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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電影人陳哲藝:《花路阿朱媽》如果能夠成功,會是新加坡電影很重要的轉捩點

香港終於走上「復常路」,儘管進程緩慢,卻也至少讓這一年的「香港亞洲電影節」拾回點點往日的生氣——終於有海外的電影人出席映後談,分享創作心得了。其中一位是來自新加坡的陳哲藝,影迷對他該不會感到陌生了,他在 2013 年便以不到 30 歲之齡,憑導演首作《爸媽不在家》獲得金馬獎 6 項提名,最終更捧走了其中 4 個獎座,包括最佳劇情片、最佳原著劇本和最佳新導演等。

這次陳哲藝來港,卻不是因為有導演新作面世(事實上也快有了,他今年就拍了兩部:華語片《燃冬》和英語片《Drift》),而是以監製的身份出席活動,當一個更全方位的「電影人」(filmmaker),而且一來便是兩部作品,包括泰國電影《諾諾係個好學生》(Arnold is a Model Student)和新加坡電影《花路阿朱媽》(Ajoomma),他說希望趁自己有能力時,能幫到東南亞地區的導演。這次跟陳哲藝的訪談主要圍繞《花路阿朱媽》——它在今屆金馬獎也有不錯的成績,共獲得 4 項提名。不過,他卻在訪問期間表示:「如果有一天沒有新加坡電影的話,是沒有人 care 的。」近日星港競爭成為熱話,但你睇人好,人睇你亦有羨慕的地方。

製作前後花了 7 年

雖然陳哲藝不是《花路阿朱媽》的導演,但他與初執導筒的何書銘是相識 15 年的好友,影片整個創作過程他都算是伴隨左右,何況他還身兼監製一職呢?《花路阿朱媽》其實早於 2015 年 12 月已開始籌備,由當時只有一頁的大綱,到上月初於釜山國際電影節首映,前後花了 7 年時間。「劇本弄了至少有 4 年。」原來陳哲藝之前一直住在英國,他就跟當時身在美國唸電影碩士的何書銘透過 Skype,遙距討論劇本的細節,來來回回,不斷的提供意見。

《花路阿朱媽》是何書銘的構思,對他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個人的故事。故事講述一名沉迷韓劇的新加坡師奶(洪慧芳飾演,她也獲得今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提名)本來即將跟兒子到韓國旅遊,可是兒子臨時因公事要到美國,於是她只好獨自踏上旅途。期間她迷失街頭,加上語言不通、文化差異,鬧出不少笑話之餘,過程和結局同時亦有賺人熱淚的地方。

雖說是部新加坡電影,但劇情需要有 8 成的時間在韓國拍攝,這也提高了製片方面的難度。陳哲藝必須要在當地找一個可以信任的人聯合監製,他有兩、三年時間不斷飛到韓國尋覓,卻發現很多有名的製片都不會講英語,他們也很少搞合拍片,因為本土市場已足夠大了。另一個也許更大的問題是:「they don't make small films.」可《花路阿朱媽卻是一個預算不多的獨立製作,而且是新導演拍的,幾經艱辛才遇上一個拍廣告、也會說英語的,碰巧對方又一直很想拍長片,便促成了合作。

當製片心理壓力很大

擔任一個監製絕不簡單,找合作對象難,找資金更難。《花路阿朱媽》的資金都是陳哲藝找回來的,包括新加坡、韓國兩地的補助金,其中花在韓國演員身上的佔不少,同時也教他最「擔心」。「演員的合約都是韓文,你要很相信這位製片。而且簽了合約,還沒有開拍,演員的費用就已經付了!」他說在全世界也沒遇過這種事,心想,萬一演員跑掉了怎麼辦?可韓國製片卻說,這從未發生過呀。

最後當然是拍攝成功啦。況且,作為一名監製,陳哲藝說他有很清晰的預算分佈,即使他認為很重要的「戲中戲」部分,也不能說想請李敏鎬便亂花錢,可他也深知必須要找一位知名韓劇男演員上陣才夠說服力,便預留了較大的酬勞在這個部分;不怎麼看韓劇的他,最後在多方意見之下,邀得呂珍九客串。

劇本雖非真的出自其手筆,但他給的意見很多,也要求劇本要足夠札實才能開拍。「獨立電影,要是寫多了無謂幾場,可能又會花多一天的拍攝費用。」疫情期間拍攝也讓成本提高,酒店隔離、核酸檢測通通都是錢,他監製的《諾諾係個好學生》,在 2020 年開拍了 3 天後,泰國便實施封城,結果半年後才能恢復拍攝。

他坦言當製片的心理壓力很大,但還是要保持樂觀的心態。「只要你開拍,你就會拍完。那怕多難,那怕要找更多人。」

《花路阿朱媽》的「戲中戲」部分。

沒有文化就沒有國家

跟陳哲藝自己的作品不同,《花路阿朱媽》是一部喜劇取向的電影,問到這是否存在某種商業考慮時,他說這個故事本來就很大眾化。「你去看導演之前的短片,本身就有一點點這種幽默。」他也強調,由他當監製不等於要導演拍成一部陳哲藝的電影,「如果這樣我就拍我自己的電影啊!」

