的題目。對談中，兩人試圖互相理解對方的觀點。薩依德認為，大江所認為的「晚期風格」涉及兩個問題，一是關於對死亡的預感，如面對衰老、疾病或生命遭到外力干預等；二是關於藝術家跟時代的關係，藝術家未必需要意識到自己是屬於當代的人，「晚期風格」反而要提出的，是一種超越時代的思考方式。
大江則如此回應他對薩依德的理解：首先，「晚期風格」不是老人講故事，調和而四平八穩，而是相反，藝術家在人生終點時，決心發出絕不順應時代潮流的聲音，明確地表現自我；其次，藝術家不要圓滑地融入傳統、服從社會權威，甚至索性自己成為權威，以圖獲得別人的尊敬和愛戴。最後，晚期風格之生，乃是跟企圖同化自己的勢力保持對立，不妥協，頑強地活下去。當時薩依德已身患癌症，生命行將到了終點，那時兩人的對話餘音繚繞，儼然呼應着即將走到生命終點的大江健三郎。
近年大江深居簡出，對他的身體和精神狀態的傳聞很多。他去世後，家人先秘不發喪，待安葬後才對外公布。於是我們所看到大江最後的身影，就只有他的「最後一份工作」：廢核。這件滿有「晚期風格」色彩的舉措，一直反覆召喚着大江56年來的文學生涯，以及88歲的漫長生命。說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完成度」很高的小說家，大概可以由這種「晚期風格」說起。
info：大江健三郎
1935年生於日本愛媛縣，畢業於東京大學法文系。1958年以短篇小說〈飼育〉獲頒第39屆芥川賞；1994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評審稱其作品「存在着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嶄新的見解、充滿凝練形象的詩這種『變異的現實主義』，讓他回歸自我主題的強烈迷戀消除了語言等障礙」；2002年獲法國政府頒授法國榮譽軍團勳章。著有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1964）、《燃燒的綠樹》（1993-1995）、《水死》（2009）；短篇小說集《聽雨樹的女人們》（1982）；隨筆集《沖繩札記》（1970）、《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1998）等。
文•鄧正健
美術•劉若基
編輯•鄒靈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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