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市」到在地實踐——建築視野看兩屆大阪世博

【明報專訊】在日本南海海槽地震預測公布僅兩周後，大阪世界博覽會於本月13日如期揭幕。回顧日本歷屆重大國際盛事，東京與大阪一向輪番登場——上一次已是半個世紀前的1964年東京奧運及1970年大阪世博。今屆世博會，也是在大疫情延期的東京奧運之後，再度回到大阪，吸引約160個國家與地區參展。

人工島夢洲：堆填區到「實驗場」

本屆世博會選址於大阪灣內的人工島——夢洲。這座島嶼過去是一片堆填區，與舞洲相連，「島連島」的佈局反映了大阪灣「填海」與「堆填」環環相扣的關係。回望鄰近的舞洲，早在1990年代末，對動畫大師宮崎駿影響深遠的已故奧地利藝術家百水（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便為當地設計了一座外觀奇特、如童話城堡般的垃圾處理廠——大阪市環境局舞洲工場。百水色彩斑斕、線條蜿蜒的建築語彙，掩蓋了其作為城市邊陲基礎設施的真實功能——從前焚化都市廢物而產生的灰燼，最終被運往夢洲，用作填海堆填；與吉卜力作品中反覆出現的生態寓言不謀而合：在瑰麗奇幻的包裝下，隱藏着對工業污染與城市擴張的深層反思。

夢洲的誕生正是這鏈條的產物，由垃圾焚化殘渣堆積而成的人工島，如今被地方政府寄予厚望，即便在有民眾質疑其為浪費公帑的「大白象」工程下，希望透過世博會轉化為展覽城市及科技港灣的實驗場。事實上，對於作為亞洲現代化先鋒的日本而言，歷屆世博會一直如一面鏡子，不僅反映出不同時期的經濟結構與社會想像，也承載着形塑國家形象的功能。同時，也是日本向世界展示其科技成果與城市理念的舞台，演繹「未來城市」的可能路徑。

這樣的脈絡最早可追溯至原定1940年舉辦的「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日本萬國博覽會」。當年，日本計劃以「皇紀」為名，慶祝建國2600年，並透過博覽會強化民族認同。然而，這場帶有強烈形式主義色彩的世博會，最終因戰局緊張而胎死腹中，原規劃在東京灣的用地亦未能落成，後來成為廣為人知的豐洲築地市場一帶。

大屋根交融地景 呼應「代謝」理念

當時因戰事胎死腹中的世博，30年後（即1970年）終於在大阪圓滿舉行，被取消入場的民眾可以憑舊票免費入場——當年矚目的盛會成為日本現代化歷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來到21世紀，特別是在本屆世博的時間點，適逢人工智能（AI）以爆炸性速度發展、日本恰好夾在兩個中東主辦國之間——該如何確立自身定位？上一屆的阿聯酋與下一屆的沙特阿拉伯近年積極推動觀光與超級城市計劃，沙特阿拉伯高度開發未來都市NEOM。面對高齡化、頻繁災害與碳中和壓力，日本選擇了一條更關注社會議題、重視在地實踐的路線作為城市更新的核心策略：例如木建的傳統技術結合現代工程交叉層壓木（cross-laminated timber），在國內廣泛應用到日常施工上，以實踐低碳排放及地震防災的準備。

今屆世博會的地標設計「大屋根環」，正是這種理念的延伸。由建築師藤本壯介（Sou Fujimoto）團隊設計，這座全球最大型的木構建築，靈感取自京都清水寺舞台下方的傳統「貫」（ぬき）樑工法。巨大圓環以天橋步道概念圍繞着園區，走一圈便能飽覽錯落有序的場館，猶如從山下望向小城的感覺。從外部觀之，這座巨型木結構亦順勢呼應夢洲三面環海的地貌，將一側海灣轉化為內港，形成建築與地景交融的場域。

對許多建築學子而言，藤本壯介的名字並不陌生。早在10多年前，在東京的他便憑藉靈活運用都市縫隙所設計的NA住宅（House NA）成名。這棟錯層堆疊的住宅，展現了他對空間流動與自然共生的關注，也為他日後推廣木建築與環境共存的理念奠定基礎。事實上，藤本所屬的這一代日本建築師，如石上純也（Junya Ishigami），以及妹島和世、西澤立衛成立的SANAA等，普遍對現代主義建築中機械化、功能主義的冷漠感到倦怠，轉而反思建築與自然、土地的關係。他們深受1960年代末從美國傳入的「大地藝術」（Land Art）運動影響，致力於打破建築與自然的邊界，將空間、地貌與藝術融為一體。這股風潮後來也延伸至日本地方藝術實踐，如新潟縣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從大自然中學習，正呼應了早在1970年世博會時，由一批年輕建築師所提出的「代謝」（Metabolism）建築理念。以丹下健三（Kenzō Tange）為首的建築師們，試圖將城市視為一種有機生命體，以「細胞」為比喻，強調建築應如生物般，能隨時間替換、擴張與再生。

