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Japanese Centre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近年公開由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藏《南方戰役中被佔領地行政之概要》的文件，其中第七附冊《香港軍政之概要》記錄了日軍如何判斷當時仍為英國殖民管治的香港在中日戰爭中所處的策略性位置：
香港的文化政策，即使是從香港對南支一帶以及兩洋華僑的重要性而言，也有着不能等閒視之的意義。一直以來，香港作為支那歐美化的一個基點，特別是在支那事變下，擔當着作為抗日言論、[抗日]文學溫床的角色。（註1）
上述分析透露了侵略者視角中兩項重要訊息：一、從教育與文化傳播的角度而言，香港是弘揚東洋文化的理想根據地，其文化政策對於華南和東南亞地區的華僑有巨大的影響力；二、對於西方國家的抗日宣傳，由於香港一直是促進中國歐美化和現代化的關鍵地區，「七七事變」以後更成為抗日言論的溫床，助長抗戰文藝的發展，是以香港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關戰時香港作為中國的文化「中心」（註2）、內地與上海孤島聯繫的「橋樑」、爭取愛國僑胞與國際輿論支持的「窗口」（註3），以及面向東南亞和世界各國的宣傳「據點」等說法（註4），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及至武漢、上海、廣州相繼淪陷以後，均被中國內地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反覆申述。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至香港淪陷以前（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香港由地緣政治所成就的特殊文化空間，體現為戰爭語境之下不完全受制的「協商區域」（negotiating space），充分展現戰時意識形態的多樣性。是時香港正面對英、日雙重帝國主義「或隱或顯」的政治干預，抗日「統一戰線」前提下左右翼文化人的「暗湧鬥爭」（註5），甚至在「皖南事變」以後國共兩黨以外更多不同黨派人士及政治團體的競爭角力（註6）。專研抗戰時期中國文學的美國漢學家耿德華（Edward M. Gunn）亦曾指出，「中國作家中第一次引人注目的背叛抗日方針的事件終於發生了，而且它不是發生在中國的日本佔領區，而是發生在不受日本控制的地區—香港。1939 年底和1940 年初，汪精衛和平運動的宣傳機構在香港成立。」（註7）抗戰和反戰、傾左或偏右、和平與鬥爭，標示了抗戰初期政治立場各異的思想傾向。
本書以「跨越歐亞」為題，強調戰時中國知識分子不囿於民族主義的觀點，更從全球視野、跨越歐亞的歷史和戰爭語境重新思考中日戰事。在戰火陰霾之下，香港報刊媒體的編輯和作者「披上了戰袍，環上了甲冑」進行反帝反日的宣傳以外（註8），同時關注全球戰爭格局之下中國的特殊位置、歐美與東亞的國際議題、香港與國內以至海外的緊密連繫。他們探討歐美知識分子面對戰爭的態度和策略，從而思考自身的政治處境；借鑑歐美的戰爭文學與藝術，發展中國的抗戰文藝，檢討戰爭詩學的演化；又將中日戰爭重置於東亞的歷史脈絡，尋找中國與日本民眾的本土聲音。正如蕭乾戰時為《大公報．文藝》在香港復刊撰文所言，「戰爭也許是尖銳的，但不是唯一的題材。」抗戰文藝應該是多方面發展的、實地的、反省的，「稜角、光影、人性的體驗依然不可忽略」（註9）。
《跨越歐亞：香港報刊抗戰文藝資料翻譯與選輯（1937-1945）》全書分為甲乙二編，下分五個部份統攝十個不同的研究主題，再據此加以選輯、編註和翻譯抗日戰爭時期香港報刊的戰時文藝資料。甲編重新考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至香港淪陷以前，兩種由著名南來文人主編的文藝副刊──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1938 年8 月1日至1941 年12 月8 日）（註10）以及同期由蕭乾、楊剛主編的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1938 年8 月13 日至1941 年12 月8 日）（註11）。過往不少論者從報業史、編輯策略的角度追溯抗戰期間《星島日報．星座》和《大公報．文藝》的發展，比較分析兩種副刊作家群所屬地域、文藝傾向與政治立場的差異，《大公報．文藝》對延安文人的關注甚至被視為該副刊的「亮點」（註12）。本書希望通過「抗戰視野下的歐洲戰爭與文藝」、「世界語、抗日宣傳和中國文壇」、「大東亞戰爭下日本的本土聲音」、「多重觀照下的中國革命與反日運動」、「抗戰時期的『孤島』與香港」、「詩歌、文藝和政治」以及「中國抗戰文藝及論爭」等主題分類整理文章（註13），突顯兩種副刊所見中國抗戰文藝的跨文化視野以及內省面向。