「這個導演的 sensibility 是什麼,他想要的氛圍是什麼,他的 vision 是什麼,然後我以我的能力 push 到他去 fulfil 這個 vision,才是最重要的。」但他承認,電影裡肯定會有他的東西。「Casting 我參與很多。女主角洪慧芳是名電視演員,我們從小就看她,就像你們看 TVB 的演員,她演了 40 年的戲,但都是演配角。電視演員都會有一些壞習慣,所以我花了 6 個月時間做 workshop、rehearsal,很多我對自己作品的要求,我都會要求演員、要求導演、要求團隊去做。」

《花路阿朱媽》講洪慧芳飾演的新加坡師奶沉迷看韓劇,其實是整個亞洲甚至全球都會有共鳴的一回事,問陳哲藝怎麼看韓國文化席捲全世界時,他答:「其實我有研究這個東西!」作為一名製片人,常要申請撥款、補助,準備 presentation,這些資料搜集他早就做過了。

「他們的成功,你要追究到 30 年前,當時韓國政府看到日本、香港和台灣都相繼冒起來,認為韓國也要有一個新的策略——發展文化,後來總統(編按:金大中)更做了 3 個決定:第一,他把投放在文化的預算,從國家 GDP 的 0.3%,提升到百分之一,這可是很大的幅度。第二,要有文化,就不能有審查,不是說完全放鬆,但如果支持文化就必需要有自由。第三,採取新的政策、法律,讓更多的創作人,無論是拍電影、做音樂的,都可以保留自己的 IP(Intellectual Property)。」新的政策,讓更多的錢可以進來,韓國的戲/劇也因此愈拍愈多。「韓劇最初沒有人願意買,他們就免費給人放,習慣了之後,現在韓劇的價錢已很高了。」

陳哲藝到韓國找合作夥伴時,曾到過 CJ Entertainment 的辦公大樓,那裡每層的部門都貼上一張海報,寫著「no culture, no country」,沒有文化就沒有國家。「你要有一個 30 年的 Policy,如果現在還沒開始,30 年之後可能就沒有新加坡電影了。」

《花路阿朱媽》在新加坡吸引了一些二三十年都沒有走進戲院的家庭主婦去看。

走出國門 新加坡電影才能發展下去

《花路阿朱媽》在新加坡首映時,陳哲藝就說到,如果這部戲能夠成功,將會帶來更多的可能性。「這部戲很重要,算是一個轉捩點,因為它剛剛好在商業和藝術電影之間,可能我的影片是純文藝的,而新加坡也有很商業的電影,譬如說梁智強的《小孩不笨》、《新兵正傳》,比較通俗的喜劇,但這個戲就剛剛好,它本身有自己的價值,也有藝術上的追求,但是它不難懂,譬如說,我爸就完全看得懂這個電影,看了也會哭,但我爸是看不懂我自己的電影,如果它不可以成為成功的例子,我會很擔心下一代的年青導演可以怎麼樣走下去。」

陳哲藝表示,新加坡電影事業一直很困難,即使是疫情前,年產量也只有 15 到 20 部電影,非常低,疫情期間更跌到 5 至 7 部左右。他說菲律賓、印尼和泰國電影的製作費是可以很低的,但新加坡卻很高,「如果拿那麼多錢去做一個東西但完全不 sustainable,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生態,所以這個戲是很重要的。」

訪問之時,《花路阿朱媽》近兩星期在新加坡的票房都排在第二,僅次於荷里活大片,反應是很不俗了。但陳哲藝認為,新加坡電影要走出國門,才能真正發展下去。「新加坡太小了。新加坡很不同的地方是,韓國人講韓語,日本人講日語,但新加坡講英語。你去問普羅大眾,沒有人需要新加坡電影,他們都看好萊塢(荷里活)電影。如果有一天沒有新加坡電影的話,是沒有人 care 的。」他說新加坡跟香港看來雖很相似,不一樣的是香港人都很支持本土電影,新加坡人卻不,「這是蠻悲哀的。」

他提到早前跟 Disney+ 開會,看所有東南亞國家的數據,大致上觀影喜好都是 40% 英美、20% 韓國和 40% 本土影視作品,就只有新加坡是 80% 英美、20% 韓國。「新加坡人沒有覺得需要看自己的文化,所以文化事業是處於一個危機。」所謂走出「國門」,就是希望本地的電影人能在國外有其他的嘗試,或者有成就,他就可以有機會用他外面的資源,回到新加坡去拍東西。

如何超越語言,仍能拍出新加坡的味道,成為了關鍵。《花路阿朱媽》雖然那麼多戲份在韓國,但韓國人卻不會把它當成是韓國電影。「你看李安導演的《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它的 mise-en-scène、它的節奏,完全是一個亞洲人的 sensibility,也只有亞洲人能拍出來。」《花路阿朱媽》則靠戲中的「安娣」(aunty)獲得當地中老年人的共鳴,「一些二三十年從來不進電影院,只在家裡看電視劇的家庭主婦,竟然會約朋友去看這部電影,而且看的時候也會哭,我也很意外。」這麼說來,也不能說當地人不支持自己國家的電影了。有屬於自己地方的特色,在任何藝術創作上,都是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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