「膠囊建築」與「海洋城市」 與災難應變有關

經歷戰後兩次經濟奇蹟，日本自1965年踏入了所謂「伊奘諾景氣」的黃金年代：彩色電視、汽車與冷氣機成為「三神器」；自動洗淨便座在世博中登場後普及，讓日本家電品牌迅速成為全球家庭的一部分；迴轉壽司也在當時普及，成就了壽司外銷的文化軟實力。數到最特別的，便是當年由三洋（Sanyo）研發的洗澡機，也於今屆世博會重新以人工智能化的方式登場。

當年日本把產品製造的標準化工序（workflow）及嚴格的質量操控，套用在樓宇建設上：「膠囊建築」正是當時的產物之一。建築以模組的方式預製，彷彿細胞可以隨意更換，只需保留核心支撐結構，便可更新與擴張。在這樣的氛圍下，代謝派另一位重要成員菊竹清訓（Kiyonori Kikutake）便提出「海洋城市」（marine city）的漂浮概念——在東京灣上建造環形結構住宅，不僅打破對土地權的依賴，在人口增長時更可自由擴展，並藉由圓形結構分散海浪衝擊。這些構想與日本長年面對地震等天然災害的經驗密不可分。如何在天災人禍之後快速回復正常生活，一直是建築領域的重要集體命題。

55年前靈活組裝的「未來嘉年華」

正當這類海上城市的構想多仍停留於理論階段，1970年世博籌委會對於臨時性建築的要求，正中代謝派靈活多變的建築語言——以有限預算和時間，可快速搭建、靈活組裝、締造富有未來想像的嘉年華空間。本來在西方停留於圖紙與模型階段的建築理論，例如英國建築學者普萊斯（Cedric Price）在1960年代初提出的娛樂宮（Fun Palace），以及英國實驗建築團體Archigram所設想的「插件城市」（Plug-In City），卻在1970年大阪世博EXPO '70的慶典廣場（Festival Plaza）與世博塔（Expo Tower）中獲得實踐。由丹下健三設計的「大屋根」以三角幾何的空間桁架（space frame）橫跨整個廣場，創造出無柱、全天候的演出空間，並設有軌道與懸吊系統，可根據節目需求靈活調整，建築瞬間變成一個劇場空間。而鄰近的大阪世博塔，則如一座垂直的移動網（moving net），膠囊狀瞭望塔依附在中軸結構之上，作為整個園區的制高點。空中單軌列車（monorail）於側擦身而過，將高度與速度編織成當時對未來都市的視覺藍圖。然而，大屋根所承載的不止是技術性「未來感」，它亦試圖建構一種來自日本神話的集體象徵。由藝術家岡本太郎（Tarō Okamoto）所創作的《太陽之塔》，從大屋根破殼而出，如同神祇降生，象徵旭日東升的神話意象，55年後的今天，它依然屹立在原址，成為萬博紀念公園中最具象徵性的建築遺構，像太陽一樣面朝南方的大阪市區。

回到今屆世博會的會場——那座矗立於夢洲的巨大圓環，既可說成代謝派的有機細胞，從陸地漂浮至海面；也可說成旭日東升的「日之丸」（Hinomaru），從水面緩緩升起。對大和民族而言，圓從來不止是幾何，而是執念，也是煩惱。如枯山水中，為在石頭扒沙的紋路而留下的圓相（ensō）：即使不完美、未完成，也正體現了「侘寂」（Wabi-Sabi）美學中對不圓滿的尊重。在這樣一片災害常存的島國大地上，沒有什麼能長存，繼而沒有什麼是完成，最後沒有什麼是完美。建築師或許無法告訴大家這個根深柢固的深層概念，但他們把意念隱含在工藝上，讓人穿行其間。

文：袁偉然

（戰後建築研究檔案（FAAR）成員）

編輯：謝秋瑜

設計：賴雋旼

電郵：frida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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