本書乙編，乃學術界首次翻譯和編註香港淪陷時期日文版《香港日報》（Honkon Nippō, 1942-1945）的文獻資料。《香港日報》為甲午戰爭後日人在港創辦的三種報刊之一，早於1909 年9 月1 日創刊（註14）。《香港日報》早期為一份四開的小報，發行量每日三百至五百份，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才發展成為綜合報刊。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同年12月報刊第四版改為中文版，翌年6月獨立的《香港日報》中文版正式發行。隨着戰事升溫，日本政府決定加強國際宣傳， 1938 年將《香港日報》的管理權移交台灣總督府，並由台灣總督府附屬善鄰協會注資經營。1938年11月1日，由《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衛藤俊彥（Etō Toshihiko）出任香港日報社社長，翌年英文版《香港日報》（The Hongkong News）創刊，至此《香港日報》成為香港報業史上唯一的三語報章（註15）。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入侵香港，衛藤被港英政府拘捕及監禁。香港淪陷以後衛藤獲釋，《香港日報》復刊並繼續全力「支持戰爭與建設」，成為日本香港總督部的官方「代言人」（註16）。本書乙編有關日文版《香港日報》的政治與文藝資料，將按「淪陷時期日人的文藝政策」、「大東亞文學：南方與香港」和「日人的居港生活和城市印象」等研究主題加以編選、翻譯和校註，它們展示了日本帝國主義對香港以至華南地區的文化控制政策，也記錄了戰時居港日人的生活狀況，讓我們得以管窺他們對中日戰爭的觀點及對香港城市的認識和想像。
《跨越歐亞》一書的籌備，經歷多時，編校及翻譯過程曲折多變。全書收錄中文報刊文章145篇、日文報刊文章51篇，整理報刊文章及註釋資料超過五十五萬字。衷心感謝李凱琳博士、趙芷琦女士、蔣之涵女士、林兆軒先生協助翻譯及校對日文版《香港日報》的文章，亦感謝研究助理郭曉琳女士、呂品女士、林兆軒先生協助編校中文報刊資料，並整理全書的人名對譯附錄。抗戰時期報刊資料保存不易，整理需要大量的校對及補充註釋工作以確保各篇文章的可讀性，漫長的校譯過程裏倍覺同路人如此珍貴。特此感謝盧瑋鑾教授對本計劃的關注和鼓勵、與陳智德教授的學術對話和交流，又感謝蕭振豪教授慨允擔任出版計劃的顧問，為日文報刊的文章翻譯提供專業意見。感謝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基金對「中日戰爭時期中國現代派對歐洲戰爭文學的跨文化閱讀（1937-1945）」研究計劃的支持（計劃編號14601720），讓報刊資料整理的前期工作得以順利完成。特別鳴謝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對本書出版的資助，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編輯兼學術出版分社社長黎耀強先生悉心安排編審、校對等事宜，在此一併致謝。
2023 年8 月9 日
註1： 《南方作戦に伴う占領地行政の概要》，昭和17 年1 月至20 年8 月（1942 年1 月至1945 年8 月），取自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資料庫，https://www.jacar.go.jp/index.html （2023 年8 月9 日最後瀏覽）。資料庫收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藏日本與亞洲鄰近各國的關係史資料。
2：了了（薩空了）：〈建立新文化中心〉，《立報．小茶館》「點心」專欄，1938年4 月2 日，第4 版。
3：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年），頁251。
4：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年），頁306。
5：盧瑋鑾：〈統一戰線中的暗湧—─抗戰初期香港文藝界的分歧〉，《香港文縱》（香港：華漢文化實業公司，1987 年），頁41-52。
6：陳智德：《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香港：中華書局，2018 年），頁49-58。
7：Edward M. Gunn,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 中譯參考耿德華著、張泉譯：《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頁4-5。
8：編者（楊剛）：〈重申「文藝」意旨〉，《大公報．文藝》，1939 年9 月4 日，第8 版。
9：編者（蕭乾）：〈這個刊物—代復刊詞〉，《大公報．文藝》，1938 年8 月13日，第8 版。
10：1938 年8 月1 日《星島日報》於香港創刊，戴望舒主編文藝副刊〈星座〉，直至1941 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入侵香港而被迫停刊。戴望舒憶述中曾表示「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裏寫過文章的」，徐遲則譽之為「全國性的、權威的文學副刊」。參考戴望舒：〈十年前的星島和星座〉，《星島日報．星座》，1948 年8 月1 日，增刊第10 版；徐遲：《江南小鎮》（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年），頁250。
