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僱員暴徒」非新事 從傘運說起……
【明報專訊】事隔一周，元朗西鐵站回復日常景致，但即使地面血迹被抹去，站內腳步往常踢踏，曾在現場或透過直播目擊白衣人行兇的香港人，心裏永遠留下無以復元的傷痕。
怵目驚心的除了一幕幕棍打圍毆、傷者血流披面等暴力場面，事後一段段警員口出狂言、在市民遇襲時轉背離開的片段，更令人心裏發毛，加上警方事後對延誤三十九分鐘到場的牽強解釋，亦令甚囂塵上的警黑合作批評顯得懷疑有理，驚訝制度或許早已徹底崩壞。
這種形式的合作原來於世界各地並不罕見，學術界對這種「僱員暴徒」（thugs-for hire）亦有不少討論。
他們如何為政權鞏固管治提供支持和搗壞？不妨從二○一四年傘運旺角襲擊談起……
元朗襲擊比旺角襲擊有組織
二○一四年十月三日，佔領期間的一個早上，旺角街頭出現了異樣，一群兇悍粗獷的人走到西洋菜南街與阿皆老街交界移走沙包。到了下午，他們開始拆毁帳篷與圍欄，有一個學生在包圍中暈倒，遲遲未能穿過人群被送往救治。「警察沒作用（The police were no use）」，牛津大學社會學系犯罪學教授Federico Varese當年專程到香港，在他後來出版的著作中記錄了佔領期間旺角的一天。當日衝突發生時，他看見警員分隔雙方的薄弱防線很快便退讓。一名電視台記者後來向他複述，戴上口罩的暴徒襲擊示威者，一些沒遮臉的人也加入了，非常混亂，更多打工一族在下班後加入支援，暴徒的規模也同時壯大，示威者持續受攻擊。有救護站義工說，她看到警員在旁觀看，「警察故意不保護我們」。到晚上十時三十五分，打鬥終於發生，Federico Varese在書中直指警員再次未能介入，相反，他們守在道路交界，在約二十米範圍外遠距離監察，最終要靠雙方由旁觀的人分開。一個在場的市民告訴Federico Varese，看見一些戴口罩的男人在警察護送下離開後，很快就被釋放，「那些人就像循環，來回復返」。
黑幫與政治關係
這一切，Federico Varese都記錄在他研究黑道的專書Mafia Life裏。書中分析不同國家的黑社會，其中講到黑幫與政治關係的一章，以雨傘運動時期、黑社會在旺角攻擊學生的事件為研究對象。相隔五年，在元朗，襲擊同樣在一天裏早就開始醞釀，警察同樣沒有介入，一切似曾相識。
問及對這次襲擊的看法，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Lynette Ong主動提起二○一四年的旺角打鬥事件，指這次動用黑社會對付示威者的策略與當年相若，卻更有組織、更大膽，「借助外力施暴，反令反修例運動達到新的高度」。
捍衛利益抑或為錢辦事？
黑道為什麼要攻擊示威者？傘運旺角襲擊，有人懷疑群眾聚集堵塞令黑道利益受損，Federico Varese當年訪問了一個小巴業團體職員，他表示當重整路線後，生意迅速回復，而小巴業團體向法院提出禁令，要求驅離公共場所的學生與收入損失無關。與此同時，黑道收入來源眾多，賭檔和色情場所生意沒受影響，而且向商戶強制性收取的保護費也是固定。Federico Varese訪問了知悉詳情的兩名黑社會分子，Shek（化名）和Brick Brother（化名）。他們表示，當日黑道參與事件並非由於佔據道路引發不滿報復，相反，Shek透露其實早有預謀。早上他收到大佬和朋友傳來信息，晚上再要求增援，年輕的為了向首領展示實力、年長的為了錢而參與。他認出當天在場的黑幫大部分來自深水埗，而以旺角為地頭的幫派亦因事前沒被告知、領土被入侵而感到不滿。Brick Brother則在事後曾打聽酬勞多少，發現報酬按資歷而定，底層無名小卒八百元，較資深的可得到一千五百至三千元，而領頭則獲高達一萬元一日。他說對被捕的襲擊者短時間內獲釋放並不驚訝，「因為警方的高級指揮官早知道他們會來」。這顯然揭示了一個機制的存在——人力有買有賣，負責給錢動員的是誰？Federico Varese的研究沒能確認。
外判暴力 維持政權合法性
