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歷過 2019 年反修例社會運動後，那段風聲鶴唳的日子已然消逝，換來是一片非比尋常的冷酷異境。社會上再沒有多少人敢說出當日社會運動的八字口號，也沒有多少新聞媒體願意冒住被查封的風險批評政府。畢竟在國家安全法通過後，任何人的言行都有可能使自己墮入法網。
以反修例運動為背景的香港電影《少年》，無法在港公映，別無他因，就是電影公司發行一部忠實描寫抗爭情義的電影的風險實在太大了。所以《少年》只好在外地找尋自由的窗口，讓電影能夠被觀看。
「大家不要抱著一個去看禁片的心態，我希望（觀眾）就是去看電影啦。」《少年》監製兼編劇陳力行寄語擁有自由的台灣觀眾。這話貌似平常，卻直接點出《少年》獨特的創作本質——它首先是一部誠實、純粹的故事電影，後來成為香港人口耳相傳的「禁片」，僅是因為現在的香港愈來愈容納真誠的聲音。故此，《少年》與廣義的禁片仍有相當遙遠的距離。而只有當觀眾擺脫了觀賞禁片的前設，才可看清電影的優異之處。
虛實交錯的《少年》意圖重現運動中不為人知的事跡，還原每個年齡、身份、家庭背景各異的抗爭者的精神面貌。劇情簡單直接，講述一名少女 YY 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意自殺，一眾抗爭者得知消息後，聯手走遍香港的不同角落，展開營救的一天。電影以搜救隊成員的名字、年齡及抗爭角色為字卡劃分段落，各人皆有充足的動機與成長背景支撐他們不辭勞苦的行動——參與抗爭及拯救陌生的少女——同時透過讓角色處於兩難的極端處境，觀察他們的決定，從而了解其甚具血肉的人物個性。《少年》把新聞上一個個寂寂無名的社運人士，用故事將他們帶到與觀眾相鄰的位置，一同呼吸。觀眾可以感受少年們的活力，也能理解彼此對香港產生的絕望。
由於製作成本有限，使故事節奏明快好比商業動作片的《少年》必須採用游擊式的拍攝手法，電影團隊不惜走到人來人往的街頭進行拍攝，其冒險精神與陳果 1997 年拍攝的《香港製造》不謀而合。唯導演任俠與林森手法較為優雅（polished），試圖貼近香港電影的主流特色，少了獨立電影的 Lo-fi 粗糙味道，更多的是精密的敘事計算及完善的拍攝構思。
導演任俠與林森多年前曾參與香港鮮浪潮短片比賽，前者憑政治驚慄寓言《螻蟻》奪得最佳導演獎，並獲台北電影節邀請成為放映節目；後者則以描繪工廈音樂人的日常《綠洲》獲得特別表揚，兩片均無刻意修飾，存有一份粗糙而自然的創作特色。尤以林森在《綠洲》去除戲劇的敘事處理，讓人物在電影中暢所欲言，恍如紀錄片般呈現社會主流以外的聲音。來到重視故事及背負抗爭者意志的《少年》，兩人捨棄了過往挑戰主流的個人風格，返璞歸真，利用傳統的電影技法把故事說好。
（以下內容含劇透）
臨近電影末段，主角阿南終於向同伴解釋他必須拯救陌生少女 YY 的原因，《少年》全體的創作成員握住了一個極具表現性的機會，匯聚敘事與光影玄妙的力量。隨著他憶述與 YY 相遇的過去，背景奏起 AKI 宛如坂本龍一清澈而扣人心弦的配樂，攝影機緩緩朝他絕望痛哭的臉孔推進，有幾道光忽爾出現掠過他的臉，鏡頭一剪閃回影片初段 YY 從警局保釋出來的段落，唯這次是以阿南的角度出發，而這不是阿南首次遇見她。電影以一片只有紅色與藍色的象徵性畫面背景，呈現阿南與 YY 之前在抗爭戰場上相遇的時刻，阿南敘述他在混亂中逃跑而撞倒了 YY，最後在自己跌倒時，卻是由 YY 走過來捉起自己的手。
這解釋了《少年》的拯救行動之所以動人，源自角色之間雖則萍水相逢，在彼此有難時卻會奮不顧身地營救對方。而這就是香港 2019 年反修例運動的其中一個面貌——一群互不認識的香港人各盡所能，拯救危在旦夕的「手足」（同伴），發揮團結精神。
從《少年》開場 YY 帶著鮮花走在金鐘道，於祭壇悼念首位於示威現場身亡的抗爭者梁凌杰，電影便肩負起繼承逝者意志的重任。當虛構人物踏足佈滿血淚的現實，《少年》便揭開了香港電影的新一頁，創作人用故事與光影撫慰香港人的傷痕，並溫柔地祝福觀眾：願你一直保持一顆年輕的心。
香港電影應當好好記錄如此真誠動人的頃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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