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鄒彤文
圖片 : 達志影像
那天傍晚阿祖在挑菜，挑菜會有剩的菜根，需要人手幫忙善後。
當時我大概是小學二、三年級，跟姊姊還有兩個弟弟在客廳看卡通。四個小孩窩在一起看小叮噹(當時還不叫多拉A)，早就沒神了。
我們肯定都聽見了阿祖在喊小孩，要我們去拿鍋碗瓢盆幫忙，把可以吃的菜葉裝起來，打掃殘枝。但誰都不願意抬起屁股去撿無聊的菜渣，深怕錯過了電視中的劇情，明天到了學校會跟不上流行。
阿祖的身材圓潤，愛穿旗袍，是個看重打扮、好享受的人。每天哪怕只是出門跟左鄰右社寒暄，也會上一點淡妝，手上拎個細緻的口金包。她的脾氣硬，價值觀很傳統，如果你常看台灣或韓國的婆媽劇，應該對她這種角色不太陌生。
在廚房喊了半天沒人回應，阿祖火大了，抓起一根棍子走進客廳，一臉惡相。四個屁孩一見苗頭不對，全部從座位上彈了起來，四處逃竄。驚慌之中，我鑽到了一張桌子底下，縮成了一團，然而阿祖硬生生地把我從桌子底下拖了出來，像是在拔一根蘿蔔，接著就是一頓棍子。
要說我傻吧，沒跑遠一點，躲在桌子底下被揪出來活該，這我沒話說。
只是時間久了、次數多了，我再怎麼傻也發現了一件怪事：四個小孩裡面，不論是誰先開始搗蛋，最後都是我遭殃。彷彿我就是電視裡品行不良的技安(現在的胖虎)，只要打倒我故事章節就會圓滿結束。
那時我還太小，不懂得應該要追根究底地思考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反而是很「貼心」地為阿祖找了個台階下—我一定是做錯了什麼。不然阿祖不會在所有小孩都造反的時候，只打我一個。
後來透過大弟，我才找到了答案。
在那段日子裡，我跟大弟尚未交惡，還有辦法坐同一張沙發看電視，或是該說搶電視，搶到最後大打出手的那種。然而，比起現在我跟他的情況，這已經算得上是一派和樂了。
女生發育得早，大弟自然打不贏我，但他人小歸小，卻已經懂得輸人不輸陣的道理。某一次戰敗後，他忿忿地用嘴砲噴了我一句：「妳這個殺人兇手！」我一愣，問他為什麼要這樣講，他只回答是阿祖說的，阿祖說妳殺死阿公。
聽見他的指控，我沒辦法反駁，因為我想不通自己怎麼殺了阿公，在什麼時候犯下了如此重罪。我能想通的只有一件事：原來在阿祖眼中我是殺死阿公的兇手，是我斷絕了家裡的經濟來源，難怪她每次都只打我。
沒有血緣關係的長輩
在我記憶中，阿公常常叼著一根菸，皮膚很黑，身形瘦長，雖然滿臉皺紋但沒長白頭髮。
身為家裡的長子，他日復一日清晨兩三點就起床，去漁市場批貨賣魚，賣完下午就到工地做板模。他這麼拼，一方面是他肩負照顧阿祖的重任，另一方面，是因為他想要彌補自己過去的貧窮。
阿公小時候家境不好，沒機會讀書，所以他這一生的牽掛就是要讓自己的四個孫子好好讀書。
他常說：「他們想要讀多高就讀多高。」他也確實用盡了生命去實踐這件事。
因為阿公的努力，我小時候的住家從原本一個很傳統的小磚瓦房，到後來變成一大片地，上面蓋了一棟房子，客廳大到可以讓四個小孩在裡面飆腳踏車。包括我讀幼稚園的時候還能學兩年芭蕾舞，也是托他的福。
除此之外我與阿公相處的回憶其實不多，只記得有一次他抱我坐上他的野狼機車，載著我外出。我們到底去了哪裡，我想不起來了，但我感覺得到他很疼我。
然而，這麼努力工作，盡全力改善家人生活的阿公，他照顧的小孩還有孫子，其實跟他並沒有血緣關係。
這是怎麼回事？
我只能說這是老天爺的創意，祂開了一個很八點檔的玩笑。說到這邊我不得不先介紹另一位角色，一位在我生命中戲份重大的人物—阿嬤。
有不孕症的童養媳
阿嬤就跟阿公一樣，是個身形瘦弱，臉上寫著「勞碌命」三字的人。她一大清早就起床批菜、賣菜，下午撿破爛，全年無休。天氣不好的時候，她只管戴個斗笠就出門工作。不管時間多晚，只要聽到有紙箱可以回收她一定不會放過。
她能有如此充沛的工作能量，八成也是貧窮的副作用。跟阿公一樣，阿嬤小時候的家境也不好，很早就被家人賣出去當童養媳。
作一個寄人籬下的「童工」，阿嬤自然也沒有機會讀書，只能揹著養母生的弟弟妹妹去偷看別人上課。然而她雖然沒受過正式教育，頭腦卻很好，算數精明，賣菜賣魚算起帳來一點也不含糊。
她還說自己小時候會存零用錢跟朋友玩十三支，用贏來的錢買冰—這是天生自帶理財觀念吧。我常常為阿嬤感到可惜，總覺得她如果曾有機會讀書的話，這一生就不會這麼辛苦了。
過著以「做媳婦」為終極目標的人生，阿嬤天天做著包山包海的家事，直到她嫁進了阿祖家，嫁給了阿公，本來應該算是功德圓滿了。但諷刺的是，儘管她付出了這麼多努力，算術如此精確，也沒辦法算出命運的錯誤。
她的不孕症。
無法生育的阿嬤失去了家族裡所有人對她的尊重。在那個年代(相信就算是現在也依然有人正在承受同樣的壓力)，女人不孕是莫大的罪過，甚至比窮死還可怕，更不要說她還是大房的太太。
為了不背負讓大房絕後的罪名，阿嬤去領養了一子一女，也就是我爸跟我姑姑，以便延續香火，緩解老天爺給她開的玩笑。
致命的新生兒
阿公過世的時候才五十幾歲。說起來一點都不誇張，他直到去世之前都還在工作。
當天他先是覺得身體有些不舒服，但還是硬把份內工作做完了才願意到醫院檢查。這一去他直接在病房裡住了下來，再也沒有回到家裡。我對他最後的印象，就是他躺在病床上，雙眼因疾病失明。阿嬤跟我說阿公走的時候嘴裡一直喊著我的名字。
話說回來，那我到底是什麼時候下手害死阿公的？依阿祖的神邏輯來看，是在我剛出生的時候。
那時，我出生才剛滿三天，就差點因為黃疸指數過高而丟掉小命，據阿嬤所說我整個身體都變成黃色的，急須換血。
最後是靠阿公捐的血讓我活了下來。然而，基於某種「傳統觀念」，阿祖硬是覺得我「偷」了阿公的血。在她眼中，阿公的身體就是從輸血給我之後才越來越差。她堅信，輸血給一個黃疸指數過高的嬰兒比長年工作過勞還要有殺傷力。
我是一直到了長大之後，才從親戚口中聽到事實：阿公死於腦癌。
在那之前，整個童年，我一直以為自己就是殺死阿公的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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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絕不認命！：痛苦的傷口會長出幸運的花》，大塊文化出版， 鄒彤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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