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那個「黃色工會」
【明報專訊】香港近期出現「解散潮」，民陣、教協、支聯會，這些在香港人政治生命中打上深深烙印的團體相繼解散，而經歷30載浮沉的職工盟，大概也難逃此命。坊間有評論指，職工盟解散後，工聯會應在爭取勞工權益的職能上填補其空缺。而工聯會似乎確是摩拳擦掌，想幹一番「大事業」。
同樣是勞工政黨，但工聯會和職工盟分屬兩個不同陣營。這見怪不怪，自19世紀有「工運」以來，工運團體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分裂」才是常態。以工運起家的中國共產黨，相信也很清楚這一點。歷史上，中共將自己旗幟下的叫「赤色工會」，其他工會叫「黃色工會」，包括純粹追求經濟福利、不搞階級鬥爭，或是有國民黨背景的工會都屬「黃色工會」。
這個「黃色」，與今天的「黃絲」沒有關係，英文「Yellow Union」，又稱「Company Union」，指被資方收買、分化工運的工會，主張與資方合作，走改良主義而非鬥爭路線。「黃色工會」這個名字源於法國，當時有一班工人拒絕罷工，罷工的工人打碎對方聚會點的玻璃窗，拒絕罷工的一方以黃紙糊起窗洞，因而得名。
在中國，共產黨正是在20世紀初的工運大潮中發展壯大。1921年，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規定黨成立後的中心工作是領導和推進工人運動，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1925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都是中共早期工運大手筆。
「赤色工會」vs.「黃色工會」
「赤色工會」和「黃色工會」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上的矛盾，絕不少於工人階級和大資本家之間的階級矛盾。然而它們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消滅不了對方，唯有長期並存。曾從事工運的已故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在1932年曾撰寫一篇〈批評「退出黃色工會」的策略〉，認為不宜簡單退出、「杯葛」黃色工會，有覺悟的工人可以留在黃色工會中，爭取群眾、分化其組織，待爭取到大多數人，再另行成立赤色工會。
現時中共黨章的第一句，就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不過第二句就是「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句話是2002年十六大時修改黨章加上去的，舊版的表述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
也是在那一年，引發「資本家可以入黨」爭議的「三個代表」寫入黨章，中共是否放棄了階級鬥爭？是否不再是「革命黨」？是否要像自己批判過的蘇共那樣做「全民黨」？用中共自己的解釋，這叫「與時俱進」，因為「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我們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江澤民2001年在建黨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20年後的今天再看，「全民黨」的理論已經得到更充分的論述，習近平今年七一的建黨百年講話，只提「人民」，不用再討論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有何區別，也不用費心解釋如何從「新的社會階層」吸收新血。既然「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的企圖都絕不會得逞」，那麼把「人民」再分割為各種成分豈不是愈搞愈複雜？反正都是黨的領導下，不用分得那麼細。而且，當今內地的工會組織，早已不是當年的革命性質，工會費只是用來發福利、搞活動。五一勞動節是黃金周假期，不是要上街罷工遊行抗議的日子。「全國總工會第一書記」地位也不高，現任書記陳剛從河北省雄安新區管委會主任之位調來時，還被認為是「發配閒職」。
「我們嘛，要互相幫助……」
回到香港，工聯會與內地工會一樣，因其親建制立場，在國際工運眼中屬於「政府工會」。曾幾何時，工聯會秉持與中共類似的「群眾路線」，團結低下層民眾。左報出身的資深傳媒人安裕曾經撰文，「那時沒有平價蛇宴沒有東莞順德三日遊更沒有議員成功把木棉花果都摘清光，只是找你談半個晚上，留下的是悠悠不去的生活叮嚀。然而那天夜裏，那兩個藍色外套男女的話語說到那家人心坎，講的是低下層社會共同語言， 『我們嘛，要互相幫助……』」（刊於2011年4月17日《明報》安裕周記專欄，後收於安裕《思前想後》一書）
六七暴動後，包括工聯會在內的左派工會聲名狼藉，因而轉趨低調，但工人結社反對資方剝削的需求一直存在，所以後來成立的工運團體一直標榜「獨立」，不親共產黨也不親國民黨，但在暴動陰影中，「不親共」顯然被強調得更多。職工盟的前身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
時移世易，「赤色工會」變成了「建制派」，只能走「改良主義」、小修小補的路線；而一開始就「不親共」的職工盟——這次真真是「黃色工會」，成了「反中亂港」組織。
如今，「黃色工會」被打倒了，但香港的地主資本家還沒有鬥倒，未來治港的愛國者，要「敢於同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言行作鬥爭」（夏寶龍語）。搞鬥爭，本來是「赤色工會」的拿手好戲，君不見工聯會中的積極分子，早就開始討論「新時代工運」了麼。
文˙余衡方
編輯•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