11：1902 年6 月17 日《大公報》於天津創刊，1928 年首設專門的副刊〈文學副刊〉，至1933 年9 月〈文藝副刊〉創刊，由沈從文、揚振聲署名合編。1935年9 月《大公報》兩份文藝副刊〈小公園〉和〈文藝副刊〉合併，易名為〈文藝〉，由沈從文、蕭乾合編；1936 年4 月〈文藝〉改由蕭乾署名主編，但沈從文仍參與編輯及組稿工作。及至抗戰爆發天津、上海相繼淪陷，1938 年8月13 日《大公報》在香港創刊，繼續由蕭乾主編〈文藝〉。直至1939 年8 月底蕭乾前往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出任講師，1939 年9 月1 日起〈文藝〉改由楊剛主編。本書收錄的是抗戰時期香港復刊的《大公報．文藝》選輯文章。參考蕭乾：〈一個副刊編輯的自白—謹向本刊作者讀者辭行〉，《大公報．文藝》，1939 年9 月1 日，第8 版；蕭乾：〈魚餌．論壇．陣地—記《大公報．文藝》，一九三五－一九三九〉，《一本褪色的相冊》（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 年），頁147-179（原載《新文學史料》1979 年第2 期）；楊紀：〈《大公報》香港版的回憶〉，《新聞研究資料》，1981 年第2 輯（1981年12 月），頁175-188。
12：蕭乾憶述中曾比較《星島日報．星座》和《大公報．文藝》的不同作家群：「那時詩人戴望舒在編《星島日報》的副刊，他同上海作家們的聯繫比我密切。為《大公報．文藝》寫稿的，則大多是從平津奔赴延安或敵後以及疏散西南或西北幾所大學的。」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七年報紙文藝副刊編輯的甘與苦〉，《新文學史料》，1991 年第3 期，頁30。另參考樊善標：〈從香港《大公報．文藝》（1938-1941）編輯策略的本地面向檢討南來文人在香港的「實績」說〉，《台灣文學研究》第6 期（2014 年6 月），頁218-316；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香港：三聯書店，2019 年），頁118-126。
13：本書甲編第一部「一、抗戰視野下的歐洲戰爭與文藝」以下同時收入抗戰結束後《華僑日報．文藝》和《新生日報．文協》刊載〈淪陷期法國文壇總清賬〉、〈關於法國地下文藝活動和「子夜出版社」〉、〈戰後挪威文學〉和〈西班牙的前進文學家〉等幾篇關於歐洲戰時及戰後文學發展的文章。又甲編第三部，配合抗戰時期有關「新式風花雪月」文學的論爭，特別收入1940 年楊剛於《文藝青年》刊載〈反新式風花雪月—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一文，俾便參考。
14：甲午戰爭以後，香港曾出版三份由日人經營的報刊，分別是1899 年創刊的中文報章《東報》、1909 年創刊的日文報章《香港日報》以及1921 年創辦的日文報刊《南支那新報》。日文版《香港日報》為二戰前香港主要的日文報刊，學者將其出版歷史分為前後兩期：（一）從1909 年創刊至1938 年交由台灣總督府負責管理；（二）1938 年往後至1945 年停刊。本書乙編的文章翻譯主要據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日文版《香港日報》，圖書館現僅存1942 年6月11 日至1945 年8 月31 日的報刊。參考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再版），頁223-275；吳佩軍：〈20 世紀前半期中国華南地域における日本語定期刊行物〉，《跨境：日本語文学研究》第11 卷（2020 年），頁261-264；周佳榮：《瀛洲華聲：日本中文報刊一百五十年史》（香港：三聯書店，2020 年），頁8-10。
15：香港淪陷時期，《香港日報》繼續由衛藤俊彥擔任社長，但因經營不善，朝日新聞社遂派遣知識真治（Chishiki Shinji）等十數名編輯主管到香港日報社，並於1944 年9 月24 日接管該報業務。本書乙編收錄衛藤俊彥〈對前人的感謝—於─一萬號發行之時〉（《香港日報》，1943 年1 月7 日）一文的翻譯，作者詳細講述1938 至1943 年在港期間主編《香港日報》遇到的困難。另參考吳佩軍：〈香港日報日本語版とその文芸欄〉，《跨境：日本語文学研究》第8（1）卷（2019 年），頁231-237；吳佩軍：〈20 世紀前半期中国華南地域における日本語定期刊行物〉，《跨境：日本語文学研究》第11 卷（2020 年），頁261-264；李威成：〈《香港日報》與日本南進擴張（1909-1945）︰港日關係的新認識〉，《九州學林》第36 期（2015 年12 月），頁79-83。
16： 淪陷時期，香港佔領地政府除英文版《香港日報》以外關閉了所有英文刊物，又重新組織和合併中文報刊。至1942 年6 月，除日人經營的中文版《香港日報》外，香港只餘下《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南華日報》和《大成報》合共五份華資的中文報刊繼續出版。參考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28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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