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能夠看到的馬來西亞電影不多,可能要你數一兩部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台灣演員吳慷仁剛憑《富都青年》拿了金馬影帝,片中「探監」一場他單靠手語和神情的精湛演出,堪稱技藝四座。而這其實是部馬來西亞電影。大家去看出爐影帝演出時,也可順道好奇一下:馬來西亞電影究竟是長什麼樣子?
當中的一大特色,大概就是其文化多元的社會環境了。對香港觀眾來說,甚至可能會因為片中不乏「廣東話」,而感到格外親切。訪問《富都青年》導演王禮霖、監製李心潔時,我們也從語言說起,再逐漸進入電影的核心。
富都不富 時代變遷成了外勞聚集之地
《富都青年》夾雜很多不同的語言,有廣東話、普通話、馬來語和英語,不斷切換,對不同背景的人自然會說起不同的語言。我當然知道李心潔能說流利的廣東話,但也不敢肯定王禮霖是否也一樣。「懂三種語言是很基本的,尤其在吉隆坡。」李心潔指的三種語言是廣東話、普通話和馬來語,「如果像我一樣是福建人,也會說福建話。」
《富都青年》有這樣的多語言背景,只因當中的角色有很多不同的「身份」。「身份」是電影前半部分最大的主題。吳慷仁和陳澤耀在戲中分別飾演阿邦、阿迪(電影的英文片名 Abang Adik 其實就是兩個角色的名字),都是沒有公民身份的角色,他們在混雜了不少外勞的富都生活,日子過得一點都不輕鬆。那個地區雖喚作「富都」,卻一點不富。
「富都」是馬來語 Pudu 的華文譯名,過往華人慣稱作「半山芭」,本來就沒有「富」的意思。然而以此作為片名,卻帶有諷刺的意味。王禮霖說,富都在七八十年代時,的確有點「富」:「因為靠近市中心,當年那裡有很多批發生意,但現在當周圍都有很多新的建築物時,它卻依舊是那個模樣。」到九十年代,原居於富都的華人因為經濟條件改善逐漸遷出,那兒的住宅便租予來自其他東南亞或南亞國家的外勞,面貌有了很大的轉變。事實上,幾年前王禮霖監製的《分貝人生》(陳澤耀、張艾嘉主演),也有在富都取景,他一直覺得這個地方有很獨特的味道(這個賣菜殺雞的市場也確實有點氣味),便決定自己的導演首作要在這裡拍攝。
困境之下道出愛的偉大
至於有關「身份」方面的議題,外地觀眾最好先了解一下馬來西亞的戶籍制度。戲中阿迪有「出世紙」,卻沒有公民身份,究竟是什麼原因?王禮霖解釋,通常有這個情況,多數是因為爸爸是本地人,媽媽是外勞,「他們可能沒有註冊結婚就生了小孩子,沒有合法地註冊,孩子就沒能拿到身份證,只有醫院提供的出生證明」。根據馬來西亞的法律,這種情況孩子不能跟爸爸,只能跟媽媽,然而因為媽媽是外勞的關係,她生了孩子不久可能就要離開了,「身份」就變得難以追尋。
李心潔指,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法律」。「你不承認他們,其實會造成很多社會問題,他們當中很多是人才來的,但馬來西亞政府卻好像一直未有處理這件事。」於是,這些人就有如戲中那樣,要靠一些福利團體幫助他們拿到身份證,但過程也一點不輕易。
說到這裡,如果你未看《富都青年》的話,大概會以為這是一部以探討社會問題為主的作品吧,但電影在中段其實漸漸轉了方向,更聚焦在阿邦與阿迪的兄弟情上。
「有一位觀眾也問過我,他覺得前面交代了這麼多問題,後面怎麼會變成這樣?其實我們寫劇本時也談過這個問題。我們都知道,沒有可能在電影控訴過後,政府就會解決了那些問題,因為問題太多了。如果要將這些問題都放進電影,要設計的東西也同樣太多。所以我們最後都說,這只是一個背景,我們要寫的,說到底都是人。」而王禮霖相信,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一件事叫做愛,「這是故事可以寫下去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富都青年》的下半部分,更想寫愛的偉大,同時亦想承接前面的鋪墊,面對社會的種種制度,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改變的。「你的出生都是注定了的。好像戲裡面的阿邦,一開始已經注定了他是一個影子,他就好像一個不存在的人,就算現在他死了,也沒有人會關心,沒有人會發現這個人消失了,因為他沒有身份。他自己也知道這個情況。阿邦阿迪兩個都在這樣的困境裡面,所以他們即使不是親生兄弟,但感情卻比一般家庭的兄弟好,因為彼此可以扶持,阿邦甚至會為了弟弟而作出犧牲。」
關注邊緣人 探討身份認同問題
《富都青年》另一個特別的地方,是把兄弟之間的情感描繪得特別親密;此外,戲中還有一個很照顧兩兄弟的變性人角色 Money 姐,劇本顯然想包括更多不一樣的書寫在裡面。王禮霖表示,這些寫法、角色,其實都在講「身份」。「現在富東確實住著這些人,所以放一個變性人的角色進去其實是很真實的,大家都要身份。兩兄弟的感情其實是我本身的感受,因為我覺得當情況越艱難,你的愛就會越多,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多了,你只會覺得很平常。」
