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核能產業似乎正在上演一齣複雜的經濟劇。多年來,核電廠的新建案寥寥無幾,但近期這一趨勢有所改變。是什麼驅動了這項轉變?是究竟是真愛,還是利益權衡?或兩者的微妙結合?
回顧過去,建造核電廠的成本簡直讓人瞠目結舌。1960年代,三里島第一期建設成本約為4億美元。而今天,這個數字已飆升至50億到100億美元。是的,通脹是個無法忽視的角色,但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額外的成本究竟從何而來?
答案可能跟你想的更複雜。核電廠的建設不僅涉及技術和材料成本的提升,還包括了勞動力培訓和保持連續施工的挑戰。有人將核電成本上升歸咎於「美國失去建造大型基礎設施的信心」,並樂觀地認為,只要像建房子一樣批量生產核電站,成本自然會下降。這種類比未免過於simplistic。核電廠建設的複雜程度遠非住宅可比,涉及核安、環境影響等諸多因素,規模經濟的邊際效益遞減也十分明顯。Vogtle核電廠的案例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即便培訓了1.3萬名工人,成本依然居高不下。理由是這些工人在完成一個項目後往往會轉向其他行業,導致下一個項目的成本重新飆升。想像一下,每建一座新車站都要重新訓練一批工人,這本身就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對於政策的變化,核能產業似乎站在風口浪尖。如《通脹減少法案》(IRA),意味着核電站可以享受與太陽能和風能相同的稅收優惠。事實上,核電站可以享受每千瓦時3美分的生產稅收抵免,從而使得核電站的效益大大增加。此外,核電站可以與微軟等公司簽訂長期合同,保證電力的銷售價格。這意味着核電站可以獲得穩定的收入,從而減少了風險。
電力傳輸系統的限制也是核能復興路上的一大障礙。以伊利諾伊州向紐約市輸送電力為例,跨州電力傳輸須經過印第安納州、俄亥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每個環節都存在容量限制和技術瓶頸。每新增一座核電廠,須經過嚴格的安全和容量評估,這無疑延長了項目的審批時間。相比之下,德州採取「風險自負」的策略,僅關注安全部分,省去了容量評估,迅速批准新的發電設施。這種快餐式的審批方式雖然效率高,但長期來看,可能會帶來電網不穩定的風險,令人哭笑不得。
能源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核能復興更是如此。核能的未來或許光明,但要克服的挑戰仍如高聳的反應堆一樣龐大。政策優惠、建設效率和市場需求的三重奏能否奏響美國的核能新篇章?且拭目以待。
徐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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