專研中國國家鎮壓、社會控制與公民抵抗的Lynette Ong去年發表論文Thugs-for-Hire: Subcontracting of State Coercion and State Capacity in China，指出聘用暴徒是一種常見於各國的政治手段。論文探討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為何需要採用「僱員暴徒」策略以箝制反抗聲音。她的研究聚焦中國一些實際案例，指常用於地區房屋拆遷驅逐、收地、徵收稅項等，部分人因為曾經犯罪無法找到正當職業，有時身穿迷彩服、自稱巡訪人員對民眾進行威嚇、騷擾、毆打甚至謀殺。「雖然我的實證採自中國，但理論並不限於一個國家或者專制政權」。
代政府執行非法武力
Lynette Ong從「以強大軍事戰術聞名的中國政府，為什麼需要或希望利用非官方人員控制社會」的疑問作為起點，嘗試歸納牽涉的條件，當中包括「當行動非法或政策不受歡迎」，在警察和軍方因實際情况不容許正當地部署非法行動，例如企圖以違法暴力打壓示威者，「僱員暴徒」的第三方性質正好能充當權宜之計。另外，用上「僱員暴徒」，多為政府企圖逃避可能被追究的責任，文中提到這通常與使用非法暴力打擊市民有關，「當政府不希望被視為使用非法武力，就可能將暴力外判給第三方」。
「僱員暴徒」實屬國家暴力延伸，她指出雖然執行者是第三方，但政府會直接或間接地提供支援，包括供應武器和情報，甚或是簡單如容許這些暴力行為發生，以換取政治上的得益。她亦表示，這種「服務」因為是按需要而提供，基本上可視為合約形式合作，項目完成時隨即解散，在執行上毋須落入編制提供正式的員工福利，易聚易散，執行上更為便利。
引發同情 或激起更大反抗
Lynette Ong認為，派出白衣人打擊示威者，以比傘運時更有組織的規模進行，反映中央政府甚為焦急，希望盡快平息抗爭。「以我的解讀，使用這種策略是為了恐嚇和磨滅抗議者，以阻止進一步升級。但長遠來看，這可能有助抵禦，但也會損害政府的合法性。」她在文中亦曾談及過使用「僱員暴徒」可能要付出的代價，指透過外判第三方施行暴力，本為了維持政權的合法性（legitimacy），讓市民看到執法人員沒有越規，但即使施襲者身上並非穿著警察制服及以口罩遮臉，受害者往往卻很清楚下達命令的人是誰。Lynette Ong認為，這隨時會倒過來令政權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受損。她在論文中闡釋，在實際操作上，由於政府往往無法直接控制這些暴徒的行為，很可能導致過度使用暴力。以行動者為中心的行動，容易招致多人傷亡，引起大眾廣泛同情，「反過來鼓勵更多公民加入抵抗，而並非遏止他們」。
民間自發行動反政黑勾結
的確，在七．二一元朗恐襲發生後，除了有市民發起乘坐港鐵的不合作運動，連日來，來自各行各業的市民都以自己的方式明志，包括建造業工人在地上燒焊「黑警」，並貼出遮掩個人資料的註冊證，甚至有自稱黑道中人貼上寫有「白衣人不代表全部黑社會」、「唔係個個黑社會都冷血無性」以及「反送中」memo等表明心迹，實踐林鄭競選宣言中的「we connect」。就連體制內的行政人員也一同參與——來自四十四個決策局和部門單位、共二百三十五名政府職員聯署公開信予林鄭月娥，將矛頭直指政權，譴責警方沒有及時派員到場保護市民及捉拿暴徒，「令人懷疑政黑勾結，除了令市民對警隊信心盡失外，亦令公務員質疑政府機構並非為民服務，更甚者令公務員成為社會撕裂的幫兇」，要求回應市民訴求同時，聲明亦揚言若政府繼續漠視民意，將籌備具體工業行動，「謙卑地與廣大香港的市民同行，克盡我們服務市民的『公僕』身分」。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針對平民抗議者使用暴力，現在世界將注意力集中在香港及其政府上。」Lynette Ong認為事件將香港這場運動引來世界的注視，同時，也可能對中國管治造成潛在威脅，「中國政府向國民展示抗議活動，他們不強調暴徒襲擊的部分，而突顯抗爭製造的混亂」，她形容這次暴力決定為一把雙刃劍，「可能令部分中國公民希望擁有香港人一樣的自由」。
文//潘曉彤
圖 // 資料圖片
編輯 // 王翠麗