王禮霖對於「邊緣人」的關注,早在他過往製作的作品已可見端倪。《分貝人生》講底層生活,《迷失安狄》有關變性人,到自己當起導演了,也有把這些社會議題延續的意向,《富都青年》當中就有外勞、變性人,以及無法取得身份的兩兄弟等等。這次他全心全意圓導演夢,最困難的反而是物色一個理想的監製人選。他想找一個馬來西亞人去擔任這個崗位,很快便想到找李心潔。「當時她剛回來馬來西亞,我就覺得可以試一下,雖然我跟她不算很熟。」
這大概不是一般觀眾能估計得到的人選,畢竟李心潔一直以來的形象就是歌手、演員,即使近日有執導的經驗(《孩子,你好嗎?》),也年資尚淺。李心潔自己也很意外有人找她做這個工作:「我真的可能會努力成為一個導演,但我真的沒有想過有人會找我做監製。我是否適合做監製,有沒有這個能力,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他(王禮霖)找我時我都呆一呆,但他又很堅定,說很想我陪他走這條路。」
李心潔只看了故事大綱便決定一嚐當監製的滋味。「以我的資源去幫助馬來西亞電影推廣到更大的市場,也是我的心願。我覺得如果有一個新的導演,他真的覺得我可以幫助他到最後,無論他覺得我可以幫他什麼,我是願意的。我覺得馬來西亞有很多人才,也有很多熱愛電影的電影人,但是我們真的太少機會,太少得到支持。馬來西亞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是一個寶藏,但很多的面貌未被外國觀眾看到。」
「我看了《富都青年》的故事後,我有信心這個故事可以做,因為我自己在馬來西亞都有慈善機構,都在幫助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甚至乎有一群朋友都是沒有身份的。我很關注社會底下層的人。我不知道他做導演的能力如何,但我覺得我要幫他做這件事。我會跟一個人合作,第一就是看他的本質。他非常重感情,很善良,是一個很用心推廣馬來西亞電影、栽培馬來西亞新演員的電影人。第二就是我覺得電影是騙不了人的,尤其是導演的作品,如果你心中有愛,你拍出來的電影感動人的機會就很大。我覺得以他的性格,他一定可以做得到。」
迎接馬來西亞電影新浪潮
王禮霖讀廣告設計,首次執導電影,他很自然會應用這個專業,以色彩說故事。「其實我們整部電影有三個部分,這三個部分的顏色是慢慢變化,鏡頭也是慢慢變化。第一個部分就是命案發生之前,你看到鏡頭是跟著你的,是有移動的,有色彩的。命案發生的一段,你會看到色彩變得更深,然後鏡頭漸漸變得穩定。阿邦自首入獄之後,你會看到有很多 close-up,那些顏色更加黯淡,這些都是跟攝影師編排好的風格。」
問到馬來西亞觀眾是否支持自己本土的電影,王禮霖說相信他們是會去看的,但也承認,「文藝片」或「art film」肯定不容易生存。「一般觀眾一定是最喜歡商業片,文藝片在馬來西亞的觀眾不知為何越來越少,所以希望除了馬來西亞之外,我們還有其他地方的市場。因為如果你因此不去做,就會少一部。我覺得觀眾是要教育的,其實有些觀眾甚至不知道甚麼是文藝片,他們只知道賀歲片。所以我覺得你有了作品,你就可以教育這個市場,你能教育多兩個人就多兩個人,你沒辦法一下子改變它,因為改變不完全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它要靠政府、企業家一起去改變市場。最重要是你有沒有做出一些東西,對我來說就是這樣。」
李心潔則覺得馬來西亞的電影質素一直在提升,甚至近年可以看到一股新浪潮出現。「今年馬來西亞推出的電影其實是有著一種新的風味,無論是馬來導演或是華人導演,都有他們自己獨特的風格。有幾部譬如張吉安的作品,以及一部叫《Tiger Stripes》的(編按:港譯《虎紋少女》,早前曾在香港亞洲電影節放映),都有著新的攝影風格,講故事的手法也大膽一點。我覺得馬來西亞還有很多內容的寶藏是大家可以去發掘的。」
身為監製,她在訪問結束前不忘再推介《富都青年》,相信這是認識馬來西亞電影一個不錯的入口。「這部電影不難消化,說的是很真實的東西。大部分看完這部電影的人都能得到一種共鳴,雖然這是發生在馬來西亞的一個故事,但因為人都是有感情的,只要那個感情夠真,那個愛是很深的時候,你一定感動。」二人最後還笑說,至少應該要來看看吳慷仁!
李心潔
化妝師:SHUEN KONG
髮型師:Lupus Chiu@Orient4
場地支持:香港文華東方酒店
鳴謝:香港亞洲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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